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时期景德镇传办瓷器的计数

雍正朝七年(1729)和十一年(1733)传办瓷器的件数有代表性。乾隆朝自元年至十年(1736-1745)传办瓷器较多.又以圆器为主。中国第一历史挡案馆存有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763-1766)传办瓷器的档案.从中可计出瓷器的件数、烧成率和制价。传办瓷器的制价亦影响民窑瓷器的价格。传办瓷器在制瓷工艺的仿古创新中有其独特作用。     

沉静靓丽话“青花”

"青花"是人们对白底蓝花瓷器的称谓,系以天然钴土矿物作彩料,在瓷坯上装饰图案花纹,外罩透明釉后,入窑经高温(1300℃左右)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是元、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中的主     

风俗画嵌入瓷器的现象考析

风俗画忠实地反映日常生活,其载体多样,如岩壁、纸、帛等。然而随着制瓷技术的进步,瓷器逐渐成为风俗画新的载体。风俗画嵌入瓷器后产生的瓷绘风俗画,也继承了风俗画的图式和功能。文章在厘清瓷绘风俗画概念的基础上考辨了瓷绘风俗画形成的原因,认为瓷绘风俗画是"记录"意识转移的产物,借"记录"意识的演变路径梳理了瓷绘风俗画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瓷绘风俗画在发挥记录功能时的独特性,认为风俗画嵌入瓷器后对瓷器流通与风俗传播有较大的影响。     

西方语言中porcelain(瓷器)的跨文化语源研究

西方各国 porcelain的拼写大同小异,学界普遍认同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研究 :porcelain的 语源与汉语无关,它源于法语 porcelaine(子安贝),而后者又源于拉丁词 porcellana(子安贝),该拉丁词又 由 porcus(猪)及 pucelage(处女状态)派生。但跨文化研究表明,porcelain是汉语“波斯蓝”的对音,得名源 于中国古代制瓷所用从伊朗进口的色料。历史上,西方人先认识瓷器,后认识子安贝。因而,在西方语言 中,该词先有“瓷器”义,然后再分两个方向演变 :一从外貌、形状的角度,衍生出“子安贝”、“贝壳”、“货 币”、“牙齿”等含义 ;另一从颜色(“青花”)的角度,产生“马齿苋”等词汇。这一研究成果还证实,至少在元 代,我国制瓷用的上等色料确实来自伊朗。     

河南省内乡县邓窑遗址考述

邓窑是豫南地区的著名瓷窑,始烧于唐末,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以宋代最盛。邓窑融汇了南北方制瓷工艺,烧造时间长,窑址范围大,器物种类多,为传承中国古代制瓷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瓷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文人画在磁州窑铁绣花装饰上的美学体现

宋代磁州窑陶瓷装饰以铁锈花绘画装饰最为突出,它创造性地以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生动的将花卉、人物、鸟兽、书法等绘制在瓷器上,充分体现了宋代文人画的美学体现,发展了我国继唐代长沙窑以来的瓷器彩绘技法和题材,为宋以后的青花和五彩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青花写青史——青花瓷欣赏

中国是陶瓷大国,陶瓷的种类异彩纷呈,尤以青花瓷最引人注止。青花瓷起源于唐代,成熟于元代,昌盛于明代以及清代初年。青花瓷是以氧化钴为色料,直接在胎上绘画,再施透明釉,高温烧就的蓝白两色相间的瓷器。它以釉下彩的工艺优势和瓷画本身的文化艺术价值,受到世人的珍视,被誉为“国瓷”,为现代收藏家所青睐。 青花钴料在白胎上留下了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得以让我们从每一片青华碎瓷上读到一段逝去的风云: 明代弘治年的昭君出塞图,嘉靖年的藏人戏舞图,都从一个侧面     

大丰瓷刻:镌瓷琢画显匠心

正中国有句俗话"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说的就是瓷刻这门技艺。瓷刻以刀代笔,在烧制好的瓷器上直接镂刻文字或图案,被形象地称之为"瓷器上的刺绣"。瓷刻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相传清乾隆皇帝喜在瓷器上题诗,用以寄情抒怀。为使御迹能保留长久,宫庭艺人就想办法将墨宝刻于瓷器上,从而产生了瓷刻。在清代道光年间,清宫内务府记事档中称其为"瓷上刺绣",由于工艺复杂、成本高、成品率低,往往丝毫的瑕疵就会使瓷器沦     

