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牙人、牙行的职能与商牙关系的探讨--以明代小说材料为中心

明代牙人除了代客买卖以外,牙行与客栈结合形成了歇家牙行,为客商提供食宿,并代为雇佣船脚夫,客观上保护了商人的旅途安全。他们掌握行情,稳定物价,维护了商人利益和市场平稳。本文选取明代小说材料来考察明代牙人的商业活动,以全面认识牙人在明代商业活动中的意义,同时考察明代牙人对商人的利益侵害,揭示出明政府对牙人牙行的控制力日趋衰微。     

吏治与治吏——新时期中国政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思量

古今中外,吏治与治吏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际成功经验昭示：治国必重治吏,治吏就是治权,治权首在治人,治人难在治心。吏治清明的根本在于制度,必须让权力得到有效制衡。重塑新时期中国吏治与治吏,首在把握人治与法治、官治与民治、律治与心治关系的理路。     

吏役的来源及代役的产生——魏晋南北朝吏力制度研究三题之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吏役的主要来源是固定的应役户,他们主要是举家世代应役的农民;其次还有出身于侨杂、寒贱与孤贫的人;吏役的另一来源是募吏。吏由地方长官征召,要免除吏役,一要得到地方长官的批准,解除吏名;二要得到地方长官的施恩、遣免;三要本人立功立事,身份起了变化。服吏设的人,被视为“舆皂微贱”,官员可凭其喜怒任意对待。吏力制的代役,在东晋和北方姚秦统治时期已出现吏力制的代役,吏力交纳的代役钱,称为“恤”,“恤”由吏力制的代役钱物的专称还演变成一般代役钱物的通称。交纳“恤”的吏力比起服见役的吏力要少,见役与代役并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力制,在北魏分裂后开始蜕变,隋及唐初已届尾声,而转变成新的制度。     

吏人起源于官府贱民略证

关于吏人阶层的起源问题,现有的几种解释都不是很周全,特别是从官制角度把吏人视为人为压制的结果,这与唐宋之际身份解放的大潮流相违背,显然不合情理.有种种证据显示,吏人的前身应该是官府贱民,这些人在隋唐时期开始加入日渐卑冗的吏职,并可能通过流外制度升入官员行列.唐宋之际,这些人的身份也一样得到很大解放,宋朝对吏人的种种压制措施实际上并没有压低他们的地位,只是取消了他们通过流品制度升入士流的机会.     

宋代吏人的文化水平与政府运转

北宋末期全国约有90余万吏人,若以十分之五的识字率统计则有40余万。这是宋代数量最大的识字群体,代表着宋代官方治理的实际水平。中央政府的吏人必须通过严格的文化考试,对在职吏人也毫不放松文化水平的检测。重要岗位吏人的专业水平,不仅有利于执行国家政策,还能上升为政治制度。部分胥吏甚至达到科举及第的水平,跻身于官员队伍。宋室南渡之初,没有成文的典章制度可以遵循,基本依靠老吏记忆旧事,才能延续赵宋体制。地方政府吏人的主要工作也是负责文案,不少地方官员还要向他们学习实用的官场规则和公文知识。在州县与民众之间全靠乡村吏人,联系方式主要是文牍往还。常规性的家庭财产登记都是由书手、承帖人等基层人员完成,负责编造、管理租税征收的各种文书。挨家挨户催收税赋的税吏也要达到识字、计账的水平。有的人家送子弟入州县学校读书,目的是为了充当差役。宋代大部分吏人拥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这是维护政府运转的基本保障,也是士大夫阶层之外更为实用的知识阶层。     

试论元代杂剧吏人故事的批判意识

元杂剧经常写到的吏人的名目有六种:六案都孔目、都孔目、孔目、司吏、令史、外郎.这六种名目其实是"六案都孔目"和"令史"两个职位的不同称呼.元杂剧中,涉及"六案都孔目"和"令史"故事的作品今存十三种.这些涉及吏人生活的元杂剧故事,反映了元朝政府施行"由吏入官"的铨选制度,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过于倚重吏人,以及由此造成的官员无能、吏员主政、吏权太重、吏弊多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元杂剧吏人故事的这一特点,显示了元杂剧作家强烈的批判意识,具有很强的认识功能和审美价值.     

各地商家印象扫描

一项针对北京地区企业界人士的的调查显示，近半数人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着可以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就各区域性商人圈给北京企业界人士的印象而言，粤商与沪商基本上是以正面印象为主；北京本地商人及豫商基本上是以负面印象为主；浙江、闽商与东北商人，印象则正负参半，区别在於对於浙闽商人的负面评价带有道德批评色彩，而对於东北商人的负面评价偏於能力与做事风格。总体而言，北京企业界人士对於东南沿海地区商人群体给以较高的正面评价。这项调查是由零点调查公司承担的，调查使用分层配额方法，电话访问了北京城区的650名企业的总经…     

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

商人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它随着商品交换经常化的出现而产生。中国富商大贾代不乏人，但商人的社会组织———会馆，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这是因为明清历史为它提供了建立的契机。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归属感的需要，捍卫商业利益的推动，把商人会馆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古代商人阶级的形成及其治生之学

