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为用，南北一体”——中国沃洲地理与“天下”观念起源

人类农业文明从亚欧大陆大致相同的北纬中纬度东西轴线上的沃洲地带率先发生,这是揭示“天下”观念起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科学方法论前提。最早洞悉并掌握了四时节气和四方季风之农时规律的中国沃洲,也就成了最早的“则天”之地（神州）,当“则天”之地的农业文明密码快速传播至东西方向上的其他众多沃洲聚落时,“天下”观念就发生了——“天下”就是“则天”之地即农业沃洲（oasis）及其普遍连接（oases）,是内在于沃洲文明的人类通感和“民心”所向。连接并沟通亚欧大陆东西方的中国沃洲,不仅提供了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法天地,顺四时”的农业地理机会,而且也是揭开丝绸之路起源之谜的一把钥匙。中国沃洲具有连珠成带、东西互市、南北相济、海陆通约、时空叠加等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特征,从天学、法学和农学等多科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情境化阐释,可以更为真切地感悟到“东西为用,南北一体”即是“天下”观念的时空结构（体用结构）。找回历史中国“天下”观念和天下秩序源起的地理机会与本真内涵,对于我们揭示所谓西式天下观的谬误及完整准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底蕴和价值内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器以藏礼:汉碑文化意蕴概述——以曲阜汉碑为例

碑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器物。作为书写记录的媒介载体，碑刻不仅承载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礼乐文明，而且是“器以藏礼”的重要表征。以曲阜汉碑为例，从“器以藏礼”这一礼制造物的视域来探究汉碑作为礼器生成的观念，揭示汉碑作为儒家的象征物——礼器在公共空间里所蕴含的儒家德政、孝悌、忠诚等观念，从而昭示出儒家思想中人生价值追求、伦理观念、生命智慧与美学理想。     

先秦儒家耻感文化略论

“耻”是中国传统道德“八德”之一，被认为是“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被儒家所重视。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社会大环境下，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逐渐将耻感文化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主要涉及个人的道德修养、人际交往等为人处世的道德原则，并且积极发挥着知耻在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洁身励行方面的重要作用。儒家耻感文化以其自身鲜明的特征，深刻地影响并融入了人们的道德实践之中。     

中原文化跨文化传播策略分析

随着中华文化之地域文化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价值的不断提升,中华地域文化的卓越代表——中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日益重要。目前的文化传播策略侧重文化之特质及固有品质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从而可能降低传播的实际效力。基于个体文化存在于人类文化连续体中这一重要文化事实以及认知心理学原理,在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应运用跨文化阐释学原理,把中原文化并入人类大文化的网络之中,从而在学习者认知系统中成功建构关于中原文化的知识体系。这一策略的运用取决于我们对于人类文化间区别与联系的深刻认识,取决于我们对于文化生存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与准确把握。     

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

孔子曰“为政以德”。实行德政,是儒家所主张的基本统治原则。德政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仁”;而加强统治者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是“仁”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儒家学说把实行统治的原则和对个人思想道德规范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     

天下情怀与道德理性:先秦儒家暴力观念的战略文化分析

暴力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德轻力倾向 ,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阐发 ,儒家确立了以天下情怀和道德理性为核心的暴力观。秦汉之后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 ,儒家在暴力问题上的价值观念也构成了中国战略文化的主导性价值观念。这与西方的战略文化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及“天下”传播

《天下》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中国人所办的一份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文文化期刊,致力向英语世界自主传播儒家学说,摆脱西方传教士译介儒家经典的宗教性解读与理解的宗教色彩,多角度传播、阐释儒家学说,既有中国学者以20世纪心理学为基础对儒家圣人形象的"还原"努力,也有西方学者从中西思想比较入手,对中国儒家学说所做的比较研究,是20世纪下半期儒学研究之先声,推动多元化儒学思想阐释。     

