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

在比较福利体制这一研究领域,人们对于"东亚福利"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东亚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模式,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福利体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东亚福利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即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出发,来考察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形成东亚政策模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提出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为分析东亚福利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东亚社会政策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于这一区域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东亚福利体制”的外在独立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福利体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之一。有学者赞同东亚福利体制的存在,但是也有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这一概念进行了质疑。由此,对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外在独立性进行研究就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本文在将东亚福利体制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国家进行对比后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在福利进程、福利取向、福利文化、福利期待四个方面均具有外在独立性,是与传统三种福利体制并存的独立福利体制。     

西方普遍主义福利思想与福利模式简析

在国家提出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制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学理上理解"普遍性":知道"普遍主义"福利思想的根源、了解普遍主义福利模式的内涵和建构。普遍主义基于公民权的理念,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原则。这个福利模式包含了全体公民都可以享用的国家设置的多项福利设施和各项福利项目,且这个模式需要国家税收的大力支持。当前,这个模式在西方遭遇了困境。在我们知道普遍主义福利根源,梳理社会政策学理思路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福利普遍主义,对于构建中国适度普惠的福利体制,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

福利多元主义是继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贝弗里奇范式之后为解决福利国家危机,于20世纪80年代新兴的理论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福利多元主义兴起的背景是福利国家演进中的危机以及理论界对福利国家的批判;福利多元主义的内涵有三分法及四分法之不同;对福利多元主义发展趋势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政策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单位体制阻隔背景下福利的社会排斥

改革开放促使高度整合与低度分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逐步变迁,单位体制逐渐被打破,市场化与社区化的属性不断显现。然而,在一个单位体制隔离很深的社会里,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社会福利等方面依然保留着单位体制的特色。单位体制区隔导致了福利的不同政策及价值取向,不同体制下的成员在获得和享受福利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形成福利的体制隔离和排斥。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打破体制区隔,改变不同体制背景下社会成员福利的巨大差距,使福利由单位体制福利逐渐朝着均衡化和公平化的社会化方向发展。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失独家庭社会政策建构

失独家庭作为特殊弱势群体,遭遇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社会交往等困境。福利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政策理论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应由国家、市场、社区和民间社会共同合作提供。本文运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尝试建构了失独家庭保障政策。我们认为应将国家作为主导责任主体,市场作为有效的补充,重视家庭和社区的福利供给功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灾后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

福利多元主义以去中心化、决策参与等价值观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共同参与,这与我国所倡导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灾后救助理念不谋而合。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灾后残疾人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明确救助主体、救助方式及救助性质等方面,从而通过帮扶项目的定位、救助力量的凝聚、部门关系的拓展来构建完整的救助体系。     

福利分层:社会政策视野下的中国收入不平等

福利分层影响社会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是分析社会福利体系演化的工具。它具有法团主义福利制度式的“分层效应”和发展主义福利制度下社会安全网络建设的“内外现象”两种表现形态。新中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起始于“社会身份本位”的劳动保险制度，受“政治分层”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形成社会福利的“内外现象”和福利分层。经过“发展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背景下的政策发展，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福利分层变得更为复杂。碎片化的社会保险领域体现法团主义式的“分层效应”，不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体现发展主义式的“内外现象”。“社会中国”的建设既要缓解社会保险领域的“分层效应”，也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现象”。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另一方面要把基本公共服务从其与其他制度的捆绑中分离出来，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     

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以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学界发起的对计划主义的反思批判中,父爱主义一直被视作计划时期体制僵化和关系主义的最主要表现而备受诟病。但人们却似乎很少对父爱主义产生、发展以及走向制度化的具体过程展开研究,对其运行所面临的诸多复杂制约因素更是关注不够。以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的子女接班顶替基本上是作为一种补偿性、照顾性的福利政策提出的,涉及面较窄,社会影响不大,基本上没有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出台,是一种"有原则"的父爱主义。70年代末,为解决文革时期长期积累的就业重压,国家全面启动子女接班顶替和厂办大集体制度,对解决企业子女就业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企业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使用"化大公为小公"的实践策略,使得子女顶替和内招制度弊端丛生,国家文件及政策原有的制度设计被消解,最终导致短暂膨胀的父爱主义和该制度迅速走向终结。     

论韩国与台湾的福利体制发展

韩国与台湾的福利体制发展始终与其经济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自威权时期初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来,韩国与台湾的福利政策一直遵循着"生产第一"的原则,其社会保障政策具有鲜明的"选择主义"的特征。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了改变,其主要原因在于韩国与台湾在此期间经历了民主化的改革。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韩国与台湾的福利体制开始向"普遍主义"发展,并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福利体制。其经验说明,福利体制的成熟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需要民主因素的推动。     

中国社会福利的新发展主义走向

传统社会福利思想注重维持救助对象基本生活水平,发展性福利观则强调社会问题的预先防范,主张通过必要的援助与支持,为服务对象自强与自立创造条件,二者均有局限性。新发展主义福利观试图融合二者,强调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各个阶层。发展主义取向在改革开放前已经萌芽,在改革开放前已经成型。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正在走向新发展主义的新阶段:在注重社会政策的投资和发展效应的同时,更为强调政策对福利对象基本生活的保障水平及其福利水平的提升。     

