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央政府权力象征与民族文化交融于一体 元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管见

<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玉印是一枚元成宗赐给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1246-1303年）的印信。印章为白玉质地，附双龙钮，高8.1厘米，方形印面，边长9.6厘米，系红色印绶，印文为阳刻八思巴篆字，四行十六字，系“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藏语音译，现藏西藏博物馆。此印无论材质还是双龙钮形制，均具有极高的规格。从材质上来看，我国早期的印章主要以玉制作，取“君子佩玉”之意。至秦汉，只有皇帝才准用玉制印。到了元代，玉印开始颁赐给一品、二品官吏。     

《彰所知论》研究之一——藏汉文版本及相关问题

王森先生谈及元朝帝师八思巴(1235—1280)时曾经说过:“八思巴著述三十八种,其中以元太子真金所说的《彰所知论》最为流行。”《彰所知论》的版本,可见的一般有藏文、汉文和蒙文。汉译本是《彰所知论》作者八思巴帝师之弟子沙罗巴(1259—1314)所译,收入汉文大藏经。凡二卷,共分五品:第一是器世界品,详述须弥山说,即四大洲等传统的佛教世界观;第二是情世界品,叙述地狱、饿鬼等六道说,转轮圣王之起源,印度佛教之兴隆,释迦尊者之世谱,进而叙述吐蕃、蒙古之王统世系与佛教传播之状况;第三是道法品,将修行次第分为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等五     

有关八思巴事迹考略

元代第一任帝师八思巴,是历史上一个著名人物,有关介绍文章和研究论著已经很多。但笔者感到有些问题,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例如,关于忽必烈敕封八思巴为帝师的起因以及帝师制度的历史渊源;敕赠八思巴的封号、谥号和印章;元代专门教授八思巴字的蒙古国子学校和帝师寺,等等。对这些问题,不少文章和论著虽有涉及,但有的语焉不详,有的论述难以令人疑窦尽释,仍需做进一步探讨,因而试作考略,以为引玉之砖。     

大元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

藏族是我们祖国大家庭中光荣的一员,她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众多杰出的英雄人物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增添了光辉,与汉族等其他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一道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八思巴,就是藏族历史上继吐蕃王朝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等“藏王三杰”之后的又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八思巴,本名洛追坚赞,藏历第四饶迥阴木羊年(公元1235年)三月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出身于萨迦款氏家族,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任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侄子,他自幼就跟随萨迦班智达学习藏族文化和佛教知识,以聪慧颖悟著名,被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1239     

萨迦政权时期的两个问题

十三万户的建立和八思巴受封“帝师”是元代西藏历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但十三万户建立的时间和名称以及八思巴受封帝师的时间和封号的内容,在各种汉藏文史料中记载不同,以致在教学中出现混乱现象。本文拟通过以汉藏文史料对比的形式,对这两个历史问题进行考证,以期得到更符合历史史实的认识。     

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

在元代活动于中央朝廷的藏族僧人中,除大元帝师八思巴之外,地位最高、声名最显赫、对元朝宫廷影响最大的当数生前受封为国师、去世后被追封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的胆巴。汉文史籍《元史》、《历代佛祖通载》中对他的事迹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八思巴文?八思巴字与信息传媒——’98“3.15”立此存照

八思巴文？八思巴字与信息传媒——’９８“３·１５”立此存照●豪斯蒙哥“３·１５”说“八思巴文”西北某省大报的《社会周刊》辟有“文物精华”栏目，连载国家级文物，每期图文并茂，展示本省珍藏国宝。昔日珍宝亮相，成了当今爱国主义教育宝贵材料，此等意义人皆首肯...     

