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进士”身份考辨──兼析清代“进士”一名的不同含义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清安徽桐城人。他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散文大家，为“桐城派”的开山祖师。关于方苞的科名出身，清代的有关文献多谓其为康熙年间“进士”。如清·钱仪吉《碑传集》卷二五雷《方望溪先生苞行状》云；己卯（康熙三十八年）举乡试第一，丙戌（康熙四十五年）成进士，榜未发，闻太夫人病疾，遽驰归。清苏停元《方苞年谱》（《方苞集》附）云：（康熙）四十五年，先生年三十九岁。……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届殿试，朝论翁然，推为第一人，而先生闻母疾，进归。李文贞公（光地）驰便留之不得。…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方苞与万斯同交游及其学术史意义

方苞与万斯同是清代著名学者,两人交往时间不长,但学术史意义深远。方苞所记万斯同史法,为了解浙东史学与《明史》修纂提供独家文献。同时,万斯同传经史之法于方苞,使方氏由古文之学而转向经史之学,并在经史研究中对所传之法有所继承革新。而对于万斯同所传文法,方苞亦发扬光大成为桐城派一脉相承的古文义法。可以说,方苞之学是对万斯同及浙东学派的一个拓展。     

听古人说防错

正避免犯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想防错,就要知道出错的原因。清人方苞有一篇短文《原过》,谈了很多防错、纠错的道理。方苞分析世人犯错的原因时,指出"识力不到"固然会致错,但心智缺陷——"自知而不胜其欲",更容易将人推向不义的深渊。就此,方苞将犯错主体分为圣人、君子、众人和小人四类,方便读者对症下药,找到适合自己的避错方法。在方苞看来,众人(平常人)犯错误,"观理不审"     

方苞与颜李学派

方苞既是文士,又是经师,但他更看重后者,故以程、朱之学自命。他对于当时的颜李之学,既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也有诋毁卫道的一面。他对清初汉学家多有不满,汉学与宋学之交恶,实肇始于方苞。     

清代江西进士县域分布与姓氏分布关系研究

清代江西1 887名进士的县域、姓氏分布都很不均衡。79个县域可聚类为进士巨县、进士大县、进士中县、进士小县,183个姓氏可聚类为进士巨姓、进士大姓、进士中姓、进士小姓。某县域某姓氏进士可聚类为巨姓进士、大姓进士、中姓进士、小姓进士。清代江西进士县域类型与其进士姓氏分布的关系非常密切。进士巨县和进士大县依赖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而存在,但又离不开中姓进士和小姓进士的贡献。中姓进士对进士中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仅有两个进士中县拥有大姓进士。全部进士小县既无大姓进士,也无巨姓进士。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主要来自进士大姓和进士巨姓,略少于1/3来自进士中姓和进士小姓,说明这些姓氏的进士在少数县域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     

也谈《左忠毅公轶事》一文的注析

《北方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了黄询同志的《关于〈左忠毅公轶事〉注析的疑义》一文。该文针对周振甫、吴秋宾同志分别注析的《左忠毅公轶事》提出了不同意见。论争的焦点集中在方苞原文涉及史可法时,未写史死守扬州、坚持抗清这一问题上。周、吴二同志认为:方苞这样用笔,是因对清廷心存顾忌,有意回避史可法这段历史,反映出了方苞思想中的消极面,黄询同志则认为:方苞这样处理,并非心中有什么忌怕,而是对写作题材的取舍,因而,是完全妥当的。这一论争,牵涉到对《左忠毅公轶事》和《狱中杂记》的写作背景、对清代官修《明史》以及清代文字狱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不可不争,不可不辩。     

八面来风

惠州市方苞到惠东平山千人戒毒帮教示范点调研广东省关工委主任方苞在惠州市关工委主任田业如陪同下,于10月12日前往惠东县平山街道办事处“千人戒毒帮教工程示范点”调研。平山街道办事处今年初被省关工委、省禁毒基金会确定为“千人戒毒帮教示范点”以来,组织专门     

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明季史事书写

清代桐城派早期作家戴名世、朱书、方苞等人,均有志于著史,特别是明末史事的写作。这一创作兴趣,体现了清初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兴盛、皖北沿江一带的历史文化特点与诸人自身学术志向的多重影响。在史观上,戴名世、朱书有较为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承认南明统绪的存在,并对明末党争采取了唯其是不唯其人的持平态度。方苞则往往回避明清断限问题,在党争问题上则赞同东林一派史家的意见,更强调史著的教化作用。在史法上,戴名世、朱书的文字,较为宏阔,其文不可用明确的法度来阐释;方苞则较注重行文法度,下笔不免拘谨。"《南山集》案"后,戴、朱著述零落殆尽,在后世影响甚微。方苞所追求的思想与文辞的雅洁、规范,则成为桐城派文章的代表性风格。     