"生产主义"概念的多种语境及其义域

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既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主题,也是当今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话语."生产主义"概念分为狭义生产主义、广义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狭义生产主义是和"消费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重生产轻消费的社会体制及其发展模式.广义生产主义中的"生产"是指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完整运行体系,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消费,故广义生产主义也可称为泛生产主义或泛消费主义.生产主义意识形态通常表述为"经济决定论"、"经济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其核心是用"物质生产"活动说明一切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道路及形态.其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内容主要有三,即资源无限的"自然"理念、欲望为本的"人性"理念、经济制导的"发展"理念.研究生产主义不只是我们与当今马克思主义流派(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概念基础,也是我们开展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工作.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历史选择与动态演化

澳大利亚选择多元文化主义有其历史必然性,多样性的移民构成是客观因素,自由主义思想是政治基础。40多年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演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界70年代多元文化政策侧重从福利方面解决移民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末则从移民安置服务与救助弱势移民社群向强调文化多样性的经济利益转变,多元文化社会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霍华德时期强调国家认同的主流意识,以推进社会凝聚力和社群和谐来稀释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类似于SBS这样的多元文化实践反映出不同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态下多元文化传播的战略演进。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的成功实践与种族主义、文化同化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威胁并存,同时还须提防少数族群文化之间的过度竞争与主流化倾向。     

普遍主义福利思想和福利模式的相互作用及演变——解析西方福利国家困境

普遍主义是西方福利国家的思想原则。二战以后,根据这个原则西方国家创建了以北欧为代表的覆盖全体公民、综合各种福利项目的福利模式;同时西欧国家开创了如公民权、社会公正、社会进步的理念,其理念是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的政治思想基础。几十年后,许多新福利思想已经创造了福利国家的新时代。这些理论是否拓展和促进了福利国家及其原则?事实是,在西方,普遍主义已经被逐渐丢掉其核心价值,代之以更实用的、折中的、妥协的福利理论,这些已经远离普遍主义的宗旨;即使依据这些新的理论,西方国家也难以走出困境的怪圈。     

社会建设的困境：生产主义与保护主义之间

基于文献梳理,本文从社会政策的视角识别当前社会建设的内容与特征,并将其定义为福利国家建设。围绕有效治理与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现有的治理机制使得中央政府层面旨在达致保护主义社会政策的规划在地方实践层面演变为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实践,地方政府的社会建设实践面临着生产主义取向与保护主义取向的紧张,不能有效地处理秩序与权利,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关系。尽管网络问政推动的问责与人口转型诱致的劳动力竞争,构成了突破这一困局的积极因素,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实现治理转型而具有局限性。     

国家力量、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理论探索与比较分析

本文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为分析对象,从比较的层面出发,对上述三个东亚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经验进行理论分析,同时也侧重政治经济分析和社会学的诠释.作者主要从以下三个内涵来理解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内涵与特征,即国家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交织作用对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影响.作者认为,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福利范式并不是同一类型,虽然人们笼统将它们三者归类为"东亚福利模式",但它们各自仍具有自身鲜明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或差异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就此展开了讨论.     

贫穷治理与超越贫穷——读《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家长主义哲学的兴起,美国福利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福利政策的实施,已经使美国福利政策转型为具有高度惩罚性和种族化的贫穷治理模式.这彻底转变了以前福利政策设计所遵循的价值理念、组织运行方式以及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鉴于此,三位美国著名的贫困问题专家乔·萨斯、理查·福丁和桑福德·施拉姆在《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一书中,主要基于新福利政策中对穷人产生重要影响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项目展开分析,大胆质疑了其政策设计的合法性、公正性及其影响,重点强调了种族在其政策设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分析了贫穷与种族、福利、文化以及监禁的关系,提出关于消除贫困的政策处方.本文基于对三位著名学者的分析,进一步反思了美国的贫穷问题以及福利政策.     

移民政策的回归及其分析维度的建构——一项以国际移民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移民研究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在有关国际移民的分析中,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移民的社会网络等概念框架已进入移民理论的核心,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主流范式,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移民输入国的宏观政策对于移民取向、规模和社会融入的影响。因此,应当把移民政策作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中心,以制度主义为切入口,一方面以一种历史-比较的视角处理移民输入国的移民政策的演变轨迹以及各个国家移民政策的相似或差异;另一方面考察移民准入政策及其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移民进入目的地国并且实现社会融入等的限制,以及移民与制度环境在互动过程中的各种因果关系,进而建构出移民政策的分析维度。     

非营利组织与保障房建设改革——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我国当前的政府行政垄断型保障房建设体制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造成了对政策执行落实的制约效应。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强调社会福利供给来源的多元化,强调福利的提供从国家垄断向国家、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主体部门的转型,对于我国保障房的建设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应努力改变保障房供给来源单一的现状,着力加强对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房政策运行的重视与引导扶持,通过多种措施来促进保障房建设运行主体的多元化和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