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淮南子》的君主观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与国家的治乱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淮南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建立起自己的君主观体系。它的君主观体系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治在道”,即君主的产生、君主的素质、君主的统治方式。     

试论《淮南子》的君主观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与国家的治乱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淮南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建立起自己的君主观体系。它的君主观体系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治在道”，即君主的产生、君主的素质、君主的统治方式。     

陶渊明的君主观念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在晋末宋初的政治社会变迁年代，形成了自身的君主观念体系，而其君主观念的核心以及特色就是无君思想。本文试图从陶渊明生活的君权削弱的时代背景来研究其君主观念，特别阐释其无君思想。     

祥瑞与害兽:象在宋代礼仪中的内涵之争

宋代重视礼仪用象。宋代君主有意识地突出礼仪用象的祥瑞观念，使其意义表征更加与宋朝的创立相联系，改造了历代史书中关于象的书写模式。至南宋时君主利用象所具有的祥瑞内涵，使象成为表明其统治正统性的工具。南宋初不少大臣反对礼仪用象，视象为“害兽”，否认其具有的祥瑞属性，反对象的缘由也从“违物性”变为“诚心爱民”，从中展现出理学新的天观与君主论。     

读史札记二则

“替天行道”解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君主,都把“天命”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殷纣王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周武王反对殷纣王,也说自己“受天之命”。无论掌权的君主和夺权的君主,都说“天命在我”,无一例外。     

天理自然：郭象君主观念的一个新诠释

有君与无君乃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论辩。郭象持有君的论点,且认为君主当无为。现代学者萧公权指出郭象这种观点存在矛盾,因为君主既然无为,那么政治的运行是否必然需要君主?本文认为,郭象的君主观念可以通过其自然哲学得到圆融的解释。郭象一方面认为君主须通过无为来使万物各自完足其自然之性;同时又强调君主的有为,即:君主自身需贤能、具备良好的鉴别力,识别人才,使社会更好地运行。关注到君主有为的层面,方能更全面地理解郭象的有君论。     

传统法律文化的君主义务观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非常重视和强调君主对民众、对天下所负的义务。传统法律文化认为,君主是为"民"服务的,这是设立君主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君主的最根本的义务。君主只有遵循天意和民意,尽自己的义务,民众才能服从君主管理,如果君主不尽义务,民众就可以重新选择君主、反抗暴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看来,君主对天下、对民众承担着系统的经济义务、政治义务和文化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使君主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对君主义务设计的有益成分,摒弃其先天缺陷,为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我们必须强调义务在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居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树立义务本位的行政发展观,建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义务履行体系,完善义务履行的监督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制化。     

先秦秦汉时期的天、君、民关系述论

先秦秦汉时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上天和所谓代表上天的君主的作用产生了质疑,而对民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视.他们或者认为既要尊天,又要保民;或者认为天事和人事互不干预;或者认为君主的地位是有民众决定的;或者认为天意就是民意,以此约束君主的行为.这些对天、君、民关系的认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孟子仁政的王道理想与霸道的政治现实

孟子的仁政体系有套完整的执政理念,但其在霸道的现实政治面前却并不被君主所采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王道理想与现实政治在执政目标、用人观、民众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执政目标上,孟子追求圣王,而君主追求王圣;在用人观上,孟子主张启用贤士,而君主却希望招揽善战的武士和发展经济的谋士;在民众观上,孟子要求君主与民同乐,而君主却热衷于独享其乐.     

“党”与先秦社会的变迁

先秦社会,血缘性的"党"的盛衰说明血缘关系对社会政治生活影响的削弱,地缘性的"党"的观念的加强表示地缘关系的影响在逐步上升。君主对血缘以及政治性"党"的治理反映出君主集权的发展在先秦有一定的必然性。     

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探源

中国古代的君权合法性包括王朝的合法性和君主自身的合法性。早期国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王权的诞生,君主制度的建立,君权合法性论证的开始。君权合法性理论随着君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完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王朝"正统"观和以"天命"、"道德"、"民意"为支撑的君权合法性论证体系。     

秦至西汉时期的君臣观探析

秦至西汉,国家统治思想发生了三次重大改变,分别为秦的法家思想、汉初的道家无为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改造的儒家思想。不同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君臣观念相应发生变化:秦朝君主以法、术、势结合来操纵臣下;汉初呈布衣将相之局,君臣关系相对平稳和谐;汉武帝时期君权被神化,臣子完全服从君主。     

