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日本明治时期《左传》学及其特征——以《左传辑释》与《左氏会笺》对比研究为中心

《左传辑释》与《左氏会笺》是日本明治时期颇有建树的《左传》笺释之作。《辑释》擅长思想阐说,《会笺》侧重版本、校勘、训诂等基本的文献整理工作。在具体疏解上,《辑释》见解独善者多,《会笺》博采众长者夥;《辑释》简古明晰,《会笺》详赡周密,亦各具特色。但实质上,两者汇释《左传》,所取折中为学的态度,考据学的方法,及经术合一的治学目的,则同出一辙。正可谓同中有异,异中含同。究其因,此与两著产生的深远文化背景及撰述的具体学术环境不无关涉。两著的对比研究,不仅透示出中日文化的密切关系,而且也显示出日本学者在《左传》研究上的多方面成就,更在探求儒学现代化的道路上,提供了可鉴之资。     

《左传》“摄官承乏”正义

"摄官承乏"一语出自《左传·成公二年》,杜预将其解作"摄承空乏",这是晋人的普遍认识,后人多承袭旧注之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此解释说:"摄,代也。承乏亦谦词,表示某事由于缺乏人手,只能由自己承当。"日本学者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说法与之类似:"敢来谢辱戎士之不敏,且摄而执役也,摄官承乏犹曰有事请承之也。"细察《左传》原文,旧注及上引各家之说实系望文生义,与《左传》原意及古代制度皆不相符合。经本文考析,"摄官承乏"一语源出于西周"射礼"。"承乏"为射礼活动中的官职名。"乏"为古代"射礼"中报靶人的蔽屏;"承乏"指担任"射礼"中宣布校射结果的"获者"之职。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三则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目前坊间考证最为完备、资料最为齐全的《左传》注本，学者对《左传》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杨《注》的参考。但由于篇帙浩繁，杨《注》文中不免有所纰漏，本文因举其疏误阙略者三处进行商榷。     

论焦循的《左传》学

清代乾嘉学者研治<左传>,一方面崇汉尊古,另一方面集矢杜<注>.焦循的<左传>研究,不以搜求汉儒旧说为主,也不满足于仅以名物训诂匡正杜<注>之讹,而是着力从义理的角度批判杜预,否定杜<注>的思想价值,并认为<左传>违失<春秋>之义,跳出了汉学的藩篱,在清代<左传>学中别具特色.     

论《左传》文本的史诗性整一

本文论证《左传》文本形式的史诗性。《左传》文本在内视线索、选材和结构中心点上达到了史诗所要求的整一。《左传》记录了春秋二百五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全部叙事的最终思维指向是“天人合德”的历史观。四类题材都从不同角度反映“礼崩乐坏”的现实，向着“天人合德”的主题辐辏凝聚，呈现比较严密的主题构思。《左传》蕴含了中华民族后世文化的基本因子，是中华民族文化“元”精神的第一次形象记录和阐释，称得上是一部史诗性作品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沭、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刘师培对《左传》解经地位的恢复

清代中后期今古文之争又被提起,而且多由《公羊》学者发起,刘师培作为古文派经学家,通过严谨的历史考据恢复《左传》学解释《春秋》经的历史地位,努力将《左传》的地位提琴至《公羊》、《谷梁》之上。     

重审“经史之分”——检视皮锡瑞对《春秋》和《左传》的定性

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在当前经学中影响力极大,书中宣称《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不是史。他严厉批判杜预,反对杜预以《左传》解读《春秋》的做法。按照"经史之分"的规定,《左传》被视为纯粹的史书,不宜用作诠释《春秋》。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春秋》和《左传》应该予以分拆,了不相干。然而,皮氏这一批评意见充满各种谬误,既误解杜预原来的本意,他所主张的"经史之分"也实不可靠。     

《左传》人物活动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左传》人物生活在传统礼制日趋崩溃、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的春秋之世.社会秩序的极其混乱,也意味着社会思想的极大自由.《左传》人物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就是社会思想极大自由的必然结果.春秋社会这种"礼崩乐坏"、"价值多元,,的时代特点,就构成了《左传》人物活动的基本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左传》预言的文化指向与叙事功能

