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图谱”

市域既是国家治理体系运转的重要节点,又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在纵向结构上实现上下贯通,让党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市域社会治理的全过程,搭建权责明晰、层层联动的纵向治理架构;要在横向结构上实现全域协同,形成多元主体基于"协商同意"的新型市域社会治理秩序,在合作共治的框架下横向动态研究制度的运行绩效,并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将政治的引领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德治的教化作用、自治的基础作用、智治的支撑作用有机融合,立体化推进社会矛盾解决。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价值凸显与方向优化

协商民主过程因为数字技术的嵌入而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覆盖力，数字协商民主实现了更为广泛的主体参与、更为丰富的议题讨论、更为平等的协商对话、更为精准的监督监管。其对于现代治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基于联结功能创新的民主动员，基于全样本特征的共识凝练，基于权力关系改变的民主活力激发，基于机会均等趋势的公共精神强化，基于大数据功能的权力制约路径创新。虽然协商讨论数字化特征的强化有助于拓展民众的参与空间而提升民主效果，但技术与制度要充分协调而保证内部一致性，以避免部分居心叵测之人借由技术操纵而“打擦边球”或“绑架民意”，造成“伪民主”。须明确：数字协商民主的运行基础在于对组织制度规章的绝对遵从，虚拟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数字协商民主的效果取决于制度基础和制度方向，在加速技术创新之前应先提升政府行政价值；数字协商民主的起点在数字技术，但落脚点始终在协商民主，政府应避免陷入“技术迷信”误区。     

动态环境下联盟竞合、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竞合视角审视联盟组合,结合动态关系观探讨有效的联盟治理机制,揭示了联盟组合中竞合关系(横向竞合、纵向竞合)、治理机制(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动态环境特征(技术波动、竞争强度)的二次调节作用。在不同的竞合关系中,由于合作和竞争的强度不同,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机制的作用也存在差异,同时,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两种不同环境动态性特征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纵向竞合中,运用关系治理比运用契约治理能更好地提升创新绩效,技术波动正向调节契约治理、关系治理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在横向竞合中,运用契约治理比运用关系治理有效,竞争强度加强了契约治理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即关系治理在波动的环境中更有效,契约治理在竞争的环境中更有效。本文为企业开展研发联盟组合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管理对策。     

信息技术如何实现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平衡——基于D公司供应链治理案例

运用纵向案例研究,通过过程模型来解析基于契约和关系二元治理平衡的形成路径,打开信息技术与契约和关系的二元治理平衡之间的"黑箱"。研究发现,促进长期跨组织协同的关键在于实现基于关系和契约的治理机制平衡;信息技术能够在跨组织治理过程中实现治理机制的动态叠加,在治理机制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实现治理机制之间的平衡。这一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跨组织治理理论,对中国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长期合作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单位治理能力

正单位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提高领导干部的单位治理能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如何才能提高领导干部的单位治理能力?要摒弃"管控"思维,树立治理意识;摒弃"单边"思维,培育多维度思维;摒弃以事为中心的意识,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摒弃独裁管理,树立民主理念。提高领导干部的单位治理能力还要掌握协商治理方法,提高协商治理能力;培育团队精神,提高团队治理能力;健全制度治理机制,实现治理的现代化。     

战略联盟: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发展选择

战略联盟在高校核心竞争力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作用,是高校当下赢得生存和发展的不二选择。高校战略联盟主要有横向、纵向和横纵综合联盟三种形式。在高校战略联盟中,应注意战略联盟目标、对象、制度、关系、文化等主要问题。     

村民自治视野下农村治理法治化推进路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化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趋势。农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的困境有:基层政府为"维稳"而"变通",致使农村基层治理缺乏可预期的法律结果;基层司法公信力偏弱使法律在农村的适用缺乏应有的权威,难以产生正义共鸣;村级组织权力运行不规范和宗族势力的"人多势众"影响弱化了村级治理权威。制约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因素包括农村资源缺乏整合、村民参与自治偏少、农民用法热情不高等。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要融合基层政府的权力资源与村域内部的精英资源;通过创新民主机制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治理;以提高村干部法律意识为切入点,培育法治土壤。     

微时代背景下乡村社区情感治理中的软权力:逻辑、挑战与策略

软权力在乡村社区场域中遵循着三重逻辑:以村民为中心,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主体逻辑;硬性治理的反思,情感维度的重拾的生成逻辑;软硬权力有机结合,构建社区情感共同体的运作逻辑。这三重逻辑内嵌于情感治理并发挥积极作用,但也客观存在以下问题:情感资源的积累不足难以应对复杂情感,村民“科技恐惧症”导致的媒介沟通阻滞,情感治理实践难以打通“最后一公里”。微时代下软权力应对情感治理挑战,要积累软权力,应对复杂的情感挑战;通过软权力促进科技与情感的结合,消除情感沟通障碍;“以点穿线”深入基层,“连线成网”联结情感。     

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

治理模式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政治发展的重点。在代议制民主疲态渐现和弊端日增的背景下,作为代表性的两大创新形式,参与式治理和协商治理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参与式治理主要强调社会管理者的开放包容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核心和关键;与之对应,协商治理更强调公民理性参与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其基础是平等高效地对话和协商。为了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必须实现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而解决现实治理困境的关键是既能突破原有制度设计瓶颈,又能协调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和利益,而网络则是新形势下的有效载体。     

话语权博弈视角下单位核心圈层道德风险的成因与规制

单位核心圈层对话语权的使用与控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单位组织的权力运行,并通过话语权博弈进一步强化自身权力,在此过程中会嵌入人情关系、个体利益、权力私用等因素,引发诸如单位组织成员利益诉求表达不畅、政治生态环境异化、单位组织领导班子权威虚化弱化等一系列道德风险。对此,应建立健全单位成员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加强协商民主根除"圈子文化";创新单位组织内部治理,维护单位组织领导班子权威,以规制单位核心圈层的道德风险。     

