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

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至唐代贞元,元和以后,遂生出古文一派。清代乾、嘉年间,昭然揭出古文派旗帜的是桐城派。 桐城派自方苞揭橥义法,刘大櫆标谤神气,迄至姚鼎学问三事、阳刚阴柔,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诸说的提出,其论文矩矱,大体具备。同时,方、刘,姚又以言简有序,清淡雅洁的散文创作名一噪一时,赢得“天下文章,岂在桐城乎”的赞誉,桐城派之名,遂在文人学者     

从尺牍交往看张裕钊与吴汝纶对桐城义法的因袭与突破

清末古文殿军张裕钊与吴汝纶尺牍交往频繁,围绕桐城义法,提出一些新见。张裕钊、吴汝纶继承姚鼐等人"因声求气"理论,提出"以意摄气"说,古文声气理论得到系统总结。针对桐城义法"雅洁"说,张裕钊、吴汝纶以"健"代"洁",形成"雅健"说。吴汝纶接受张裕钊的建议,从"务为雄奇"转而"抑为平淡",刚柔相济,进一步丰富桐城派风格理论。张裕钊与吴汝纶的尺牍交往,在继承桐城义法的同时也对桐城义法有所突破,扩大了桐城派在畿辅的影响。     

《左忠毅公逸事》取材得失谈

方苞是清代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桐城义法”的提出者。他“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其光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教、裨风化为任”(《清史稿》卷290)。虽说他解释义法之“义”为“言有物”,“法”为“言有序”,然作文的主旨却是宣传封建纲常,扶助道德教化,有益于风俗。明代归有光独抱唐宋诸家遗集,与当时的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文风相抗衡,方苞推崇《左传》、《史记》、唐宋诸家的同时并及归有光,原因即此。章太炎先生曾用“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检论》卷四)来概括“桐城义法”指出其两个特点:一是学习曾巩、归有光等名家以提高写作水平;一是以     

方苞对韩愈散文的选编与批评

方苞响应朝廷的号召,选编了《古文约选》,作为国子监教育的教材。坚持以“义法”为标准甄选散文,选取了两汉、唐宋大家的作品,重点选取了韩愈各体散文作品。贯彻以“义法”为原则对韩愈散文进行点评,认为韩愈散文“义法”精湛,源于“六经”,主张学行统一,发展了韩愈散文理论“文以明道”的观点。     

应恢复戴名世桐城派鼻祖的地位

本文认为应恢复戴名世桐城派鼻祖的地位．其根据：一、戴名世首先竖起了“振兴古文”的大旗；二、戴名世的古文创作成就杰出．并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为桐城文派的创立奠定了雏型；三、方苞的古文成就与戴名世的栽培分不开；四、戴名世奠定了桐城文派以程、朱理学为道统．以司马迁、韩愈、欧阳修、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古文文统；五、桐城派文论与戴名世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本文最后对戴名世的桐城派鼻祖地位被抹煞的原因作了分析。     

方苞与万斯同交游及其学术史意义

方苞与万斯同是清代著名学者,两人交往时间不长,但学术史意义深远。方苞所记万斯同史法,为了解浙东史学与《明史》修纂提供独家文献。同时,万斯同传经史之法于方苞,使方氏由古文之学而转向经史之学,并在经史研究中对所传之法有所继承革新。而对于万斯同所传文法,方苞亦发扬光大成为桐城派一脉相承的古文义法。可以说,方苞之学是对万斯同及浙东学派的一个拓展。     

刘大櫆对韩愈散文的接受

在清代桐城派散文家中,刘大櫆文论思想上承方苞,下开姚鼐,是清代散文理论定型的关键部分。刘大櫆乐于学习古人,博学约取,尤其推崇韩愈散文,汲取了韩文尚奇、尚变、文从字顺的散文主张,发展了韩文气盛言宜、古文文法、审美趣味的观点,最终提出的“神气、书卷、经济”的散文创作主张并致力于指导自己的散文创作。这一主张启发了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的散文观,对后世散文创作意义深远。     

太华三峰 质文兼美——论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的杰出成就

1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古文运动。唐代韩、柳,北宋欧阳修,都领导过古文运动,到清代出现了一个桐城派古文运动,其声势之大、历时之久,参加成员之众多,除宋代的“江西诗派”外,没有一个文学流派可与之匹敌。这个散文流派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櫆、姚鼐,因为三人都是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所以有了这个称号.桐城三杰,方苞是创始者,刘大櫆为中继,姚鼐是集大成者。他们前后相继衔接,且都长寿,以毕生精力和不懈努力,按照一个宗旨长期从事一项活动,从而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文全在气盛”——曾国藩古文艺术特色探析