儒家经学与浮屠译经：中国两种阐释传统及其关系

[提要]儒家经学阐释和早期佛经翻译是中国古代两种重要阐释形态。儒家经学中“无达诂”的出现标志着阐释开始走向自觉,从“解经一字,洋洋千言”到“六经注我”的演变过程,完成了儒家阐释学的建构。文学阐释受经学阐释影响巨大,从“言志”到“原道”,从“原道”到“明道”再到“载道”的阐释准则沿革,是经学阐释主题变换的缩影;浮屠译经从“道其大概”到“文质彬彬”的演进,实现了道教民间信仰、儒家基本文艺观、文本形式再造参与下的多重阐释重构,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佛教内质的偷换。儒家经学与佛经翻译代表了中国文化对待传统资源和外来资源的两种“阐释—接受”模式,亦构成了中国传统阐释学中水乳交融的时间智慧和空间智慧。充分把握中国固有的阐释传统,对于我们看待理论的中国面孔、现实指向、本土自信,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大爱精神——评《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

在汲取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仁爱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科学地阐释了"爱"的本质,系统地探讨了大爱精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为新时期弘扬中华民族大爱传统,践行大爱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大学教育事业中树立大爱育人理念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新型生育文化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在当代中国 ,发展先进文化 ,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一论述 ,科学地阐明了“先进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 ,为我们深刻认识并建设新型生育文化指明了方向。新型生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包括生育方面的理论、观念…     

对毛泽东有关三民主义评论的文化解读——纪念孙中山诞辰142周年

毛泽东有关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评论内涵丰富，仅将其视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失之简单。它的历史文化基因是中国儒家的“大同”文化传统，而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既体现了他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意识，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意识。这充分表明，毛泽东确实堪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对社会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     

论景教的"他者"特征与景教碑的文化身份

景教 ,在西方亦称“聂斯脱利派” ,是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因其教义跟正统的基督教之教义相左 ,而被后者视为异端。这样 ,景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就成了一个“他者”。在中国文化中 ,由于景教所传播的宗教思想跟中国传统思想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就更是一个“他者”。但景教为了在中国传播 ,它又努力跟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融合 ,广泛地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教义 ,这又使得它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     

论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

毛泽东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和邓小平相比 ,有自己的突出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 ,既有其自身的哲学依据 ,又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毛泽东高度重视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是其形成的哲学基础 ;中国革命的实践特点——革命者的精神、意志和主观能动性对革命的胜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其形成的历史依据 ;儒家的“内圣外王”和“人性善”思想的影响 ,是其形成的文化根源。深入研究这一问题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儒家文化与和谐文化构建

儒家文化与和谐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和谐内涵,尤其是儒家所提倡的"仁"、"礼"、"中庸"、"和"等基本理论主张,更是十分集中地体现了儒家的和谐理念和思想,是十分宝贵的和谐思想文化资料。其中"仁"所体现的和谐思想理念,"礼"与和谐社会秩序,"中庸"与和谐思维方式等都包含了丰富的和谐文化的内涵,我们应吸收其精华,并将其融入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之中。     

关于儒家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问题的思考

儒家伦理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几千年来,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儒家伦理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与挑战。本文针对当前伦理学界比较关注的儒家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并着重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批判地继承儒家伦理文化。     

儒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走向

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文学进入了深刻的转型历程。这一转型历程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展开的,但人们更多地注意了西方文化给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转型所提供的资源,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对这种文学的变化所带来的深层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始终具有一种明显的社会目的性,又在其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趋向于对个人主义的排斥和对群体观念的认同等内在精神,究其历史文化的原因,我们很难否认与儒家的历史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与儒家在美与善的关系中特别强调善的优先性等文化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批判甚至企图扫荡传统的人们,总是忧患于历史的倒退;那些拒斥变革、死守传统的人们,总是忧患于历史的断裂。可这一切都是杞人忧天,历史永远不会重复,我们不必担心它会出现倒退;历史也永远不会跳跃,我们不必担心它会出现断裂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中国古代怨情说的美学内涵与文化特征

怨情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观念。怨情说出自儒家文论,因此同西方文论相比较,怨情说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的特征,是中国特有的"礼"文化及其美学的产物。但同正统的儒家文论相比,怨情说又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美学内涵。怨情说比较淡化理性对感情的控制作用,强调文学应给予感情必要的宣泄渠道。怨情说对中国历代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