元明汉族史家笔下的八思巴

八思巴不仅是西藏佛教发展史上(后弘期)的一代祖师,而且是藏族历史上继松赞干布之后又一伟大的政治家,是整个中华民族杰出的英雄人物之一。他毕生致力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是一位值得大加宣扬的爱国主义者。萧蒂岩同志从《大藏经》和《元史》上节录并注释元明汉族史家写的《拨思发行状》、《帝师殿碑》和《八思巴传略》三篇文章,以飨藏族广大读者。期望有志之士,也将元代以来藏族史家笔下的《八思巴总传》等逐步地介绍给汉族广大读者,起到交流的作用。这对于学习、研究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激发爱国热情,以振兴中华,实现四化,是不无裨益的。     

浅析“忽必烈对八思巴奉献三个却喀”和“施主与福田”之说

关于元朝对西藏的管辖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史籍记载断章取义，鼓吹“忽必烈在接受八思巴的第二次灌顶时，向八思巴奉献了三个却喀（　　　　　　　），当时蒙古与萨迪派只是结为‘施主与福田’的关系”，无端制造分裂舆论，否认元朝对西藏的主权。对此不少专家学者已做了一些澄清和反驳，阐明了真实的历史。但这一说法影响颇深，改变这一看法也得有个过程。本文拟对这两种说法从源头上加以考证和分析，以供参考。一、关于“奉献三个却喀”的考证与分析（一）关于“奉献三个却喀”说法的由来这一说法见于多部藏文史籍，其中最早记载…     

严谨 翔实 求真—《土族（蒙古尔）源流考》评介

严谨翔实求真—《土族（蒙古尔）源流考》评介孟维不囿旧说，勇于探索，观点新颖，论据确凿，材料翔实，说理清楚，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显示出严谨缤密的逻辑思维，最终得出令人心服的科学结论。──这，便是我对《土族（蒙古尔）源流考》一再咀嚼、反复推敲之后得...     

历史的事实不容歪曲

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一书,是承袭了已故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的观点,并且根据以后的事态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中,把他们所谓的“西藏独立”的由来主要归结为:元朝皇帝忽必烈把西藏分封给帝师八思巴,认为从此西藏就“独立”了。但这个观点是经不住一驳的。因此以后就逐渐产生了范普拉赫在《西藏的地位》一书中所说的,自1911年后西藏就正式“独立”了的观点。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种种说法。但无论他们持什么观点,提出什么说法,很显然都是     

八思巴遗宝“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考

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珍藏的蒙古汗国时期的“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虽然是复制品,但其仍属不可多见的国宝.通过多方对比、排查,该印的主人应当是推动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曾任国师,后升任元王朝首任帝师的著名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     

关于“宣政院印”

关于“宣政院印”照那斯图在《西藏历代藏印》一书中收有一方元代官印，作为第一个印加以介绍，标题中直称“宣政院印”，但在释文中又说“印文为八思巴文，试译成藏文看象是‘枢密院’的译音”，１１叫人费解。这方印到底是什么印呢？其实，此印与“宣政院”毫无相干，因...     

《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见“乌斯王逆旨”事件考

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载永乐九年(1411)班丹扎释在乌斯藏修习、参学时,不知何故,“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阐化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由此引发了“乌斯王”的恐慌。“乌斯王”情急之下向正在楚布寺禅修的班丹扎释求救,班丹扎释携“乌斯王”侄等一行前往明廷向明成祖陈情,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文章发掘学界新近公布的《大乘法王传》及《大乘法王致明成祖书信》中的重要信息,结合《贤者喜宴》《明实录》等传世藏汉文史料,考查“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乌斯王逆旨”指的是金字使者奉旨在乌斯藏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大乘法王)时,“乌斯王”意欲阻挠昆泽思巴前往明廷而制造障碍一事;《西天佛子源流录》对班丹扎释化解危机的功劳有所夸大,事实上是大宝法王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班丹扎释作为陪送大宝法王返藏的侍从在此事件中承担了沟通和联络的任务。“乌斯王逆旨”事件的整个过程发生在明廷落实对乌斯藏“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的大背景下,班丹扎释奉大宝法王之意携阐化王侄前往明廷陈情以及随后再次奉命入藏安抚阐化王,皆与明廷派往乌斯藏执行多项任务的主使团随行,他是明廷治藏政策形成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历辈拉莫察汗诺门汗呼图克图(夏茸尕布)传略