实现城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

正以治理重心下移解决社会治理的权力配置问题,目前已成为关键的政策话语之一。管理、服务与资源则是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突破口。管理下移,就是在纵向上重新界定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和资源配套制度;在横向上界定条块之间的权责关系,并将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要建立基于社会综合管理绩效的考核与激励机制。以社会综合管理水平为中心,设计一个正向激励的基层综合管理指标体系,是实现管理下移的重要步骤。     

新时代“小官巨贪”治理的成效与展望

近年来,我国的制度反腐包括反腐法律规范、相关机制与机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小官巨贪”现象并未根绝,当前,“小官巨贪”呈现发案领域的扩大化、作案手段的隐蔽性增强、群体性腐败仍广泛存在的特点。“小官巨贪”治理不足的行政生态困境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未完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转型仍未完成,官民沟通系统与公民反腐参与度仍待提升,社会廉政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尚需加强,权力配置与监督机制还需理顺。为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进社会转型和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改变政府考核指标;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提高民众参与民主监督的意识;重视思想建设和廉政教育;完善国家监察体制,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等,进一步改善“小官巨贪”治理的行政生态。     

治理效能提升视域下组织治理机制创新的逻辑进路

组织治理机制即是通过协调组织内部资源,建立起一套体系严密、组织健全、高效运转、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适应力和解决力的管理制度。在推进组织治理机制创新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几个基本准则:以提升单位组织力为战略重点,以提升制度协调性为主攻方向,以提升管理科学化为价值尺度,以提升成员自发性为内在要求,以提升组织自治力为根本目标。在实践中,则要坚持多方发力、久久为功。要推进制度建设工作,构建于法周延的制度体系;鼓励个体参与管理,建设多元协作的治理秩序;畅通信息传递渠道,推动信息权力的普惠均等;建立多元协商机制,搭建利益冲突的化解平台。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年深交所上市的37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为切入点,分析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低CEO权力强度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的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于CEO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机制分析 ——基于天津市X区L街道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对网格化管理存在的"泛行政化""服务供给有限性""社区治理主体协调困境"等局限的全面超越,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从天津市X区L街道的社区网络化治理实践来看,其在纵向组织的构建上,实现了行政—党建复合网络架构和治理资源整合;在横向机制上,通过民主恳谈会实现了交流机制的设立,实现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动员与组织参与。该个案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区网络化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把社区网络化治理看成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把人放在系统环境中,不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政府应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并实现社区善治的框架内,致力于寻求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平衡点;要充分重视社区精英在社会合作和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精英吸纳工作。     

南开管理评论2004年度1-6期总目录

主编寄语 公司治理的新进展:公司治理评价 李维安 企业科学发展的战略观:要适应两个“上帝” 李维安直面外资企业“在中国制造”与“在中国融资” 李维安德隆神话的破灭:“做大”与“做强”的理性思考 李维安商以富国 李维安商业银行的治理风险:避免成为大股东的“钱袋子” 李维安专稿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推进行业管理改革 蒋正华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完善法人治理机制 李金华深化和应用公司治理理论加速天津经济发展 戴相龙有限理性与经济行为 莱因哈德·泽尔滕 “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报告研讨会”专家观点公司治理股权结构的陷阱 宋敏张俊喜李春…     

智慧时代城市基层网格治理运行困境与改革进路

智慧时代,城市基层治理呈现出新变化新特征:基层空间的双重性、共振性凸显,基层生活的流动性、智慧化提速,基层民众的参与权、话语权重构。同时,智慧时代的城市基层网格治理面临着一些困境:重物理空间,轻网络空间;重数据收集,轻个人信息保护;重技术理性,轻人文关怀。针对这些问题,要强化双重空间的一体规制,提升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完善智慧治理的制度机制,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利用智能化手段,促进民主协商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营造智慧治理的文化氛围,引领科技向上、向善。     

双向协同下产业共性技术跨组织合作研发微分博弈模型研究

为解析共性技术跨组织合作研发模型选择及影响因素，在横纵双向协同下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龙头企业为承担主体，运用微分博弈理论建立共性技术跨组织合作研发基准模型、产出依赖模型及努力依赖模型。研究发现：就双向协同系数而言，增加横向协同系数能提高三种模型下努力水平及研发总利润；纵向协同系数在边际收益系数较大时，对研发总利润产生先减后增的影响；双向协同系数均在努力依赖模型中最为敏感。就模型比较而言，产出依赖模型优于基准模型，固定监控成本作为调节变量，随其减小努力依赖模型将优于基准模型甚而优于产出依赖模型。就政府作用机制而言，政府应通过补贴和非补贴方式参与共性技术研发，产出依赖模型中政府须对双方给予补贴，努力依赖模型中政府须对高校和研究院所给予全额补贴。     

浅谈跨界水污染治理之行政合作机制

跨界流域的水污染问题往往涉及多个部门乃至不同地区,传统的政府"各自为政‘的治理方式在跨区域水污染防治问题上已显现出困境,单一的行政主体在进行跨界水污染治理时也显得力不从心。由此,寻求流域内政府间合作尤其是合作机制方面的探索来治理跨行政区域水污染已然取得成效且积累了有益经验,但在合作的具体制度安排上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的困境与突破

区域生态环境类属准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是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管和责任主体,是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因此,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必须合作。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行政区划对于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合作的割裂、地方政府间区域环境治理目标选择的差异、地方政府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合作中的责任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陷入困境。要通过搭建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府际合作平台,纵向督查与横向考评相结合,经济激励与政治激励并重,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利用市场机制倒逼地方政府主动合作来突破这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