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腐败文化治理与技术创新

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选择和经营决策具有指引和约束的作用,企业腐败文化可能扭曲企业的战略选择与经营决策。企业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首先基于文献进行理论分析,指出由于我国各级政府掌握企业发展所需关键要素资源,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企业既可通过创新活动增强自身能力,也可通过寻租活动获取政府资源。但因自身资源有限,企业只能在创新活动和寻租活动中进行选择。腐败文化通过增强企业寻租活动偏好和降低企业寻租活动成本,导致企业倾向于从事外部寻租活动,从而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然后文章以2007—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企业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真实影响。采用公司管理层出生地区腐败文化倾向的均值作为代理变量表征公司腐败文化,同时将企业研发投入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指标。在此基础上,文章初始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然后采用同一行业其他企业腐败文化的均值作为企业腐败文化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以控制潜在内生性、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回归结果表明,企业腐败文化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抑制企业技术创新。这一结果对于因变量和样本分组的变换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作用还存在异质性: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因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寻租成本更低,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寻租活动而非创新活动来获利。而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地区,企业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则会减弱,因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活动的收益。异质性的研究发现也同时验证了理论分析提出的作用机理:企业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于创新活动与寻租活动之间的权衡选择。根据上述研究,提出了培育廉政文化、加快要素配置市场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相关政策建议。文章首次考察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丰富了学界对于腐败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认知。     

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

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研究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综合运转效能、行业势能和发展潜能三个维度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外部资源协同效应和内部资源协同效应是并购商誉影响企业能力的两条作用路径。管理层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而2018年证监会商誉会计监管行动对于企业利用商誉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产生了有效约束作用,从而提高了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的相关性。并购商誉对于企业能力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和创新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为解决“商誉会计乱象”,准则完善与加强监管应当“双管齐下”,准则制定机构应根据企业特征和并购目的制定差异化的披露规则。同时,会计监管机构应强化对商誉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此外,企业在并购活动中也应关注企业能力,可将能力作为业绩承诺的补充。     

试论我国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寻租

改革过程中政府传统行政权力的分解过程也是固有社会经济利益格局的重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追求有利产权安排的经济主体还是致力于谋求体制转轨期个人利益补偿的政府官员都有极强的寻租和设租动机,而政府在推进社会产权结构重组过程中所大量采用的行政"试错"方式客观上为寻租活动提供了一个宽泛的制度空间.遏制寻租要求政府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但是"法制"并不等于"法治",只有当政府"生产制度的权力"被具有更高权能的制度(严格的立法程序和执法规则)所约束,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才可能得到彻底地根除.     

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理论阐释与实证表达

以制度能力作为分析框架研究村庄治理绩效是乡村治理研究视角上的创新.通过实证调查方法,探析制度能力与村庄治理绩效关系,并进一步探究制度能力各要素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制度能力与村庄治理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内部动员能力的“精英信任因子”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最大;传统动员模式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已不再明显;外部动员能力对村庄治理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民营企业韧性的实证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基于2020年1月—2020年7月共27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与新冠疫情确诊人数增长率的数据,引入融资约束指标,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融资约束对企业韧性的作用和效果.结果显示:(1)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越大,不管是内源融资约束还是外源融资约束,其在疫情冲击下的韧性越弱.(2)在应对冲击过程中,企业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比率表现最为突出,能够增强企业应对疫情冲击的韧性,其次是偿债能力指标和盈利能力指标.(3)民营企业所在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虽然对企业的绩效表现有正向的作用,但对于其在疫情下的韧性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区域金融结构的优化对于民营企业韧性有一定程度的正向作用.     

基于动态博弈模型的我国公立医院寻租行为治理研究

制度监管的缺失加剧了我国公立医院的寻租行为。通过溯源制度缺陷,研究引入寻租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公立医院的寻租活动,所得博弈均衡解证实了寻租之必然,其中惩罚和监督成本是影响寻租的重要要素。以制度空隙弥补为原则,提出创新监督治理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强化声誉机制和道德约束等制度来消散寻租行为。     

地方政府寻租性腐败现状分析——以江苏省北部某县为例

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腐败,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消极现象。控制和预防国家公职人员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地方政府中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组织及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途径产生了租金,引发了寻租活动,即寻租性腐败。在县级政府中寻租性腐败主要寄生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文章以江苏省北部某县1999年-2006年腐败案例为样本,分析了这种腐败的特点和成因,提出了从经济人和道德人两个维度出发,创新和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源头上治理寻租性腐败的对策。      

区域多元化企业分支机构核心能力培养方式——基于合法性视角的理论模型

企业核心能力培育是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活动,但目前对于区域多元化企业分支机构核心能力培育方式的研究尚不深入。研究者在综合制度理论、核心能力理论相关观点的基础上,以区域多元化企业分支机构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分支机构战略定位、制度距离与核心能力培育路径的理论模型。研究认为:区域多元化企业对于分支机构的战略定位与其核心能力培育方式具有相关性,制度距离与分支机构的战略定位对这种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农民专业协会何去何从--以湖南省隆回县小沙江镇农民专业协会为例

农民专业协会的制度建设要求有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来支撑,运营资金和合作能力是农民专业协会制度建设的两个基本条件。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农民又缺乏现代型合作能力的地域,受农业生产服务特殊性质的制约,农民专业协会难以获取经营资金以维系协会的正常运行。受农民把握现代型合作的预期和收益的局限,农民专业协会成员缺乏相互约束和一致行动的能力。农民专业协会的制度建设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基本建设项目寻租理论博弈分析

