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育环境,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育政策调整策略,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实施三孩政策,满足了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三孩政策下人们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是以往调查和研究未能涉及的。因此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一孩、二孩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7和2.07。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长,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均在快速下降。25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

本文基于"四川省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问卷"的调查数据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所调查育龄群体的理想子女数约1.8个;男孩偏好发生概率具有明显的地区、人口特征,民族属性、家人想法、对生育政策知晓情况以及养老方式等变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显著。分析认为,这是个体所处环境对其影响作用所致。因此,政府应借助各类传播媒介,利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加大对人口现状及生育政策等知识的宣传,扩大新型生育观念普及面,通过减弱男孩偏好逐步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平衡。除此之外,"一儿一女"的生育偏好普遍存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虽然满足了婚育家庭的生育需求,但有可能激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的男孩偏好,打击"两非"仍是未来人口工作重点。     

三孩政策下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数量和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精确评估生育意愿尤为重要。文章在明确区分“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的基础上,从数量和确定性两个维度综合评估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强度。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倾向于拥有两个孩子（理想子女数）,但实际的再生育意愿较低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只有一个孩子且未实现生育愿望,有意再生育一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也很低,近半数人确定不再生育,其余人则处于“可能不生”或“尚未决定”的犹豫状态。这揭示了人们在现实因素的制约性下陷入既想生又不敢生的矛盾状态,凸显不确定性在生育意愿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生育愿望、现有子女数与再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互动关联。未满足的子女数量愿望增加不确定的意愿,且能激发积极的再生育意愿。未满足的男孩偏好也能够推动二孩家庭更高孩次的生育意愿。文章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与方法提供了新的框架,也为理解生育意愿的形成和实现机制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配偶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吗?

生育意愿是夫妻双方对生育行为的共同意向且夫妻双方相互影响。人口流动容易导致夫妻分居两地,那么流动人口的配偶随迁情况对其生育意愿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使用二维交叉表和排序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配偶随迁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约21.5%的单独夫妇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会再生育一个孩子,说明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更倾向于选择在未来较远时间进行生育。配偶随迁显著地弱化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与配偶未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配偶随迁的流动人口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对数发生比降低0.135个单位,说明尽管夫妻一同流动会提高生育可行性,但由于流动人口夫妇一起进入新的环境中,生育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生育成本也大幅提高,最终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对于明确有再生育意愿的流动人口,配偶随迁也会推迟再生育时间。另外,流动人口男孩偏好对其生育意愿及生育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当流动人口家庭仅拥有男孩时,他们更偏向于选择不再生育孩子,即使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也更倾向于在未来较远的时间生育,存在明显的生育时间的推迟效应。总体而言,伴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存在弱化效应,生育时间存在推迟效应。     

子女孩次性别结构与女性再生育——基于孩次性别递进生育率的分析

现有子女的孩次性别结构是影响女性再生育的重要因素。使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时期孩次性别递进生育指标对女性生育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女性普遍生育但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很大,基于孩次性别结构的生育行为体现了男孩偏好;城市和镇在生育第一孩时就存在性别选择;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较大,且二孩是男孩的比例显著大于是女孩的比例;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城市和镇的女性大部分不再生育,而农村女性有很大比例会生育二孩,但几乎不存在性别选择。采用某地区2019年的数据进行补充验证,同样发现:只有一个女孩的女性相比较只有一个男孩的女性生育者生第二孩的可能性要高很多,以上研究发现对当前二孩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孩政策下托育服务可及性与生育释放效应

面对日趋严峻的生育形势，我国渐进式地放开了二孩、三孩生育数量限制并采取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探究以托育服务为代表的生育支持政策如何影响生育意愿对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21年湖北省托育机构普查数据与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数据，从托育机构的类型、招生规模、师资力量、经营投资等方面综合分析托育服务发展的现状；基于多维视角，通过托育服务的规模、密度、普惠和质量四个维度构造托育服务可及性指数，重点研究托育服务可及性对城乡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托育机构普查结果显示：湖北省现有托育机构2 167家，每百婴儿托位数为6.53个，每百平方公里托育机构数为4.59个，生均月收费占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08%，仅有18.3%的托育机构提供多样化的托育服务。回归结果显示：托育服务可及性的增强显著提升了城乡家庭的生育意愿；托育服务可及性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家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概率增加20.3%，有三孩生育意愿的概率增加7.1%。进一步研究发现托育服务普惠和空间可及性的增强可以显著提升城乡家庭的生育意愿，尤其是二孩生育意愿；托育机构数量的增加既能提升城乡...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CSSCI

生育政策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如何有效激发农村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民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具有较大的政策激励潜力,故而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保障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构建Bi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入”效应,养老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建议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生育福利,提高家庭经济能力以降低生育成本,制定政策优化代际合作育儿人力资本,引导树立科学的人口资源生育观等。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家庭生育数量会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还未达成共识。文章利用全国城市青年调查数据,对性别偏好和家庭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偏好并不等同于男孩偏好,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无性别偏好在城市已婚已育青年中所占比重最高。不同性别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有所差异:性别数量双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与无性别偏好相比较,单性别偏好也会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但女孩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也更显著。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意愿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5年生育意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出台后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变化情况,单独一孩家庭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9.5%,普通一孩家庭为32.2%,较以前有所下降.前续调查对于是否生育二孩表示"说不好"的人群中,追踪调查显示大约60%倾向于不打算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由"打算生"到"不打算生"是生育意愿转变的主要趋势,经济压力大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政策敏感人群所占比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政策落地对优生筛查、孕产服务、幼教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做好各项公共政策衔接,确保实施效果.     

