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文化——探寻西部农村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缩小贫困差距的战略进程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恶性循环问题是最大的障碍.关注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不应仅仅着眼于收入水平或生活水平,能力贫困和文化贫困才是造成西部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而使所有这一切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就是贫困文化.本文从福利经济学能力贫困的角度,以福利经济学"权力体系"的分析方法探寻贫困文化是如何桎梏西部农村地区脱贫致富的.     

农村贫困人口反弹与可持续性发展机制的缺失

农村贫困人口返贫率不断提升,减贫速率递减,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呈现出区域性、边缘化的特征,直接延缓了减贫的历史进程。究其原因,可持续发展机制缺失是返贫凸现的关键,因此,要转变扶贫观念,以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健全具有自动调适功能的扶贫制度体系,建立政府、社会、贫困人口全程参与的联动机制,选准经济增长点,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发展社会事业,加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建设,以解决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问题。     

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

减缓贫困是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永恒课题。在2020年中国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后,将面临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农村减贫长效机制和新形势下如何统筹城乡贫困治理两大战略任务。为此,要立足第二个百年目标,着手研究制定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把农村减贫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可持续的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并实行农村减贫与城市减贫并重,全面统筹城乡贫困治理。     

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

本文提出了知识贫困的概念 ,并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论述知识贫困、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的定义、度量和相互关系。文章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知识贫困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仍有大量的人口处于知识贫困状态 ,而且知识贫困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在新世纪 ,知识贫困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知识资源是贫困地区最稀缺的资源 ,也是其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减贫战略应该从单纯关注收入贫困转向更多地关注知识贫困     

四类贫困的测量:以青海省减贫为例(1978-2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减贫的巨大成就，其中青海省的减贫实践则是中国减贫的一个成功案例。人们对于贫困的内涵和定量测算等理论认识也是不断深入和丰富的，这对于减贫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本文以青海的减贫成效和经验为基础，将对贫困的定义扩充为四类贫困（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信息贫困及生态贫困），从理论上构建了贫困的多维分析框架，给出了由四类贫困17个指标组成的贫困综合定量测算体系，对青海减贫工作进行了历史的和全面的定量测算，总结其经验和不足，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对于国内特殊省区的减贫规划和公共政策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也有利于中国成功减贫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具有积极的国际意义。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缓贫效应: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证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制度,基于民族地区农村家庭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农村低保制度在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中均发挥了积极但较为有限的作用,这些作用在地区间和民族间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如此,低保家庭成员对农村低保制度给予了较高评价。在缓贫效应方面,低保待遇缩小贫困差距的作用要大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并且,低保待遇对少数民族家庭的缓贫效果要好于民族地区汉族家庭。在收入分配效应方面,总体上,低保待遇仅能使农村家庭基尼系数和人均家庭收入离散系数分别降低3.5%和3.2%;但低保待遇缩小少数民族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好于汉族家庭,缩小民族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则大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低保家庭成员的主观评价也反映出了农村低保制度在管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收入水平、养老保险制度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近年来老年群体幸福指数的变化情况,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模型,对比考察2014年、2018年绝对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以及养老保险制度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和领取养老金(离退休金)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收入差距会抑制老年群体幸福感的提升,且这种抑制作用由于收入差...     

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福利权的法治化路径

从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贫困群体福利权保障是现实和制度对法治提出的要求.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社会财富收入不均、福利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和经济、技术带来进步的"风险社会"等问题,使得在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隐性化的特征.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出发,构建收入-财产-支出-文化程度-学习能力的二元五维贫困主体识别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贫困群体,明确福利权的适格主体.中国社会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变,决定了贫困群体福利权由救济型转向了普惠型,个人尊严的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资源获得机会平等和能力补足成为现下福利权的新样态.宪法、行政法、社会法等构筑的法治路径为福利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保障.     