基建项目建设其实施过程中,代表国家行使项目建设相关权力部门和官员不可避免地受到寻租活动的影响,从而构成了国家、项目主管部门或官员、项目建设权力寻求者三方之间的博弈关系。利用寻租经济理论,探讨了基建项目中寻租行为存在的条件,分析了三者构成的博弈均衡解,根据均衡解给出了解决寻租活动的防止措施。     

企业生命周期与员工绩效考核方法的匹配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权变的视角,利用构面偏差的方法探讨了员工绩效考核方法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匹配对组织绩效的财务构面、顾客构面、业务流程构面、学习与创新构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初创期与特质类绩效考核方法的匹配会对组织绩效的业务流程构面和学习与创新构面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与行为类绩效考核方法的匹配会对组织绩效的财务构面和业务流程构面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2)成长期与特质类绩效考核方法的匹配会对组织绩效的顾客构面、业务流程构面和学习与创新构面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与行为类绩效考核方法的匹配对组织绩效的财务构面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与行为类绩效考核方法的匹配对组织绩效的业务流程构面和学习与创新构面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3)成熟期与行为类绩效考核方法的匹配对组织绩效的财务构面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成熟期与特质类绩效考核方法和结果类绩效考核方法的匹配会对组织绩效的业务流程构面和顾客构面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4)衰退期与特质类绩效考核方法的匹配组织绩效的顾客构面、业务流程构面和学习与创新构面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与结果类绩效考核方法的匹配却会对顾客构面和业务流程构面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知识密集型新服务开发活动的外部环境分析

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新服务开发活动绩效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笔者通过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入户调研,探讨了外部环境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策环境、轨道环境、市场吸引和市场细分都对新服务开发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而市场竞争对新服务开发没有显著影响.为了提高新服务开发绩效,企业新服务开发活动应当注重同轨道环境的符合,积极开发面向容量大、利润高和非垄断市场的新服务,重点进行对价格不敏感的和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新服务开发;同时,政府应当从资金、知识产权保护和税收优惠等多方面支持企业的新服务开发活动.     

企业家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经营绩效——基于动态能力中介效应的分析

动态能力是企业建构新能力的能力。在对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家商业和技术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动态能力有积极正向作用,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对企业动态能力无显著影响,仅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网络强度对企业的市场动态能力有积极正向作用,企业动态能力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并在企业家商业和技术社会资本与经营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     

双重网络嵌入与企业升级: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关系受权变因素的影响.基于广东省212家制造型企业的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双重网络嵌入对功能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双重网络嵌入中的市场网络嵌入对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流程升级间没有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产品升级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功能升级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吸收能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间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制造型企业嵌入市场网络进行升级时需要考虑吸收能力的影响,积极提高企业对来自供应商、顾客、行业竞争者等的知识的吸收能力,以实现企业升级.     

服务贸易限制、制度质量与国家经济增长

服务贸易作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拉动世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对一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7年8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服务贸易限制会阻碍经济增长,高质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其阻碍作用。从国别异质性角度来看,服务贸易限制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最大,其次是中高等收入国家和中低等收入国家,最后是低收入国家;政治制度质量和经济制度质量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行业异质性视角来看,专业服务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最大,其次是运输服务和通信服务,最后是金融服务;无论是政治制度质量还是经济制度质量对不同行业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服务贸易供应模式异质性角度来看,跨境交付模式的限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大于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模式,且制度质量具有弱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放宽服务贸易限制,完善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

部分地方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呈多发性、关联性特征,是我国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地方政府对执法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法治化竞争,从而引发系统性腐败现象。非法治化竞争是指缺乏法治基础、参与竞争的各方利益得不到法治保障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竞争规则不明晰或得不到严格遵守,发生冲突与争议时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仲裁。系统性腐败是指除了腐败分子的个人主观原因,其所在系统的某些制度环境也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腐败的多发性、制度关联性及其固定模式。共赢、风险、保险、掠夺四种模式解释了系统性腐败的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由此产生的非法治化竞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微观上表现为执法腐败下企业的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     

继承人培养模式何以影响家族企业传承绩效——继承人受认可度的中介效应

内部成长和外部锤炼是家族企业培养继承人的常见模式。文章着力探讨经过两种不同模式培养的继承人，在进入企业并发挥重大影响力后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产生的内在机理。基于学习理论，文章提出了一个被部分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利用2016年针对浙江省183家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假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继承人受认可度完全中介了继承人培养模式对企业传承绩效的影响，并且是一种典型的不一致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内部成长模式对继承人受认可度起正向作用，可以推动企业绩效的提升；外部锤炼模式因对继承人受认可度的影响为负，从而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不过，为继承人配备导师则可以有效缓解外部锤炼模式对继承人受认可度的消极影响。文章首次从学习理论视角对家族企业的不同继承人培养模式进行了整合研究，并发现继承人受认可度是继承人培养模式作用于企业绩效的中间机制，有助于增进对家族企业继承人培养过程的系统认识。     

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的寻租行为成因分析

社会转型期内,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的寻租行为时有发生,导致公共决策偏离公共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基础,对个人、政府以及社会都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文章通过对权力导向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利益驱动因素的分析,找出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寻租行为的成因,并提出抑制寻租行为的治理路径.     

农业信息化与农产品质量——基于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分析

如何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应该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1461个家庭农场的追踪面板数据,将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推进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农业信息化对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信息化对家庭农场进行质量认证及进行认证的个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化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产品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主要通过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方面,信息化通过破解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技术约束,降低技术成本,为农产品质量认证提供内在推力;另一方面,信息化通过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打破销售市场狭窄的困境,促进经济效益提升,为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提供外在拉力。据此,提出继续加快农村信息化服务普及速度,提高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应用能力,强化信息化对提升农产品质量的影响路径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