明清八大家之一的曾国藩作为桐城派中兴大将,传承古代文学理论"文气说",创造性地提出"为文全在气盛"的观点,并认为"气"或指先天的气质,或指人的精神力量,更多是指文章的气势神韵。曾氏在古文创作中,开拓"气盛"途径,通过声调铿锵、排偶句式、倔强个性、文章内容显现出来。曾国藩把"气盛说"扩展为"众艺相通说",再扩大为"四象说",超越方苞"义法说",无怪乎成为桐城派"中兴之明主"。     

欲效风雅追贤圣,且就义法赋诗篇——论方苞的诗作和诗论

桐城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地方,方苞之父兄师友许多都是杰出的诗人,方苞在其影响下很早便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兴趣,并且终身没有中断过诗歌的创作。其诗作流传不多,就目前所存诗作看来,可谓义正辞雅但韵味稍逊,因此其诗歌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作为一个文论家,方苞的诗论继承了传统诗论中"诗如其人"、"文以载道"的观点,重视诗人的经史根基和诗歌内容,又与其古文"义法"理论中之"言有物"一脉相承。方苞诗作和诗论成为后来桐城诗派的先声,值得学者研究和重视。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方苞"义法"说的审美解读

方苞的＂义法＂是其文论的核心范畴,也是桐城派文论及文章创作的基石。前人对＂义法＂论述很多,争议也很大。基于审美的角度来剖析＂义法＂说的理论精髓,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来探索其渊源和理论依据,从而揭示其在倡导＂纯文学形式＂中所富含的审美意蕴和接受学价值。     

吕璜与粤西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大师梅曾亮曾说 :“文章其萃于岭西乎 ?”对粤西桐城派古文作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广西为桐城派发展史中之重镇 ,吕璜是粤西桐城古文第一人 ,是他最先将桐城派古文传入广西 ,本文以吕璜的文学活动为线索 ,略述粤西桐城派古文的兴起发展     

吴汝纶古文风格观新探

在古文风格论方面,吴汝纶于桐城派与湘乡派之间各有承祧,既接续桐城派醇厚雅洁的传统风格,又发扬了湘乡派雄奇闳肆的新文风,并以其特殊学力在批评与创作上对桐城与湘乡文风进行了兼通与纠偏,试图合两家之长,进而达到醇而能肆的理想文风。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左忠毅公逸事》局限性探源

桐城散文以“义法”名世,方苞首唱其声。他认为,写人记事散文在做到“言有物”“言有序”①的同时,应该讲究一点笔法,象“左、史”那样“旁见侧出”,②使所记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③研读《左忠毅公逸事》(下称     

接武旁流：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新论

阳湖派与桐城派之间的隶属关系问题是清代散文史上的一桩公案，当下文学史叙述中通常将阳湖派视为桐城支脉。然而从文学流派的角度考察，阳湖派实际上并不具有后世文学理论所定义的诸要素，这是造成学界对两派关系无法形成共识的重要原因。还原历史语境，阳湖派其实是清人特定地域和学术观念下具有家族相似性，呈群星散点式分布的古文流派。阳湖也并非桐城分支，而是各自独立。乾嘉时期，桐城派有意识的结构流派是造成阳湖在后世依附于桐城这一文学现象的关键因素，这使得阳湖派在文学史叙述中失去其应有地位。再加上后世研究者远离清人语境，用后置文学流派分析前代文学现象时预设了流派对话的“前理解”，遮蔽了古今流派观念差异，更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印象。     

传义法与笃师说:桐城文派传衍初期的不同倾向

姚鼐古文理论不尽主于义法,其标举桐城文统亦有学术、文章两层意涵,因而姚门弟子对桐城文章的阐扬各有侧重,这也造成桐城文派传衍的复杂情形。吴德旋囿于义法,以归、姚为正体,走上偏狭一路。陈用光申发姚氏兼重义理、考据、辞章之说,以学助文,持平汉宋,古文理论更加通达。这两种倾向共同作用,使古文正统渐归桐城,同时异趣者亦被排除在外,其与阳湖文派之互动最为著例。在这一过程中,桐城文派的学术色彩逐渐剥落,而文学流派特征愈发显著,此间可见文学流派传衍的不同面向,以及文学史"过程"的丰富意涵。     

清初古文三大家与清初文坛格局

清初古文三大家侯方域、汪琬、魏禧以迥异的创作风格成为清初多样化文坛的典型代表。其扭转、改造文风的努力和文道合一的创作追求促成了清初经世文风的形成．直接影响清初文坛的格局变化和清代散文的走向．昭示出古文由明清之际的多样化文风向清代盛世桐城派正统文风逐渐转变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为桐城文派的形成开辟了路径,     

义法说与清代的文学规训

义法说是桐城派理论的中心。义法说有三个理论向度:义与法、物与序共存;义理与事理同体共存与紧张消解;叙述与语言要求,从而具有了指向、引导、规训的作用。文学以其显性与隐性功能参与到思想秩序重建之中,义法说正是一种价值规训活动。"清真雅正"成为文体标准,起到规范文体和厘正文体的作用。方苞有着自觉的代言人意识,义法说是权力内在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