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主要从当代人能否研究和撰写当代史(国史)；国史学的属性或定性；国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国史学的特点、科学性或学术性；国史学研究的方法；国史研究的分期问题等方面探讨了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并对这一研究提出了几点认识和看法。     

建国60周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评

建国60周年前后,国史学者们在原有国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国史研究。笔者从新观点、新视角、新课题、新领域四个方面对国史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综述,一方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战略部署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总结,推动共和国国史研究实现了新的突破。     

试论马克思主义国史观与国史理论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国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其中,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国史发展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方向。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的本质属性。国史理论是关于国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体系,它主要包括国史观、国史哲学和国史研究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国史理论建设立足于国史研究及其发展,建立在国史观和国史哲学基础之上。在国史研究中,国情调研和社会历史调查日益成为拓展国史研究领域和创新国史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朱佳木教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正2000年底,朱佳木教授由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岗位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任所长,当时当代中国研究所行政上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故被同时任命为该院副院长。从那时起,他一面主持国史编纂工作、扩充国史编研队伍,一面致力于国史学科的构建,逐渐成为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朱佳木教授关于国史研究的对象、指导思想、功能的思考,关于国史的分期、主线、主流的见解,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原因的探究,关于计划经济体制历史作用的评价,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程的解读,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的分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阐     

加强国史研究和宣传,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的出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也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它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国史、大力宣传国史、深入研究国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对待和阐述革命与国史的关系,是《国史稿》的一个突出特点。《国史稿》一共五卷,却专门拿出很大篇幅,设立了一部序卷,用以概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弘扬优良学风努力开创国史研究新局面

在举国上下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前夕,历时二十载、凝聚着老一辈理论工作者和国史工作者心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终于出版了。这是国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翻看这部厚重的史书,不由得对老一辈国史工作者的精神境界和优良学风心怀深深的敬意。学习和弘扬他们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著史立言,秉笔为公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     

近年来共和国史研究视点回顾

承前启后的世纪之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向多领域、多维度、交叉学科纵深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本文按四个历史时期,对1999年至2001年国史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做以梳理与回顾.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与国史研究的初兴

科学研究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为一种国家意志.国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初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应用和中国化,并逐步与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国史研究带有与中共党史研究相结合的鲜明特征,为奠定唯物史观对新中国历史学的指导地位,推动唯物史观的具体应用,以及本学科的自身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郭沫若、翦伯赞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其中发挥了倡导和引领作用.     

齐史断限与平四胡之岁——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正误一例

高齐国史编纂大约始于天保八年(公元557年)。这年夏天,魏收“除太子少傅,监国史”[1](卷56)。所监修的国史正是北齐当代史。这项工作首先是从《高祖本纪》着手的,撰事在史馆内进行,但一开始就遇上了时间断限和史例的问题,因此围绕国史起元这一讼案引发了一场长达10多年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是在魏收与阳休之之间展开。魏收主张国史起元于“平四胡之岁”;而阳休之则认为应以天保建元。二说相持不下,并牵动朝廷上下。《北齐书》卷42《阳休之传》云:“魏收监史之日,立《高祖本纪》,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收在齐州,恐史官改夺其意,上表论之。武平…     

审视与解读:越文化与越剧的关系

绍兴这片古老深厚的沃土养育了灿烂辉煌丰厚博大的越文化。越剧作为越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多种手段、多种形式体现出越文化的丰富内涵,该文从越文化孕育了越剧的产生,越剧对越文化的体现与解读两个方面探讨了越剧与越文化的关系。越剧在越文化深厚的土壤中产生,历经发展、演变都折射出越文化的深刻内涵,并存续、积淀,扩散开来,最终与越文化融为一体。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越文化研究纲要

越文化研究由来已久,一直未有系统的纲要规划。为早日使越文化研究走上科学的轨道,最大限度地调动研究力量,在多元竞争的地方文化研究热潮中后来居上,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精神动力,有必要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越文化研究纲要。本人尝试梳理这个纲要所应涵盖的大致范围。     

近三年越文化研究之设想

对于近三年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 ,从研究范围、研究重点和研究特色三方面提出初步设想。研究范围的确立 ,要建基于对时间、地域和文化结构的认识 ;研究重点的确立 ,前提是研究范围的确立 ,作者建议在近三年内重点关注 8个方面 ;研究特色的形成 ,则主要体现于研究重点的选择和确立     

史前时期先越文化输入日本诸问题刍议

研究表明 ,日本早期文化 (绳纹文化和弥生文化 )的若干因素 ,都可以从河姆渡及其后继者为代表的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的先越文化中找到渊源关系。先越原始居民从杭州湾出发 ,借助季风、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直接东渡日本 ,确有实现可能。不过 ,先越文化由海路输入日本 ,是自发的 ,断断续续的 ,绝不是一次完成 ,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次完成的。     

鲁迅性格越文化溯源

鲁迅的性格是复杂而多元的,与越人的性格原型、越文化的精神气质上存在着沟通和承传.而越地文化的复杂内涵孕育出的越人,总是以矛盾的形式表达着自身的性格魅力.对这种矛盾复杂性的原始基因的追溯需要从多个层面的展开,尤其应注意从地理环境与历史变迁对于越人性格、越文化生成的意义这一层面来加以探究.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考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是唐代史馆中两大不同的史官名称。考证清楚二者的区别,对了解唐代的国史修撰制度有重大意义。     

越王允常都埤中浅解

越王允常是春秋晚期的越国君王。允常的都城,史载在埤中。埤中的地望,至今尚无定论。《吴越春秋》说埤中在诸暨北界。《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说诸暨为允常之都。孟文镛《越国史稿》说在今诸暨东北的店口、阮市一带。笔者综合冯普仁《吴越文化》的观点以及考古资料,认为埤中在今萧山南部的临浦镇一带,这既有天险可守,又适合当时越王允常迅速北上趁虚袭吴（前505年）,摆脱对吴国的附属关系,称王兴霸的情形。     

对国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恰当地划分它的历史分期,正确地确立其学科体系,对我们深入开展国史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资政育人,必定大有裨益。     

“红叶合唱团”越办越红火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办事处鑫苑社区刚成立时,居民文化生活很单调,老年人除了看电视打麻将,没有更多的文化生活可言。社区党支部、居委会于2006年组建了社区"红叶合唱团",经过六年的时间,"红叶合唱团"已由当初的15人发展成为50多人的队伍。"红叶合唱团"这几年越办越红火,得益于几个好方法:有地方。刚开始,合唱团只能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