一、蒙古军队进入青海人命之王成吉思汗的时代，统治了世界许多地区，蒙古得以全面振兴发展。当时，大汗和萨钦·贡噶宁波在宗教上建立联系，使蒙藏关系揭开序幕。后来，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信主法王八思巴先后被忽必烈奉为上师，并让人思巴创制了蒙文，佛教在蒙古地区开始传播。此后，忽必烈将西藏的十三万户赐给萨达派，使蒙藏关系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蒙古首领俺答汗尊奉遍知法工襄南嘉措（三世达赖）为上师以后，这种佛教的法缘更为深固，到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合撒尔的后裔固始汗的时期，蒙古地区由却图汗发动了察哈尔部和喀尔喀部之间的…     

守护一座塔:一个家族的十八代人

守护一座塔：一个家族的十八代人文／翟书元赵国珍一公元１２４５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应蒙古阔端的邀请，不顾６０多岁高龄，携带两个侄儿一１０岁的八思巴和６岁的恰那多吉，长途跋涉，历时两年于１２４６年８月抵达凉州（今甘肃武威）。———这是距离我们今天７...     

象郡辩略（续）

象郡辩略（续）白耀天（广西民族研究所）（三）与鄂卢梭氏引证的七类共３４条村料相比，马司帛洛氏三类４条材料在数量上确是相形见拙，无怪乎冯承钧先生在《秦代初平南越考》的泽序中斥其为“几条孤证”。然而，冯氏之斥考虑欠周，是不公平的。常言说“三个木桩架起一壁...     

《五史册》披露的第一位藏王出身的神话(上)

在我于慕尼黑第四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中，①我对一组我们只从传说中听到的早期文本作了简短的分析。这些文本与Can—lnga（《五史册》）有关，它们在《巴协》中被例举如下：1、瑜伽神离册TheYo－ga（yi—ge）lha一dge（gyes）－can2、九重联脊册TheITab－ma（’dab－ma）dgu－tsag（brtsegs）－can3、凌乱蓝首册TheZing一户”’”“－tshogS—can4、加印章秘密册Thegsang－baP勿agrgyacan5、红铜缺尾册ThesPun－po－cano它们在《娘教法源流史》中也曾被简单地提及户那本书有助于我们解决在篇名拼写中的某些问题。当我在慕尼…     

(唐)吐蕃时期的历史地名“纳川”考释

公元7世纪，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蓄势力不断向外扩张，与唐朝、南诏之间的战争延续了一百多年。自唐仪凤二年（677年）以来，吐善南下西洱河（洱海）的主要兵力，屯集于今滇西北中甸和维西一带，并在今中甸、维西、丽江三县交界地的金沙江上架起了铁索桥（史称吐善铁桥），以济吐差大军迅速进人西洱河湖区。公元680年前后，屯于纳川神川一带的吐善军队突然出现在西洱河湖区，可谓“吐劳神川……不假天兵”。于是，西洱河诸蛮纷纷臣服于吐毒产吐春王朝在神Jll建立都督府，派论大相一级高级官员驻守（史称神）！I铁桥节度使，亦称吐春铁桥节度…     

“多麦东本”: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置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从“萨玛王朝”的传说说起

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境内,不仅有被当地人称作“萨玛王朝”的遗址,也流传着诸多“萨玛王朝”同德格土司家族渊源关系的传说。为厘清该问题,笔者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结合相关汉、藏史籍文献的记载,对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元代,德格家族的四郎仁青因担任八思巴的首席侍从官,在八思巴举荐下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多麦东本”,成为管辖多麦地区的千户,即传说中的“萨玛王朝”。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与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萨玛王朝”的建立时间即四郎仁青受封“多麦东本”的时间1264年,“多麦东本”是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也成为后来德格土司家族发展为康北地区最大势力之根脉。尽管元朝1325年才设置管辖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但在康区的行政建制却始于1264年。因此,“多麦东本”作为元朝中央在康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在元朝建立康区行政体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