春秋时代，随着宗法制解体，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古代第一个商人阶级相应形成。作为商人阶级的代表，范蠡、白圭等人总结商业经验和规律，形成了一套不同于管仲富国之学和孔子富民之学的新的经济理论商人治生之学。它在理论上独特的创新价值值得重视和研究     

由役及吏: 两宋 “ 公人” 疏论

两宋的 “ 公人” 可直译为 “ 公家之人”, 但其内涵却前后发生着变化。 北宋公人多指义务性为官府承担一定职能工作的职役, 常常与使院语境下官府招雇的吏人的职能交错混同, 其中衙前公人出身、 职能及其去向的特殊性, 通常独立于诸色公人之外, 甚至地位优于州县一般吏人。 但随着北宋中期王安石推行“ 吏士合一” 政策, 吏人地位渐渐提高, 职役开始倾慕吏职, 至南宋前期吏人、 衙职成为职役较好的去向。南宋中后期 “ 公人” “ 公吏” 往往混同书写, 至少在士大夫们语境中, “ 公人世界” 里的公人是他们所担忧或鄙夷的胥吏群体, 这时的公人特指介于官民之间的公家之人。 公人角色变化的背后, 折射出乡村中上层群体由失利情态向获利情态转变的功利诉求, 以及社会转型中两宋政权扩大税源以补充浩大财政开支的主体社会语境。 公人作为一个融合吏人、 职役、 乡役等多重职能身份的社会符号, 在从民向官的价值转向中, 勾勒出两宋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

胡商作为崭新的文学形象最早见之于唐人小说,与唐代商业的各个层面紧密相关。唐朝国内经济繁荣、市场稳定,激发了胡商来华的热望;唐政府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和积极招商的措施,使胡商来华经营的各种条件得以具备;而当时的商业观念,又主导了小说家们对胡商形象的具体描绘。     

从“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看明代中后期经商意识的新变

“三言”“二拍”两部古代白话小说集都对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作了大量描写，塑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商人形象，揭示明中叶以后商人的经商意识及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     

清代活跃在中日贸易及日本港市的广东商人

本文阐述清代广东商人往日本长崎、神户、大阪、横浜等港市进行贸易,和在当地定居创业、建立商号以及地缘性组织“广东会所”的历史轨迹;分析广东商人在日本经商贸易的地位,指出广‘东商人是一支强劲的商人队伍,名曰广东帮,与三江帮(江苏、浙江)、福建帮(泉州、漳州、福州)商人齐名,并成为日本华侨社会的侨领之一,深受日本华侨华人的拥护和爱戴。     

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

为了在兴办矿产的同时达到保护矿权的目的 ,四川官员设计了华商集股购地、华洋商人合资开采的办矿模式 ,与英法等国商人签订了多份开矿合同。但该模式本身存在资本需求较多、购地成本无法把握等实施难度。此外 ,洋商在政治特权庇护下的肆意要胁 ,此模式的实际结果却为洋商对四川矿地的争相标占提供了便利。     

“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

“三言”“二拍”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生活是冯梦龙和凌(氵蒙)初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们反复渲染经商不易,明确表达了两位作家对于商贾生活的理解和对商人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所描写的商人,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角无疑是徽商,5部短篇小说集画出了他们的各种形象。这一个个艺术形象,映衬出一幅明代商人、尤其是徽商生活的多彩画面,这幅画面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商人是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所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正反两方面角色都有,但正面人物明显居于多数,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对于研究冯梦龙和凌(氵蒙)初的思想,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     

明代徽商与官府、客地居民和乡邻的关系——从明代话本小说看徽商拓展生存空间的方式

明代话本小说中多有涉及徽州商人活动的描写,展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经济实力日益雄厚而政治优势无多的徽州商帮的生存状况。这一时期的徽州商人以种种方式拓展生存空间:攀附、行媚官府官员;积极融入经商客地;乡人为伴相互扶助;血缘宗族为系共同经商。其间,有奔波营运的艰辛、远离故土的孤寂、官府凌逼的无奈,也有雄资在握、富甲一方的骄傲和便利。话本小说以其近乎史料的真实描写,反映了徽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生存状况。     

论明末清初发展对外贸易的历史机遇

明末清初,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国内市场初步形成,人们对商业与贸易有了较深的认识,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许多国家都有开展对华贸易的强烈愿望,中国的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海商实力非常雄厚,历史给了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难得机会。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的崛起和发展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商人是徼商的典型代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江村商人崛起于商界.虽然明末战乱使江村商人遭受重创,但是清初的一系列政策使江村商人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迅速发展,并于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了解江村商人的发展及其衰落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清时期的徽商乃至明清徽州社会.     

双子星座：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考量

早在春秋时代的越国就有一些精于经商之道的人;唐代从事商业者,有商贾之别;到明清时期便涌现出以地域联系为特征的各式商人集团,鼎足相拥的无非晋商、浙江宁绍商和徽商。其中宁绍商开设的钱庄和晋商经营的票号犹如浩瀚夜空里璀璨的双子星座。钱庄和票号的起源虽然有别,业务经营的走向上却逐步趋同,可谓＂异源同业＂,成为华夏商业发展史尤其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三者之间在生存环境、经营原则和商帮网络方面基本相似;也有三点相异之处,即对于皇室官府、新兴行业和从商职业的态度不同,这是宁波帮所以能在清末民初后来居上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