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以“征兆”指代预言,进而将《左传》中历史事件与叙事理想的实然与应然并存,解读为“解释的焦虑”,微观阐释有余,宏观考量不足。《左传》从刀简书笔史官文明中寻求大义春秋四方教化,“思而不惧”;《左传》中的预言,不是存在与反映的比附,也不是简单的预设与达成,不能等同于“征兆”。就思维模式而言,《左传》预言是经验的继承与集成:是先民对天人关系的探索,是道德人文的建立,是经世致用的思考;就文学方法而言,《左传》预言是应验叙事传统在特定时期历史书写中的呈现,具有伏笔、承转、省文等叙事功能。     

《左传》叙事结构研究

叙事结构对于作品的重要性人们早已熟知,对《左传》叙事结构也早有分析,但大多还局限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基础之上,也相当零碎,其研究有进一步拓展之必要。从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看,《左传》叙事呈现出了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与"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三大特征。这些特征背后体现了《左传》最大的"隐义"所在——既继承了《春秋》记事特点,又与《春秋》相迥异——《左传》应别为一家。     

《左传》与汉代文化精神

《左传》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可谓是有周一代史官文化的结晶,也是记录周代文化最详尽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于两汉或隐或显,以其本身内容与价值上的优势,一直传承不绝。汉代文化就包孕着《左传》的种种文化因素。如《左传》"著将来之法"对汉代经世致用文化,《左传》"崇礼宜乐和"对汉代礼乐文化,《左传》"蕴美学因子"对汉代审美文化都有较大的影响。     

《左传》称名略说

春秋时期,《左传》还没有被作为书名,因为该书是解释《春秋》的,故仅沿用鲁史《春秋》的名字;西汉时,为与孔子修订的《春秋》相区别,人们称之为《左氏春秋》;到东汉,由于经今古文之争,出现了《春秋左氏传》的名字,人们简称其为《左氏传》、《左氏》、《左传》等。此后,《左传》因为作为书名简洁明了而被普遍接受。     

《春秋左传注》质疑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中双音同义词的相关注文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就这两方面问题提出不同见解,对双音同义词界定模糊的作出新解.     

《左传》士人形象的道德评判

本文就《左传》中的士人形象,站在儒家伦理道德的角度,从仁、信、忠、敏四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了春秋士人的君子风范与道德品格。     

南宋散文集《文章正宗》编选《左传》的文学意义

南宋学者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文学史上第一部编选《左传》的散文集,按辞命、议论、叙事共选133篇。选文以“明义理,切世用”为文学宗旨,宣扬《春秋》的“微言大义”,注释文字自始至终贯穿了理学家的文学思想,对后世文学选本重视《左传》文章的编选产生了重要影响。     

《左传》礼制与《周礼》合异探析

《左传》礼制与《周礼》所记相合处共161例,这就很能说明,《周礼》中的大部分内容与《左传》所反映的时代相去不远,反映的是古礼的真实面貌。《左传》《周礼》当中"禘祭、宗庙祭祀立尸、亳社、雩、赐鬯"是周礼;"饮至、朝会盟祭祀路过山川、烝"是春秋时期的礼。《周礼》与《左传》礼制不合者,有些是后代的变礼,有些是战国、秦时期,诸儒想恢复古礼的附益之文,但这并不能就此否定《周礼》与《左传》不合之礼的真实性。     

廖平对《左传》认识

廖平在《左传》的今古文归属问题上的认识有前后的明显变化,在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对《左传》从史学著作到解经之书的认识变化。廖平论证《左传》为解经之书的方法,就是将《左传》的内容分为记事和义例两大类——记事为《传》,义例为《说》。从而解决了经学史上《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的疑难。把历来被认为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一变为解经的《春秋左氏传》了。     

《左传》民本思想浅议

本文从神与天命的角度对《左传》进行分析，认为《左传》肯定了民本思想，并以此作为撰写本书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