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理性化发展与法治秩序建构

历史经验表明,法治的生成发展离不开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而在当前中国,市民社会形成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理性化的明显阙如.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我国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从而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法治进程中的缺失及其根基构建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日渐彰显,但检讨法治进程的缺失,明确法治方向和把握法治发展着力点,应是时时注重的。本文从法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出发,探讨了中国法治进程初期的缺失,提出应重视法治精神的培育,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以使法治有更牢固的根基。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走进民间生活中的法治——兼评《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

关注现实的法治理论才能为法治进程提供现实的动力。当代民间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对民间力量推动法治进程的关注度随之不断提升，法治研究也不再止步于理论建构和观念传播，《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就是研究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拓展之作。作者延续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的研究理路，在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找到了理论的契合，对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进行了深层解说。虽然在社会学的分析和个案的深入剖析方面存在缺憾，但是，仍然为解决市民社会具体构建问题和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有效注入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展现了走进民间生活中的法治途径。     

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元素与取向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颠覆:一次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当中分离出来,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另一次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翻转,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市民社会因素对于国家、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市民社会构成了不同法治道路的分水岭,我国因为并不存在独立的、体制性的市民社会力量,必然会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然而,参照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理想和目标,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看,建构具有我国特点和价值判断的市民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是有力的推动和完善.     

市民社会的培育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 ,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社会成员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 ,是法产生的基础。现代法治的实现 ,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在我国 ,要积极推进法治的进程 ,就要积极加强市民社会的培育 ,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 ,以构建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此相应的是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得较早；相反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是同质的，这导致它内部的理性化过程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内部的理性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出发，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健全发育和健康发展需要依赖于一系列外部的条件来促成，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促成作用。与此同时，市民社会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也向政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要求，一是清除腐败，二是必须按照各不同社会空间自身的逻辑来塑造、发展和监督它们。９０ 年代国内市民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中西“市民社会”和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同质／异质关系，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带有极大的盲目模仿心理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理性精神:中国现代化的主导精神

理性是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西方哲学的不同历史时期,理性的内涵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极为不同,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理性主义精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面临着重重现实困境,但在哲学的意义上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它应体现为经济秩序理性化、公民政治的理性化及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性化进程。     

略论法治进程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法治进程”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从法的精神到法的制度的整体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变迁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双向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     

行政法治现代化的方法论思考

行政法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它是通过对行政法治构成要素进行理性化改造,使行政法治越来越接近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从而实现行政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相一致。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建设模式,本文就现阶段行政法治现代化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即强化依法行政理念,扩大社会组织公共行政职能,确立正当行政程序制度,推行柔性行政。     

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的解说效力与局限--兼评《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新世纪的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着法治化的进程,法学理论自然要对这一生动的社会现实进行积极的回应。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语境出发,对法治的产生、发展、当代趋向及中国法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在近年来众多富有活力的理论研究中,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法治研究则成为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热点。对这一法治观进行客观、理性的审视和评析,可以为当下的法治理论研究乃至整个法学研究提供某种深层透视和省思。1 中国法治研究进路中的根基关怀应当说,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法治和人治大讨论。特别…     

法治的市民社会视角

当代社会的法治建构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由于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政府主导的作用,从而不能为法治建构提供一个妥当的解释模型。有鉴于此,需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出发,从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法治建构。尽管由于＂乡土社会＂成分的存在,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法治处于一种＂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张力之中,但从＂参与者＂视角出发可以化解此矛盾,为法治建构提出一种＂中国式市民社会＂理论。     

当代中国的法治社会化:缺失与建构

中国的法治社会化,在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弊端,原因在于中国缺乏法治社会化的自然的途径和精神力量,中国传统法治观的影响,使法治社会化的推动主体的动力不足,甚至成为法治社会化的障碍。法治社会化的渠道中也存在诸多缺陷,不利于法治人格培养和法治信仰形成。同时,法治产品的严重短缺,使人们丧失了法治社会化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应发展市场经济为法治社会化创造经济条件,发展市民社会为法治社会化奠定社会基础,塑造中产阶层加大对重点人员的法治社会化工作,培养合格的法治社会化客体。     

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制度冲突视野中的农村法治建设障碍及其突破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法治化进程并不十分顺利。为什么法治建设在农村会遭遇较多的障碍?原因在于,我国农村是一种乡土本性的社会,它具有一些区别与城市社会的特质,这些特质是农村法治化建设不可回避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感性的社会存在,它与体现社会理性化的农村法治化建设之间存在着冲突。因而,农村法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其实质是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从制度冲突的视角分析,它是作为内在制度的乡土社会特质与作为外在制度的法律之间冲突的结果。     

市民社会的构建与民法的基本价值

市民社会的构建与民法价值的生成是从市民社会和民法价值相统一的视角,分析民法的社会基础及价值蕴含,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市民社会构建与民法价值生成作出初步论证.市民社会理论为民法价值研究拓展了新视野,它引导人们将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民事法治视角,由国家和政府转向个人、社会和国家,促使人们对民法的价值作出新的认识与判断.作为市民社会的法治基础,分析民法价值的文化基因即市民社会民法文化的生成,以此提出中国社会转型期民法保障民事权利与制约公权力的价值.     

在对抗与继承中发展中国法治文化的根基

杨昌宇撰文《对抗、继承与生成:对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现代性反省》指出,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在不断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展现出诸多问题。在文化根基上,中西方法治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西方法治经历过多重危机,但理性化和契约化文化精神依旧是现代法治的核心文化价值,依旧是西方法治的重要文化根基。而当下中国法治文化根基正     

市民社会与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构建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看,市民社会在中国总体上是缺位的.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与中国社会福利体制改革近乎是同步进行的.在市民社会发育不足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从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看,社会化过度而国家化不足;二是从社会福利服务的发展看,社会化(市场化)不足而国家化过度.     

宪政的社会根基——市民社会维度分析

从市民社会的词源、特征和历史演变来看, 市民社会与民主宪政和法治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市民社会培育了宪政文化, 孕育了法治精神, 形成了社会权力, 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 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

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市民社会是近代政治国家和法治生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近现代国家与法。全面、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的生成和法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关系,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