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对比《中国哲学简史》与《生死疲劳》的翻译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时期，翻译如何助力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与莫言《生死疲劳》的翻译中，存在许多共同的跨文化阐释的成功因素，文章拟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对两部作品的翻译进行对比，从中摸索并总结成功的跨文化阐释的构成因素，从而为中国文学与文化英译的工作提供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歌德与中国文学

诗人歌德不仅属于最早学习和写作中国诗歌的西方文化名人之一,而且早在1827年就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中德四季朝暮吟》与《西东合集》正是他学习东方文化的硕果。对18、19世纪中国文化与哲学思想在德国的传播与影响这一背景的研究,也引起我们对翻译与阐释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以及宽容与客观态度在跨文化研究时的必要性这两个问题更深层的讨论与反思。     

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

从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角度，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比较文学的定义问题，需要为比较文学寻找到一个基本共识。跨国别的文学研究，便是这种基本共识，而且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其他的如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只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必要条件，是以跨国别文学研究为前提的。比较文学不能仅仅是一种文学研究，它还理应是一种文学形态，这是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本体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翻译文学作为链接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和桥梁，就是一种文学形态，即比较的文学形态。在跨国别的前提下，翻译文学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可以使比较文学的定义明晰化，并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神话、超越中西二元论模式，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涉及的理论问题。     

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体验

中国文学拥有自己独立的诗学传统,它规范并生成了丰富的意义世界和话语方式,文学的历史传送到中国现代,却出现意义和表达的双重危机。在反传统而吸收西方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学意义表达和形式创新的重要资源。本文主要讨论基督教被中国文学所体验和想象,成为建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涵,创造了中国文学新型的意义传统和表达方式,进而阐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体验所呈现的本土性与西方性问题。     

非西方国家如何建构世界文学:可能与途径

近年来,关于世界文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出现了“非西方中心”的理论走向.世界文学概念在诞生之初就包含着对强势文学话语霸权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弱势文学内涵,存在着非西方文化血统.世界文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客观存在着的作为各民族文学总和的世界文学,另一种是通过翻译建构起来的为各国读者所能感知的世界文学.和杰出的作家一样,杰出的译者也是世界文学的关键人物和世界文学价值的重要创造者.本土读者对世界文学图景的认知通常是民族文学引导的结果,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跨文明比较诗学,非西方国家对于世界文学的建构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     

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理解之桥

自歌德时代起,世界文学的定义一直具有三种范式:经典、杰作和世界窗口。世界文学存在于全球、区域、民族、个人四个空间维度中,另外也存在于时间维度中。世界文学的可定义特性在于它是由在翻译中获得生命力的作品构成的。《一千零一夜》这部作品为我们的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反映出一部作品经过翻译之后的得与失。面对当今世界的文化冲突,世界文学应发挥跨文化理解之桥的作用。     

史家眼光与文学定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域下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一次兴盛发生在清末民初阶段,并在短期内成为文学场域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异域文学正是通过翻译文学的"中介"性作用,转化为本土文学的精神启示源泉。因此对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的意义。文章梳理了近百年来的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在不同观点、立场的历史论著中,翻译文学有着不同形式和功能的表达,其研究史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被视为启蒙大计一部分的翻译文学,如何发生、为何发生,其意识形态和书写策略如何嬗变,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话题。文章从现代文学源流的多种"话语"形式、翻译文学的学科归属、对翻译文学"缘起"的不同指认和阐释等方面,阐明在中国现代文学视域下的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     

中国文学中的跨文化因素

跨文化交流以往一般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但自“五四”新文学以来,由于外来影响的多源、各地区社会体制的相异、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等原因,使同一民族文学内部逐渐产生了跨文化因素。民族内部跨文化因素的产生、成长,是一个民族文学的现代性与其古典性的根本性区别。2 0世纪中国(中华)文学内部的跨文化对话,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敏感、跨文化境界,既反映出作家们对人类性视野、胸襟的追求,也揭示出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文化生态中的文学的互动关系,并且会影响中国文学的研究格局     

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现象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和近代中西交流的直接途径。基于特定时代的需要、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接受的特殊性，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从本质上就已具备了产生误读的基本条件。误读主要表现在译者引进和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外国文学题材、文类和作品，译作中的译名、称谓和主题被赋予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作为近代翻译文学特定读者群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的理解；译作中出现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译、漏译、编译和转译等现象。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虽然反映出译者在翻译水平和思想观念的局限性，但翻译活动本身及译者和读者对西方文化的解读均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近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有许多制约因素,难免会出现误读现象。因此文化误读成了文学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从误读理论和接受美学两个方面阐述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理论基础,然后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成因及表现,再后分析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最后指出应慎重对待误读以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     