欲效风雅追贤圣,且就义法赋诗篇——论方苞的诗作和诗论

桐城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地方,方苞之父兄师友许多都是杰出的诗人,方苞在其影响下很早便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兴趣,并且终身没有中断过诗歌的创作。其诗作流传不多,就目前所存诗作看来,可谓义正辞雅但韵味稍逊,因此其诗歌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作为一个文论家,方苞的诗论继承了传统诗论中"诗如其人"、"文以载道"的观点,重视诗人的经史根基和诗歌内容,又与其古文"义法"理论中之"言有物"一脉相承。方苞诗作和诗论成为后来桐城诗派的先声,值得学者研究和重视。     

“知有欧阳而不知有昌黎”--明末清初的偏嗜“欧文”之风与早期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建构

欧阳修的古文在明末清初受到了特别的推崇与钟爱,被艾南英、钱谦益等著名文人奉为楷模,风靡一时,但却由此产生了对欧文亦步亦趋的摹拟效仿之风,给当时的古文创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有鉴于此,方苞以“义法”为衡量标准,指出欧阳修在对《史记》文法的继承上所取得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方苞的这种评判,旨在为欧阳修古文在自己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古文文统中寻求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也是出于建立一个既不全然复古,又不一味从俗的文统的需要。     

汉学视野中的桐城义法——以钱大昕批评方苞为例

乾嘉时期汉学兴起、主盟学坛,与宗奉宋学、倡导古文的桐城派产生激烈冲突,钱大昕批评方苞即为标志之一。基于汉学家立场,钱大昕反对儒家经典的文学化、试图以史法规范文学、主张文无定法,不仅体现出汉学与文学的背离,同时也为姚鼐建构桐城派古文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     

包佶诗文辑补辩正

除《全唐文》所录《罔两赋》《公卿朝拜诸陵奏》，《唐文拾遗》所辑《请详定开元时令奏》《明立私钱赏罚奏》《社稷改用太牢奏》五篇外，包佶还曾作《道瑾文》《杜佑去思碑》《山谷寺三祖大师偈》。还曾为道一碑纪述，为窦叔向集制序，曾以书荐灵澈于李纾。《御定全唐诗》中所录包佶诗中《寄杨侍御》《再过金陵》非包佶所作，除孙望《全唐诗补逸》包佶诗《翻经台》外，他还曾作《奉送刘侍御赴上都》诗。     

无可奈何花落去--从高鹗续书中宝钗黛的婚姻描写看《红楼梦》的主题

在<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对宝钗黛婚姻结局的描写中,高鹗表现了贾府为了保住宝贵和尊荣,在贾宝玉的婚姻问题上,舍弃了聪明美丽但由于尖酸刻薄而不能保证"诗礼传家久"的林黛玉,而选择了温柔敦厚、可以让贵族阶级"芳龄永继"的薛宝钗.宝钗的出身决定了她对资本经营熟悉,适合管家理财;人又老成持重,适于和人打交道;身体又好;尤其是有较强的仕途经济之念;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宝钗是宝二奶奶的最佳人选.造成"黛死钗嫁"结局的,是历史的必然.     

"俊逸鲍参军"——李白对鲍照的追寻

对于六朝绮靡的诗风,李白向来轻蔑,但此际重要的诗人鲍照却是他非常倾慕的对象。表现于诗歌的创作中,即是拟其题,拓其旨,用其词,袭其句,效其体,仿其意。李白成功地吸取鲍诗的长处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最终以其傲人的天才,超越了鲍照,成为接受鲍照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     

对“反、返”古今字的重新考察

文章以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的一件商代帝辛时期的青铜方鼎《 方鼎》铭文中的＂返＂字为出发点,调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反、返＂二字的使用情况,对过去一直认为是古今字的＂反＂、＂返＂二字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考察,指出表示＂返回＂义的＂返＂字在商代晚期就已出现,但同时还借同音的＂反＂字表示＂返回＂义,＂返＂并非＂反＂的后起字,在表示＂返回＂这个意义上,二者应是通假关系。文章的研究可以纠正《古代汉语》教材仅依据传世文献用字将＂反、返＂二字视为古今字的错误看法,有利于指导古代汉语教学。     

李白与鲍照诗歌的继承关系

李白对建安以后的诗歌采取总体上否定,具体上肯定的态度。他对鲍照特别推崇,常自比鲍照,古人对李白与鲍照诗歌的继承关系多有提及。李白领悟鲍照诗歌豪迈深沉的气势,受鲍照诗歌强烈的主观色彩影响。鲍诗写妇女题材中有气骨;鲍诗的语言奔放流畅,自然俊发;鲍诗的结构起句突起、收句陡收,中间疏放;鲍诗想象奇妙,意象奇异。凡此种种,皆被李白继承。李白有不少诗与鲍诗的继承关系明显,更有不少名句从鲍诗化用而来。李白学习鲍诗是由于二人的性格相近,遭遇相近,有相近的艺术追求。     

关汉卿与元杂剧中的包公戏

关汉卿作为包公戏的开拓人,他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以后的包公戏定下了基调:在题材上注重市民日常生活的开掘,注重描写百姓在权豪恶霸凌辱下的痛苦;在人物塑造上,他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清官能吏的代表人物包公,着力刻画他巧用智谋惩恶扬善;在悲剧审美趣味上,大团圆结局总有一种缺憾,并反映民众一相情愿的天理力量,是一种苦涩的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