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学杜及“诚斋体”的宗唐倾向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受到杜诗的影响,他较多地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作诗以杜诗为韵,还学习了杜诗的一些句法。但杨万里学杜成就并不高。杨万里的"诚斋体"有着轻巧灵快的写作方式和机智活泼的艺术风格,有明显的宗唐倾向,他同其后的永嘉四灵等一道,代表了南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向唐诗的复归。     

朝鲜诗家李(氵翼)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氵翼)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八哀诗》中《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等诗,虽存在主观臆断现象,但新见叠出。李(氵翼)还对杜诗的词语进行了考释、辨析,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李(氵翼)更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把杜甫与李白、韩愈、屈原等诗人作对比,在比较中见杜诗风神。这些解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李(氵翼)在各家注杜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正确的释义,大胆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李(氵翼)更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实证的方法考究杜诗,提出了注释杜诗的方法——"以杜释杜"。李(氵翼)的杜诗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杜甫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宋代诗人孔平仲杂体诗的风貌特征

宋代诗人孔平仲的杂体诗不仅品目众多,而且大胆革新,呈现出与前人不同的风貌特征:集句诗题材严肃,感慨深沉,首创集杜诗,开后世集杜诗之先河;药名诗则进一步拓展了主题范围及实用功能,对创作理论进行总结,且借鉴盘中诗、回文诗整首诗循环往复的特点,将离合手法扩展至全篇;四声诗中首创上声诗、去声诗、入声诗;八音诗、建除诗中始作七古。这种革新精神与他本人"不经人道语"的创作态度以及宋代文人追新求变、自成一家的文学观念息息相关。     

新旧诗歌视阈下的杜诗学嬗变 ——以吴芳吉杜诗学研究为中心

吴芳吉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家与诗人。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吴芳吉杜诗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别有独到之处。吴芳吉采用传统知人论世的方法研究杜诗,把每首诗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与诗人生活经历充分结合进行细致微观论述。在艺术手法上,吴芳吉推崇杜诗用典、叠字和炼句,倡导回归传统的诗教观。吴芳吉高度认同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将杜诗的爱国思想作为教育的工具,传授给学生。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他对杜诗的推崇实际上是在新旧诗歌交替中,对中国本位文化与民族文艺的传承与嬗变。     

惠洪文字禅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北宋著名诗僧惠洪的文字禅观念是针对当时禅门流行的"无事禅"和"无言禅"而提出来的。他借助包括佛学以外的儒道思想资源和经典言论对"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平常无事"的禅宗宗旨进行修正,为文字禅的有效性作出辩护。在文字禅理论的支持下,惠洪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述,包括佛教的经论注疏、僧史僧传、语录偈颂、禅宗纲要以及世俗的诗文辞赋、笔记杂录、诗话诗格、经书注解。惠洪能成为宋代文字禅的代表人物,与其童年教育、禅门师承、社会交往、坎坷遭遇有关,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具备了融通儒与释、禅与教、诗与禅的眼光。惠洪的著述和文字禅观念对后世禅林影响深远,甚至在日本五山禅林文学里受到欢迎。     

诗禅"妙悟"的相合相离

作诗与参禅都讲求"妙悟",诗禅在"妙悟"上有互通共融之处,同时诗禅"妙悟"又在语言载体、"悟"程度及功夫积累等多方面存在差异,"相合相离"是诗禅"妙悟"的特点,也使诗与禅呈现出若即若离状态.此外,"妙悟"说亦在书法、绘画、曲乐等多方面运用,是多种"工巧技艺"追求的高超境界.     

论杜诗对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影响

王安石对杜诗有很高评价,杜诗对其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安石诗歌关心国事民生,并化用了许多杜诗。他的集句诗直接使用了很多杜诗。王安石使用了很多杜诗典故,注意诗句锤炼,也学习了杜诗句法。但是,王安石诗好发议论,以秽恶入诗,多应酬之作,又用典太多,有以文为诗之病,表现出与杜诗的很大差异性。他成就最高的晚年绝句也与杜诗无涉。总体上,王安石诗与杜诗有较大差异,艺术上也相差很远。     