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

汉语中的“专制”一词并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这是中国古代帝王臣民普遍认可的观念。鸦片战争以后,人们逐渐习惯于将“君主”与“专制”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一观念放大到古代,这是一种误读。一般说来,君主总是尽可能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军事指挥的特殊性和笼络重要人士的需要,才授予臣下“专制”之权。古代人臣专制有受命与不受命之别,是否奉承了君主之命,是判断人臣专制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历代君主对“背法专制”者无不施以重罚,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人臣超越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力,即使所做的事利国利民,也要受到责罚。专制制度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官吏,专制帝王需要的是俯首贴耳的驯民。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是非常突出的矛盾,撇开法律和制度的制约,绝大多数君主都难以防止皇权的异化——人臣专制的发生。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大势是君权不断强化,人臣专制是暂时的,他们想要建立的最高权威不外乎皇权,其实质是专制王权的变态与向专制王权的回归。古代“专制”的应用语境直接关系到专制政治的定义,是研究君主专制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     

韩非对传统观念文化的批判——兼论其政治实用主义本质

一般认为 ,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其中观念文化指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宗教、学术、礼仪思想等观念性成果。这些成果 ,与制度文化 ,甚至物质文化形成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关系 ,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凡是形成体系的思想家 ,都要在这个领域里表明自己的立场。韩非也不例外。为了树立君主统治的最高权威 ,他必然要在这个层面上肃清传统文化的影响 ,必然要对传统的天命鬼神、学术文化和礼仪观念展开猛烈的批判。过去 ,有人对韩非的“无神论”和“哲学思想”进行过一定研究 ,但是从政治实用主义的本质上认识其文化思想的特点 ,即把韩非的文化思想置于其整个思想的内在结构中加以把握 ,仍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这种努力既有助于理解韩非思想维护君主统治的政治本质 ,又有助于认清其宗教、哲学、社会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因而仍然是研究韩非思想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君主论》的现代政治释义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自诞生以来就争议不断,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来考量《君主论》在现代政治谱系中的位阶,依旧颇具意义。《君主论》在字里行间始终流露出一种对道德的漠视和对现实权力的强烈渴望,这为现代政治学＂权力政治＂出场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埋下伏笔;《君主论》中展现的马氏政体观,政治与合法性之关系,政治传播观念和军事建制等都对现代政治统治艺术贡献良多;《君主论》之后,随着现代政治实践中＂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出场,也引发了一场道德合理性与权力合法性之间的内在冲突,如何正确界分马基雅维里思想与＂马基雅维里主义＂,亦需正本清源,重新回归《君主论》。     

孝亲、忠君、爱民——清官政治思想模式

清官政治思想为"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建构,其核心是"忠君"."忠孝"思想观念是专制王权政治体系中最基本的政治道德规范,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臣民对君主具有绝对义务之政治观念.清官政治思想中的爱民思想源于儒家"仁政"与"民本"学说.在清官政治思想中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模式,成为指导清官做人从政的指导原则.     

汉代水灾迷信初论

汉代在对水灾的认识和救治中存在着鬼神为祟和天人感应等迷信观念,认为水灾产生的原因是鬼神作怪的结果或上天对君主失政的惩罚和警告。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汉代很多救治水灾的行为包括免三公、省刑、举士等完全无效或效果甚微。     

从历代评价看《君主论》的历史意义

马基雅维利因《君主论》而享有盛誉,然而该书历来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该书把政治研究从伦理中解放了出来,用经验研究取代了规范研究,具有充分的科学精神,所以马基雅维利是政治科学之父。另外,《君主论》中的爱国情怀突破了意大利一国的疆界而具有近乎普遍的意义,昭示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发端。对此,许多论者持反对意见,针锋相对地指出,《君主论》是专制主义的御用秘籍,它对道德的蔑视是毒化政治研究的开始,马基雅维利主义必须被唾弃。     

两都巡幸之行期与元朝诸帝

元朝诸帝在两都巡幸的行期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以行期一百五十天为分界线，可元朝诸帝划分为两组。根据两组对象在文化倾向、生活背景等方面的表现，分别将之称为汉地式君主与草原式君主。汉地式君主因高度汉化、久居汉地、不习军事等原因而对上都的风俗文化、气候存在不适应，故缩短巡幸的行期；而草原式君主则因固守草原文化、久居草原、军事经历丰富等原因而对上都的风俗文化、气候颇为宾至如归之感，故延长巡幸的行期。可见文化差异与草原气候的适应程度是影响巡幸行期的主要因素。     

天道观念下中国君权的合法性建构——基于礼的视角

古代中国人就产生对“天”的信仰和依赖,因而中国古代君权“天”授的政治传统正是基于对这种民间合法性信仰的精准回应。但“天”本身是抽象而不可触摸的,于是盛行在古代世界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祭天之礼参与了这一合法性的构建：礼仪通过不断把天子是天和臣民中介人的观念灌输给民众,由此建构了一种虚拟的天地君的秩序,并又通过庄严的典礼向世人展示了这种秩序的永恒性与神圣性,从而使君主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他的合法性得到天地等超世俗权威的认可,从而成为上承天命的合法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