革命老区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基于9省19县的微观数据

利用大样本的微观调查数据对革命老区9省19县的贫困广度、深度、强度进行测算和比较表明:革命老区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省际差异较为明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较高,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差距是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革命老区的贫困程度存在生命周期的变化,教育对于减贫的边际效用递增。应从加大对革命老区的转移支付、增加教育投入、加强农民技能培训等方面着力解决革命老区的农村贫困问题。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政策因素及推进策略——基于减贫视角

农村非农就业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贫困减少,但总体来说通过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等途径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减贫,因此有效的农村非农就业政策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自由迁徙、严格受控、控制与鼓励并存到公平迁徙等政策,其发展受政策影响经历了时快时慢的过程。目前由于非农就业政策的从属性、非农就业群体利益表达的缺失性以及公共决策模式的集权性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村非农就业还存在户籍制度、土地流转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政策性障碍。因此,必须将非农就业纳入国家政策议程,从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土地流转体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层面推动非农就业发展,以促进农村减贫。     

老年人的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如何使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老年人媒介使用的角度出发,选用CGSS2015问卷结果,建立有序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媒介指标。分析结果显示:电视和广播的使用强度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进一步发挥传统媒介的优势,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的国际趋势及其中国贫困走向的调整 ,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 ;改变政策取向 ,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 ;拓宽研究范围 ,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 ;转变研究方法 ,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 ,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影响农村丧偶老年女性贫困的家庭因素探析

我国农村丧偶老年女性是老年人中最弱势的群体之一,贫困比例非常大。而在我国农村社会中,家庭养老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质量。因此,家庭因素是导致她们贫困的最直接因素之一。笔者将家庭作为切入点,从家庭户人口的数量、抚养与赡养的代际交换失衡、逝者债务的遗留对贫困程度的影响三个方面来分析丧偶老年女性贫困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缓解相对贫困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在绝对贫困已经消除和农村人口流动仍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流动显著降低了农村老龄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外出子女数量越多、越年轻减贫效果越明显;与市内流动相比,省内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更有助于降低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风险;与2014年相比,2018年子女流动对农村老人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重塑贫困认知:主观贫困研究框架及其对当前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国内外学界对于贫困认定视角出现了由“客观”而定到“主观”自定的拓展,对贫困内涵的认知历经了由单维的收入贫困到多维的福利贫困的变迁,这两种趋势的重叠造就了主观贫困概念的出现.仔细梳理其概念、理论以及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发现:以主观贫困线和主观福利贫困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主观贫困研究框架重塑了人们对贫困传统的认知,这种框架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本身也具备内在性价值.主观贫困研究对于新时期中国反贫困政策具有深刻的价值启示.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养老贫困救助体系构建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和贫困问题的加剧使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亟需得到关注和解决。养老贫困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要负担主导作用,但是单独靠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以合作治理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基础,寻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市场、个人等社会力量合作,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救助网络体系,可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和反贫困的新特点

新世纪中国扶贫工作成就显著,"大扶贫"格局开始形成,但贫困问题面临新的特征:贫困问题已经从普遍性贫困转变为区域性贫困,绝对贫困为主转变为相对贫困为主,长期性贫困为主转变为短时性贫困为主,因病致贫和因灾返贫人口成为新时期我国贫困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新世纪传统的反贫困战略已经难以适应中国农村贫困新特征,建议要对中国反贫困战略进行重新思考和讨论.     

大病保险的减贫效果研究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2年起,中国各省市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开展了大病保险改革的政策试点。各省市政策推行存在时间差异,为评估大病保险对居民家庭产生的减贫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的条件。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微观入户调查数据,排除了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政策干扰,创新性地使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维度指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大病保险对家庭贫困指标的影响,并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运用多时点DID进行拓展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病保险政策会显著降低家庭处于绝对贫困的可能性,一方面通过减少患者家庭医疗开支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大病保险间接提高了家庭的劳动参与,防止家庭因为大病冲击而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因此政策的减贫效应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本文证明大病保险有效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是保障脱贫成果的重要制度支撑。     

西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困境、思路与对策——基于甘肃的实证研究

文章试图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选择具有西部地区典型特征的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以解决西部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为目标,通过建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方法逐步解决西部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并为实现与覆盖城乡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衔接作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