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时期的袁世凯与康有为

维新变法时期，袁世凯的思想与康有为的思想有许多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袁世凯曾是康有为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在变法关键时刻对康有为的背叛，有着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     

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政治思想研究

宋育仁是一位杰出的维新志士。维新运动时期,他揭露时弊,纵论时政,言行并用,呼吁变法。他抨击官僚制度弊端,要求改革官制的思想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志士改革官制的主张颇为相似。其出使伦敦的经历、甲午战争后沉重的民族危机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深厚的国学素养等因素促进了他政治思想的产生。他的政治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主张西学中源、过度崇古尚古等。     

中体西用思想与维新运动

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流变发展的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得到不断地充实发展。在维新活动中，中体西用思想是维新人士宣传维新理论、拉拢中间势力、反击顽固势力和推动变法深入的理论基础。变法的最终失败并非中体西用理论的失败，而是中国传统局限与历史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皮锡瑞变法思想浅论

晚清今文经学家皮锡瑞一生力主变法自强 ,而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又使他在接受西学时矛盾重重 ,皮氏只得用“孔子改制”说来折衷处理。本文重在梳理皮氏变法思想的转变过程 ,以此突显近代化过程中中体西用蜕变的复杂性     

试论刘光第"取其长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

刘光第明确提出了“取其长而制其害”(或称“收其利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采西学重实效促进富国强兵、宣传普种牛痘和戒除鸦片以及提出参用民权与重视报纸的社会作用等方面。刘光第的西学思想突破了洋务派的“体”“用”之争,是他参与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宋恕论略

宋恕作为清末维新变法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可通过其学术思想去发现。他把晚清的中国衰败归咎于其学之不正,竭力主张返本复正,即尊崇原始儒学,而贬低所谓有违儒家正统的汉后阳儒阴法之学和“闽洛之学”。在杂糅中西、“复古改制”的旗帜下,他提出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主张,其中包括鲜明的伸张女权的主张,是戊戌时期一位富有特色的思想家     

论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影响重大。其维新变法的主张及生利分利、振兴实业、货币、利用外资等经济思想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就是对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现实影响。     

论文廷式的人才思想

文廷式,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变法求才、兴学育才、破格用才的人才思想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特别是他的人才立国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维新思想——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出生于广东新会,十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曾担任过上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以他犀利的笔锋直刺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先后在《时务报》发表了多部宣传维新思想的文章,从而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维新思想宣传家。 梁启超主张变法图强。他在《变法通论》一文里写道:“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他说从税制到军制,各种制度都在不断变化,既使清朝入关后的历法、文字、刑法等都有所变化,尤其到了今天“大地既道,万国蒸蒸”的情况下,要争取变法的主动权,只有积极变法图强,才能保国保种,否则就会亡国灭种。他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反对洋务派只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的荒谬做法。     

王安石“礼义治国”的思想与实践

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主要渊源于儒家，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特别是变法实践中，他主张泽民、宽刑、爱士、养兵，提倡德教为本、礼义治国。     

论"立言不朽"作为文学话语的历史生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领域内,"立言不朽"由政治(伦理)命题转化为文学命题是经过两个人实现的--曹丕和刘勰.曹丕提出"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文学争得了与"立功"、"立德"平等的地位;他还有意使"经"向"文"屈就,"文"向"经"攀升,从而在文学外部实现了"立言不朽".刘勰则以"宗经"为策略,在文学内部实现了"立言不朽".他认为,文学只有"宗经"才能祛除"去圣久远,将遂讹滥"的弊病,得以健康发展.因为"经"具有其它文化资源所不具备的思想取向与艺术选择的优势;"经"具有可以为文学效法的优点;"宗经"的核心是"正末归本".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的检验,刘勰真正实现了"立言不朽".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茶文化典籍中的通感现象及其翻译探析

通感,即把视、听、嗅、味和触觉等通过艺术的联想和想像而相互移借、融合与贯通。茶文化典籍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为研究通感提供了很好的语料。品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和享受,人们在品鉴佳茗时观茶色、察其声、闻茶香、品其味,心无杂念、和谐宁谧,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同时都直接参与其中,而生理学上人的五官又是相通的,因此,无论是在茶诗这样的诗歌体裁中还是《续茶经》这样的描述性文体中,都不乏应用通感手法的佳句。该文以《茶诗三百首》和《续茶经》为研究语料,在搜集和统计数据后对其中的通感现象进行分类,并对如何翻译好这些茶典籍中既是生理或心理现象又是语言或文化现象的通感进行了探讨,尤显重要。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以章太炎《原道》为中心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是章太炎在解读经典时所提出来的理念.在他的理解下,经典的意义进入到他自己的意义世界之中,经典本身也具有完全的现在性和现实的旨向性.在推究道家之意的《原道》一文中,章太炎通过诠释“弃前识”和“不尚贤”,以此驳斥康有为等今文经学派“无缘而妄意度”的行事方式以及反对革命、倡导变法立宪的观点.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汉晋之际学术现象探析

汉代经学和儒家所倡导的礼义制度随着汉王朝政权统治的衰落而日趋空疏和虚浮,黄老刑名法术之学代之而起,从而形成以形名为核心的谈辩风气,旋即演进为玄谈和玄学。何晏指出归元致一是最有效的治学之道,王弼则提出自觉以执一方法治学的要求。士人们不仅在思想深处将儒道两家融会贯通,而且吸收了其他方面的学说和文化。南北朝时期,人们观念理论和思辩的对象层面开始下移,士人的思索重点转向了形神关系,而有无关系问题则随之在人们头脑中退居二线。汉末六朝学术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划了一个弯。     

“读经“运动: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自尊“——兼与蒋庆先生商榷

蒋庆先生认为“读经”运动在于培养文化自觉,以培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但笔者从能否全面认识自己的文化、能否达到对自己文化的自觉认同、能否具备文化的世界眼光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读经”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运动,而只是“文化自尊”的反映。笔者同时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早日从文化自尊走向文化自觉。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文化构建的生态翻译途径

翻译的文化建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构;二是外建。纵观中国翻译史,翻译的文化构建功能还只是“单向通道”,只有内构,却忽略了外建。当前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化较量,需要以生态翻译为手段,提倡“译有所为”的翻译策略,积极推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而生态翻译视域下的文化建构,主张在他文化中建立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的建立,需要在他文化中取得话语权力,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翻译文学经典化;二是“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生态视域下文化的建构,不仅重视“东学西传”,更提倡“东学西转”,以期补过拾遗,更好地发挥翻译的文     

文化构建的生态翻译途径

翻译的文化建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构;二是外建。纵观中国翻译史,翻译的文化构建功能还只是“单向通道”,只有内构,却忽略了外建。当前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化较量,需要以生态翻译为手段,提倡“译有所为”的翻译策略,积极推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而生态翻译视域下的文化建构,主张在他文化中建立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的建立,需要在他文化中取得话语权力,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翻译文学经典化;二是“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生态视域下文化的建构,不仅重视“东学西传”,更提倡“东学西转”,以期补过拾遗,更好地发挥翻译的文化建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