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对话——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为中心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中华民族文学特有的历史进程,它置身于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根植于异域他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产生于与"异"直接交流的跨文化语境中,时移日久,其内在质地与中国文学已有诸多相异,使中华民族文学内部也产生了跨文化因素.因此,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的编选就是这样一种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既充分顾及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社会、历史展开的跨文化交流,又自觉把握我们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展开的民族文学内部的跨文化对话,从而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文学逾越与文化形态模式

文学中的文化批评出现是全球化的文化类型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 ,文化研究中相当重要的是以文化形态模式来研究文学 ,这是当代世界文学中一种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互为逾越、互相交流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主流 ,而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谓的“文化冲突”与对立。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是阻碍文化逾越的障碍 ,这种观念影响了部分中国学者 ,形成对于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自卑 ,盲目附合所谓“原始思维”的谬论 ,或是相反 ,形成本土主义的自我中心 ,都是不可取的 ,以新辩证观念来研究世界文学间的文化关系 ,是当代中国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跨文化、跨学科文学研究的当前意义

比较文学是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首先产生于人和人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需要。两种文化进入了同一个“文化场” ,便都与原来不同而产生了新的关系 ,这种关系有时是明显的对比 ,有时是潜在的参照。比较文学研究的正是不同文化之间文学的相互认识、理解和欣赏 ,同时以不同文学为例证 ,寻求对某些共同问题的相同或不同的应和 ,以达到进一步共识 ,并相互吸收 ,取长补短 ,双向阐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也是如此。特别是目前西方学术界以互动认知为核心 ,理论家与汉学家相结合 ,形成了一脉以东方为参照 ,重新认识西方的思潮 ,这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并将其推向世界的良好机遇。以此为立足点的中国比较文学必将得到更大发展。     

中国的东方文学理应成为强势学科

近百年来,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学优越论在我国根深蒂固。在学术研究中表现为以“中国”代“东方”、以“西方”代“世界”的“中西中心主义”;在大学课程教育中表现为许多大学不讲东方文学,使“外国文学史”变成“西方文学史”。这些都对我国的学术文化生态的平衡、对年轻一代完整健全的知识结构的养成造成了不利影响。我国学者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源丰富,研究水平很高,但只有为数寥寥的精英学者,还不能使一个学科成为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强势学科。现在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培养、如何扩大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材和队伍,如何通过学术研究与教学教育的手段,使东方文学进一步真正落实到我国的文学教育体制中,使东方文学研究的成果为更多的人所学习、所理解、所关注,从而使我国的东方文学成为强势学科,这必将有助于营造真正全面、而不是片面的对外开放的格局。     

从中国文化资源重新定义文学

西方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虚构,是与现实不同的艺术,体现为诗歌、小说、剧本。这一定义由西方向全球扩张而成为世界性的定义;同时,又在全球化的电子主潮中让文学被边缘化了。但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汇通中,文学实际上最能显示一个文化的特质。如何让文学走出边缘化,而把文化的特质显示出来,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化关于文学的定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资源把文学定义为语言之美。任何文体,只要有语言之美,就可以成为文学。这一定义不但让人们重新思考文学和文学的各种类型,以扩大文学的类型,而且使人们有一种新的眼光去理解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让文学的品质在全球化时代的各种互动中得到提升。     

传统文化在文学翻译中的烙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社会性;翻译,作为语言沟通的桥梁,对于跨文化的国际信息传递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翻译文学可以被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许多文学翻译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公共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土阐释理论。公共阐释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生成路径,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依旧有很多理论环节没有打通。这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诉求、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转向"以及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等。公共阐释既有别于基于个体的文学鉴赏,又有别于基于作者的意图还原。语境的特殊性、语言的公共性以及历史的积淀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阐释的公共性成为可能。文学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文本内部的问题,因而在阐释实践上不仅要从文本出发,更要从对批评方法的研究转向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基本路径。     

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

文化的普遍性不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中永恒存在着的共同性 ,而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而决定的按照共同的规律发展并经历着共同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指一个民族永恒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 ,而是指每一个经历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在其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殊本质 ,或者两个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各自所具有的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本质。文化的普遍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的关系 ,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哲学上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或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因为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才有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所以任何文化都是普遍的 ,又都是特殊的 ,文化的动态的普遍性即为文化的静态的特殊性 ,反之亦然。孔汉思的“普遍伦理”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普遍性理解为各种文化中永恒存在的共同本质。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特殊性理解为一个民族永远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在各民族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 ,因为文化的普遍性的原因 ,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发展道路 ,换言之 ,历史的“一般发展道路”是存在的 ;因为文化的     

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

在充分肯定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进行辨析,考察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最终思考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局限有:脱离文学实践,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并将之推广为普遍的文学规则;出于对以往理论和方法的批判乃至颠覆,将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推延至极端;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了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建构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     

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艺术。在面对文化差异和语言转换的困难给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挑战时，创造性叛逆往往成为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选择。创造性叛逆既可能造成译本在新的接受环境中增值，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原作文化信息的失落。得失之间，恰好凸显了翻译研究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