黄生杜诗研究方法略说

黄生的<杜诗说>是影响于当时却淹没干后世的一部杜诗评论和研究著作.黄生在<杜诗说>中,将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原则作了重新诠释和具体化,并以其作为评论和研究杜诗的基本方法,力图揭示杜诗的本意.对<杜诗说>评论和研究杜诗的方法所作的初步探讨,通过对<杜诗说>的钩稽认为:黄生所提出的"深悉公之生平"、"综贯公之全集"、"融会-诗之大旨"三原则,就是"以意逆志"的具体化,是黄生在<杜诗说>中分析和研究杜诗的主要方法.黄生对杜诗创作本意的认真探寻,体现了他作为训诂考据学者的严谨学风.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扞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扦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后村同调。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美国诗人汉米尔的“杜甫情结”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汉米尔非常推崇杜甫,与中国诗圣缔结了一段跨越古今时空和中西异质文化的诗歌因缘。迄今30多年来,汉米尔一直坚持翻译和传播杜诗,而杜甫、杜诗也对汉米尔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汉米尔常直接以杜甫之名入诗来吟咏杜甫,同时还善于学习和借鉴杜诗,将杜甫诗学理念和艺术技巧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汉米尔的译杜、咏杜和学杜,不仅彰显了其浓郁的"杜甫情结",而且也折射出杜甫不泯诗魂的异域回响以及杜诗在英美诗坛的广泛影响。     

王士祯的杜甫研究

王士祯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形成独到的思路与方法。他对杜诗的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他认为杜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论杜诗的艺术的伟大是"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王士祯对杜甫的研究非常广泛。他游宦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实地考察研究杜甫的生活思想和杜诗的内容。他考释杜诗的一些名物,研究杜诗的一些版本文字,还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杜甫对后世重要诗人的影响。     

宋代诗话家对杜甫诗歌经典化路径的拓展

中国古代诗话具有开辟和拓展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要功能。有宋一代,品评杜诗成为一种主流学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诗话"为载体,论说老杜人品,漫谈读杜感悟,撷取杜诗精华,交流学杜心得,对于提高士人群体感知和欣赏杜诗的整体水平,加速杜诗经典化历史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诗学家通过多种努力,例如强调杜诗为唐诗"第一"的卓越成就,推崇杜甫为诗中圣人,对其艺术特色进行细致而精妙的评点,确立了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朝鲜诗家李瀷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瀷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八哀诗》中《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等诗,虽存在主观臆断现象,但新见叠出.李潩还对杜诗的词语进行了考释、辨析,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李瀷更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把杜甫与李白、韩愈、屈原等诗人作对比,在比较中见杜诗风神.这些解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李瀷在各家注杜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正确的释义,大胆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李瀷更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实证的方法考究杜诗,提出了注释杜诗的方法——“以杜释杜”.李瀷的杜诗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杜甫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南宋杜诗、韩文与柳文集注中的任渊注考

由于任渊注黄庭坚诗在南宋的影响很大，于是当时杜诗、韩文、柳文集注的编撰者常常将任渊对黄庭坚诗的注释混入杜诗、韩文、柳文的注释中，或者将其他人对杜诗、韩文、柳文的注释冠以任渊之名。实际上，任渊并未注释过杜诗、韩文、柳文。这类造假，对后代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诗禅关系研究的开拓与深化——喜读程亚林著《诗与禅》

禅学,是印度佛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与改造而演变成的中国化佛学。它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古代诗论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中国诗学史上,形成了一种诗禅相通的奇特现象。早在40年代,美学大师宗白华就已提出,要考察这种奇特现象,要研究诗禅关系,才能深入理解中国古代诗学及中国艺术精神。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诗禅关系研究一直很薄弱。近几年来,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诗禅关系研究,已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而且已发表了一些论此课题的文章;不少文化史丛书中,也有论此课题的篇章。但全面研究诗禅关系而写成专书的,程亚林同志所著《诗与禅》(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还是国内大陆头一本。而我在细细读完它以后,则更感到:此书首次采取比较文化和文化思想史的     

禅思与诗思的比较研究

禅宗思维与诗性思维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思维,那种所谓"诗学等禅宗,千古渊源共"、"论诗如论禅"、"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是把禅宗思维中渗透的诗性思维也当成了禅宗思维.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表面上看都追求"自性"和"个性",也都有对"空"、"无"的独到见解,但实质上两者的"自性"观、"空""无"观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此禅与诗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