从传统到现代: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生成与变迁

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有着不同的生成路径:传统社会时期,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主要体现为对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精英的认同而非自上而下的正式官僚组织与成员,地方精英对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建构是维系这种非正式权威关系的关键;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农业生产合作化塑造的高度集体主义以及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共同构筑了基层公众对新政权强烈认同与信任的来源;公社全能主义治理结构下的政治信任,公众更多是一种敬畏的心理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政治认同;乡政村治时期的基层政权,信任基础面临土地经营体制变革、税费改革、农村市场化进程以及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日益原子化所带来的利益和价值认同资源流失的双重冲击.     

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实证 ——基于滇、桂两省(区)8市的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对提升基层民主质量、加快城镇化进程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价值.新生代农民工"微生活"常态化、网络抗争意识增强和"城市化"意识强劲但过程艰辛制约着其政治认同.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度越高且上网时间越长,其政治认同度就越高;制度认同在政治素养与政治认同中具有中介效应,制度认同对政治认同具有直接价值传导作用,制度认同有助于涵养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素养;优质的微媒资源、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高效的制度实践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具有协同促进作用.     

农村基层公共空间中的政府在场——以基层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为视角

农村治理的绩效取决于基层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诸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它们体现于两个不同的公共空间之中:一是以社会单元为结构、以维系和发展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内生的,体现了自主性的诉求,社会资本与公共领域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二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结构、以实现对基层政治控制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外生的,体现了政治秩序的诉求,政治认同与制度化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尽管二者的作用方式和地位不尽相同,但并非是单纯的对立关系.时下,对我国农村基层的政治发展而言,现实的路径是兼顾这两个空间的统一,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自主两种机制的统一.     

执法公信力刍议

执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执法行为及执法结果的信服和认同，并自觉遵从的一种状态和秩序，它表明社会公众对执法行为、执法者的信任和尊重程度，也反映出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影响力。执法公信力以政治信任为基础，以社会认知为前提。公信力的核心是取得公众的“信任”，执法公信力的关键也是执法机关、执法人员、执法行为如何取得公众的高度信任。执法公信力有两个要素，即法律的权威性和执法的正当性。     

政府公信力的政治道德实践问题探讨

政治道德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是社会成员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情感道德评价及内心认同程度,源于政府行政理念及具体行政中蕴涵的情感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反映。其政治道德实践意义体现在以公众评价为主要特性、社会成员情感认同为评判,既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的价值基础,也是维持"政府—公众道德关系"持续性的重要联结。在实现路径上,制度伦理的价值实现、主体的道德内化建构及道德情感融入的实效性,是建构和保障对政府信任关系的有效途径。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机制转变

基层政府治理机制转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基层组织也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和延伸,公众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效果以及政治体系合法性、政治制度合理性的认识与认同,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基层治理行为获得的。只有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良性运行、科学发展的基层政府机制,转变政府职能,积极为公众和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才能有利于夯实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农村基层公共空间中的政府在场——以基层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为视角

农村治理的绩效取决于基层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诸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它们体现于两个不同的公共空间之中：一是以社会单元为结构、以维系和发展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内生的，体现了自主性的诉求，社会资本与公共领域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二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结构、以实现对基层政治控制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外生的，体现了政治秩序的诉求，政治认同与制度化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尽管二者的作用方式和地位不尽相同，但并非是单纯的对立关系。时下，对我国农村基层的政治发展而言，现实的路径是兼顾这两个空间的统一，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自主两种机制的统一。     

群众认同:当代基层政府动员合法性路径建构

任何政权的确立与巩固都离不开合法性资源的支持,从而通过争取或强化民众的认同与接受以之实现长治久安。而在政治实践中,基层政府动员的合法性基础往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理型统治权威的逐渐淡化和基层民众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众对认同客体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要求。而与之伴随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基层民众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与基层动员规则基础的受损,这些都对基层政府合法性基础提出质疑。需从意识形态、规则基础与有效性基础三个方面获得民众的自发认同与拥护,因此需着眼于动员主体利益共同体观念的塑造,动员客体权力规制与社会保障的构建,以及发展成果为全体成员共享。     