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潜力影响因素的随机实验研究

文章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搭载的联合分析随机实验数据，通过分析育龄人群对虚拟情境下他人生育潜力的评估探讨了生育规范的潜在差异和影响机制，并考察了其人群异质性。研究发现，个体对生育规范的认知具有可变性。经济资源对二孩与三孩生育潜力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育在当代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消费品属性。照料资源的可及性有助于提升生育潜力，其中有长辈提供照料支持对二孩和三孩生育潜力的刺激效应分别约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2.5万元和6.29万元；低价的市场化托育服务对二孩生育潜力的提升作用均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3.86万元，但对三孩生育潜力而言，低价公立托育服务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低价私立托育服务，二者分别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8.87万元和6.61万元。性别偏好在生育潜力评估中的影响已不再显著，反映了传统生育规范的弱化。此外，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意愿的育龄人群对经济资源、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资源的偏好略有差异。文章认为，未来中国的生育行为可能因社会经济特征而呈现明显的分化，生育支持政策需要重点加强经济资源与社会照料资源的配套支持。     

二孩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二孩”给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孩子数量和孩子年龄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在公共托幼服务短缺情况下，生育二孩和有3岁以下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更高，性别差距更大，部分女性被迫中断工作。该发现对二孩政策的启示在于，增加公共托幼服务对于促进符合政策的城镇青年生育二孩、平衡工作家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生育一孩弱化二孩生育意愿吗？——基于北京市“单独”家庭的考察

本文使用北京市西城区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基于不同的生育意愿测度指标,采用描述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城市＂单独＂家庭中生育一孩对二孩生育意愿的作用,并借助倾向值分析方法控制生育状况的自选择问题,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更具稳健性和可靠性。结果表明,城市＂单独＂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并不低迷,生育一孩能够强化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而且生育状况的作用在生育意愿的众多影响因素中较为突出。上述结果需要在生育意愿的评估和生育政策的制定中有所关注。     

农村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三省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生育决策行为的序次模式的视角出发,将农村一男户和一女户的再生育意愿在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上进行比较,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采集的三省六地"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运用样本选择的Pr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男户和一女户的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没有显著差异,都希望再生一个孩子;二者在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一女户更想再生一个男孩,而一男户更有可能想再生一个女孩。中国农村中"一儿一女"的孩子结构诉求仍是主流。理想孩子数量与性别结构、婚育新观念等文化因素显著影响再生育意愿。     

江苏省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分析—基于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

本文基于2006-2007年江苏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调查数据，对江苏省独生子女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理想子女性别蛄构和生育第一孩的理想年龄进行了定量描述扣二分类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组的减小，独生子女理想生育子女数逐渐减少，其中理想子女数为一孩的比例逐渐增加而理想子女数为二弦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数为三孩及以上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对理想子女性别无所谓的比例逐渐增加。理想子女性别为一男一女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性别为一个女孩的比例高于理想性别为一个男孩的比例；生育第一弦的理想年龄在逐渐增加。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经历等因素对独生子女理想子女数为二胎以及对生育的子女有明确性别期待具有显著影响。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没有因为她们是独生子女而具有单一的模式。而是多样化的、因人而异。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当考虑她们的意愿和行为时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应当把她们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来对待。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根据中国最近的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了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各种调查比较一致地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大多是两个孩子。在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完善、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城市居民接近;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也仅有少数妇女有多子女偏好。生育意愿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仅仅是一孩和二孩的差别。强烈的性别偏好已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     

儿童照料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分析北大核心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潜在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地区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好的地区,人口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在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和人口问题并行,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国家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东北三省人口的生育意愿,一个孩子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为探究东北三省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本文根据2017年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儿童照料形式以及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成本对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与实际费用的差值对比分析其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决策并不是由女性主导,而是受到家庭的综合影响。相较于家庭照料,社会照料显著降低了受访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另一方面,当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被显著抑制。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社会照料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以上结论显示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低生育发展阶段,建议加大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0-3岁婴幼儿早托机构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和建设。     

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 ——来自上海的证据

本文围绕一项针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调查,分别使用二分和有序Logit方法分析儿童照顾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育龄女性能够从家庭内和社会中获得更多孩子照料的时间支持时,她们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也会伴有更明确的二孩生育规划;双独家庭能够从父辈获得更多的经济、时间上的帮助,因此他们要比单独家庭和双非家庭更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居住于上海市城区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更易获得孩子的照料资源,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供选择,因此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居住于郊区的女性。此外,本文通过是否采用了避孕措施对二孩生育的意愿程度做了进一步区分,结果发现当第一个孩子主要是由孩子父母承担照料工作的时候,女性存在二孩生育意愿的程度是最低的,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意愿程度的积极影响也明显低于社会性照料,此现象在上海市户籍的女性中体现尤为明显。最后为纠正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进一步验证了与首孩性别相比,首孩的抚养成本与接受照料情况显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加大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为育龄女性提供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支持是提高二孩生育意愿的最有效政策。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