论明代青花瓷的伊斯兰文化成因

青花瓷的出现是中国瓷器生产传统的重大转变，白地蓝花和釉下彩装饰技术与中国瓷器传统的单色调及刻画装饰差别很大。虽然元青花瓷已经能够批量生产，但明代才将青花瓷确定为宫廷用瓷，并指定景德镇御窑厂专门烧造。明青花瓷的造型、种类和纹饰一开始就具有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带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的“回回瓷器”，从洪武到正德时期不断出现，其中很可能存在精神或宗教层面的推动因素。而国外文献中记录的相关史料也为探讨明代帝王与伊斯兰教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它有助于解释明代青花瓷中的伊斯兰文化。     

生活中巧用醋

※新购的瓷制餐具、茶具、酒具,放入10%的醋水内浸上两三小时后再用,可除去新瓷器所含的微量铝,避免铝毒危害身体。※在烹调水产品蟹、虾、海蜇时,先用1%的醋液浸泡一小时,可防止嗜盐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     

道光朝总督群体结构研究

道光朝是清代乃至我国整个传统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通过对道光朝51位总督民族、籍贯、出身、行政经历、到任年龄及任期和离职原因等的分析,可以窥视出清廷在这一转折时期的用人之道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而对我们理解清代中衰或有助益。     

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少阳院与唐中后期太子权力之迁移

唐中后期,太子不居住在东宫,而随皇帝居住在大明宫里的少阳院。大明宫前后建置了东西两处少阳院,由于两少阳院分剐与翰林院、左右神策军等权力机构相近,两处少阳院位置的差异,不仅可以折射出大明宫内政治格局的状况,而且影响到太子权力于宪穆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少阳院位置的迁移,使太子远离内朝,以至于内朝翰林受控于宦官,宦官掌握草诏等权力之后,废立随意而为,间接造成了太子权力的下降。     

晚清王府的堂会演剧

自明初朱元璋赐词曲予王公贵族开始,王府就一直延续着演剧的传统。至清代,尤其在晚清时期,王府的堂会演剧更加兴盛。王府堂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由王府戏班表演,可自娱可娱宾,最具王府演剧的代表性;一种由传差来的职业戏班演出,主要用于酬宾。王府堂会演剧为戏曲演出史增添了一段辉煌。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薤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浅论南岳衡山的祭祀文化

南岳衡山祭祀文化起源于先民对山川的原始崇拜,虞舜时期开始最早的祭祀活动,到隋代对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庙祭祀,唐宋朝形成高潮。明清两代皇家祭祀活动尤其繁盛。南岳祭祀文化体现了我国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祭祀传统,不仅是南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起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唐人试帖》整理的价值和意义

《唐人试帖》刊印之初正值清代康熙时期神韵诗学盛行之时。毛奇龄试律诗观如“浑然无迹”、强调“气象”脱离不了当时的诗学风尚。之后的上师大本《唐人试帖》墨批与毛氏评解比试律诗观有所发展,体现出重视自然与关合应试的矛盾;乾隆时期纪昀之《唐人试律说》则更强调合乎“法度”和“切”题。这显示出康熙末期至乾隆早期试律诗学观由空灵到质实的倾向。一方面,清代试律诗学的成熟过程有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毛奇龄到纪昀,清代试律诗学也与清代古典诗学的发展密切呼应。     

“栽岩”及《栽岩规例》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广西的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的侗寨中发现了一本清朝同治末年汉字记侗音的古本《栽岩规例》,这本"栽岩"理词详细记录了贵州从江和广西融水一带侗族、苗族、瑶族、壮族明清时期进行"栽岩"活动的基本情况,是一本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引起民族学界的极大关注。这是到目前为止收集到的唯一的侗族"栽岩"款词。由于古本是用汉字记录侗语的地方话,至今还未能得到全面的解读,因此对文本的全面深入研究至今还是空白。文章是作者在对古本《栽岩规例》进行了全面翻译解读的基础上所作的关于古本的一个学术性解读。     

科举配额制演化的历史考察——兼论"凭才取人"与"逐路取人"之争

科举配额制度是基于公平分配举额的目的,在协调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宋代科举在州府试中实行解额制,明代科举实行南北分卷制度,至清代则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科举取士的演化趋势是分区取人的办法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也越分越细。实行这一制度带有优待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用意,有利于边远省区人文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举时代的"公正"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