论基层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保护与开发

所谓政治资源,是指凡是对政治体系的功能、权威、政治运行机制的效率、政治行为主体的权力、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影响和变动的物质性和非物资性资源。所谓基层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主要是指由基层政府的政策、规章、制度、税收以及出售的各种公共产品等原因引起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的流失。政治资源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政府一些行政人员的素质差、行政权力无序运行、行政行为不当造成的。要保护好这些资源,可采取依法出售公共产品、保护集体资产、提高行政人员素质、建立正常的渲泄机制等措施。同时可组织专业人员下乡、落实村民自治制度、实行制度创新、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等办法开发新的政治资源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村级公共权力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与乡村治理都是围绕着村级公共权力展开。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被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基本内涵,随着农村社会分化情形的不断加深,进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出现分化,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些现象与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联,既反映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性,也能够为分析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思路。     

乡镇财政困难对基层政权的影响

目前,我国大部分乡镇出现了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债务负担沉重的财政困难,从而导致乡镇政权功能退化,影响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并引发政府信用危机和农村社会政治的不稳定。高度重视并积极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对于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乡村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的思考与实践——以临沧市为例

中国农村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急剧转型期,但由于公共安全保障基础相对薄弱,使公共安全管理与经济快速发展的不相适应性变得越来越显著,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基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提高乡村群众的安全保障,改善乡村基层的生活环境,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确值得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以云南省临沧市农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处置和防范为例,从当今农村基层群众对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的需求切入,分析基层政府在贫困乡村履行公共管理职责的空间和局限,进而探索一种在体制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下,通过机制创新和力量整合,建立健全乡村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的方式和途径.     

论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及化解乡村债务的途径

乡村债务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能否顺利进行,也关系到基层政权能否稳定运行。形成乡村债务的原因,主要是乡镇政企不分,权责不清,盲目兴办,企业举债,使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债务沉重,有的地方搞达标"讲政绩",导致举债,还有的地方机构庞杂,支出过大,被迫举债。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一是采取有效措施:通过核销、拍卖、清息、降息、划转、争取外援、查处、强化管理、增收等手段化解已形成的不良债务;二是制止新的不良债务的继续增加;三是建立和完善化解债务的配套措施,确保农村牧区改革顺利完成。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基于信任的视角 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等功能。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人们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加剧与社会利益分化,摧毁了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的新兴特殊群体也因此陷入了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低下的裂痕之中。当信任的裂痕没有及时得以修复,新的社会信任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宪政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缘由

中国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制度不仅体现国家治理对于基层社会利益的尊重,而且体现国家成长进程中对于基层社会成员自主判断能力的尊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宪政内容,闪烁着宪政主义的智慧光芒,它能够加快中国宪政建设的速度和降低宪政实践的成本。基层的治理变革不仅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它立足于农村现实的社会背景,将宪政的理念、精神、价值和机理导入农村基层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建构农村基层的宪政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的宪政治理秩序．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应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融为一体。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应调整农村发展思路,因地制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完善民主政权建设,全面推动我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村改造的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毛泽东成功地实施了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农村改造实验。通过经济、文化教育、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三方面的改革,农村旧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被彻底改变,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广大农民的政治、阶级觉悟和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乡村传统权威对基层政权的实质性控制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由此赢得了最广泛的信任与支持。     

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对贵州省684名农村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在福利基本价值上的集体主义价值认同表现得较为强烈,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平取向特征.农村居民对社会福利的预期功能的高度认同与其对现行社会福利制度实践效果的低度评价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这表明作为公共物品的社会福利在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相对匮乏.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制度背景、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特征等不同层次因素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均具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