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假洋鬼子”的投机革命

鲁迅先生用他的《阿 Q 正传》,对辛亥革命时的浙东农村作了广泛深刻而传神的描写,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不朽的文学典型阿 Q。如果阿 Q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顶峰的话,我们还要说,在他的旁边还屹立着一座有相当高度的峰峦,它就是与阿Q 同生同长的,为阿 Q 所“深恶而痛绝”的假洋鬼子。(以下除引文外省称“假”)。在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不要当《阿 Q 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 Q 革命,     

两种棍子 一样作用

假洋鬼子手里有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的哭丧棒;“四人帮”手里拿着更多更大的棍子,这就是他们所开设的“钢铁工厂”的产品。虽然一为有形之物,一是无形的东西,但都可以打人,是专门用来对付革命人民的。 在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里面,“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八三页)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时,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阿Q,对革命也产生了“神往”,觉得“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于是,他第一个喊出“造反了！造反了！”     

“四人帮”与假洋鬼子——重读鲁讯《阿Q正传》

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了,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教导我们:“《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毛主席着重介绍了《阿Q正传》中“不准革命”一章,指出,有些人不准别人革命,“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今天看来,四人帮正是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正是揭批“四人帮”的一个要害问题。我们     

琐谈阿Q的“革命”

阿Q是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里的一个主要人物。这篇小说以我国近代社会生活为背景,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和革命风貌。作品里的阿Q是一个落后雇农的典型形象。后来阿Q也曾有过反抗和革命的要求,可是由于投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并联合赵太爷、举人老爷、把总等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逮捕、游街,终于阿Q又糊里糊涂被他们杀掉了。对于阿Q的“革命”,历来存有争     

“银桃子”和“哭丧棒”——学习鲁迅《阿Q正传》

鲁迅在《阿Q正传》这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假洋鬼子”。此人是未庄大地主钱太爷的儿子。他善于钻营、投机又非常凶残。在革命风暴没有来到之前,他手提“哭丧棒”统治着未庄的贫苦农民。当革命风暴一来,他又在胸前挂起了一个“银桃子”冒充起革命党来,并大言不惭地讲述他的“革命史”。“银桃子”和“哭丧棒”是“假洋鬼子”的反革命两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革命

在我们所能有的价值命题中,用“革命 一词来概括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的内在律动与演进状态,应该说是比较恰切的。 “革命”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它是风云激荡,气象万千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程的主旋律。尽管“假洋鬼子”式的革命与阿Q式的革命不同,尽管“高老太爷”们眼中的革命与高觉慧们所渴望的革命有着本质的差异。但“革命”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观念中,黑白对立、泾渭分明的价值尺度,是二十世纪最鲜亮的精神语汇。     

阿Q“革命”之管见

多年来,关于阿Q的形象及其“革命”,以及由此涉及到的文学作品的典型等问题,一直众讼纷纭。为此,我想单从阿Q的“革命”这一方面,试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和大家共同商榷,并求教于关心这个课题的同志。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精辟地阐明了阿Q“革命”的实质。那种把阿Q看成是“革命者”、“造反派”,以及过高地评价阿Q“革命”的观点显然是不合适的。作品的思想离不开作家世界观的制约。《阿Q正传》写于一九二一年前后,当时鲁迅还     

也谈阿Q的“革命”——兼与支克坚、陈继会同志商榷

《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四期发了支克坚同志的《关于阿Q的“革命”》一文(以下简称“支文”),认为鲁迅在阿Q的“革命”问题上,发现的不是农民的革命性,而是“当时中国一部分农民同革命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驰的思想意识”,阿Q无论在“革命”前或是     

关于阿Q“革命”及其典型性问题的几点质疑——与马冀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阿 Q“革命”的初探》(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三期;(下简称《初探》一文中,针对那种对阿 Q 性格中“革命”因素渲染过份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阿 Q 不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阿 Q 在鲁迅笔下是一个否定的典型,对于阿 Q 的所谓“革命”也没有抱任何赞扬与肯定的态度。马冀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与指责(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也谈阿 Q 的“革命”及其典型性》;下简称《也谈》),这是正常的。因为,我的一些看法,如在《初探》一文开头时讲的那样,是很不成熟的,有些观     

甘作别人儿子的丑类

本人想对一例骂人的话进行剖析,不然拙文就没法写下去了,请读者原谅笔者的“苦衷”。小时候在乡下生活,个别年轻人在吵架的时候,或者以说笑话想占对方便宜的时候,往往说:“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被称作儿子的一方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要么反过来,再用此话回敬对方;要么会动起武来,拳打脚踢,甚至动刀子的也不鲜见。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里,类似这句骂人的话,就常常出现,比如阿Q挨了王胡的打,或者挨了“假洋鬼子”钱大少爷的揍,这时阿Q敢怒而不敢言,只能等着人家走远了,才敢骂一句:“儿子打老子,这个世道     

也谈对阿Q“革命”的认识

《阿Q正传》从第七章起,用三章写阿Q的“革命”问题。于是,怎样看阿Q的革命,他的思想性格前后是否一致,便成了众说纷纭的问题。一九二六年,郑振铎就提出疑问:“象阿Q那样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见《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郑振铎将阿Q的“革命”完全理解成了正面意义上的革命,这完全误解了鲁迅的创作意图。     

阿Q革命与辛亥革命

阿Q革命与辛亥革命是紧密相联的。阿Q革命发生于辛亥革命之中,也只有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事变才会促成阿Q 这样的“革命”。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阿Q 革命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特别是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弱点和缺点,是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     

也谈两位革命伟人论阿Q——兼与李桑牧同志商榷

关于阿Q典型的问题,几十年以来已经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最近又有同志用系统的方法去分析,所取得的进展是无庸置疑的。但对阿Q典型的看法,至今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对鲁迅研究有贡献的李桑牧同志,在五十年代是把阿Q当作农民看待,对阿Q的革命也是肯定的,曾说阿Q“对于革命充满着多么丰富的奇思遐想”,“显示被压迫农民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他企图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成农民阶级的革命     

《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再议

本文认为 ,鲁迅虽然在仙台时就弃医从文 ,立志于思想革命 ,但并没有将思想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对立起来。《阿Q正传》不仅表现了思想革命的主旨 ,而且关注了政治革命诸方面的重大问题 ,全面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这和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鲁迅写阿Q是为了否定阿Q ,写阿Q革命是为了否定阿Q的革命 ;他既没有把阿Q作为农民革命效仿的榜样 ,也没有把阿Q想象得那么凶残 ,比赵太爷还坏。我们不能从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而推论到他对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 ,对一切革命的否定 ,大可不必将阿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恐怖 ,把一切罪恶归之于阿Q ,那样“回到鲁迅”恐怕是离开鲁迅更远     

既是阶级典型 又是思想典型——阿Q形象试论

《阿Q正传》问世六十年来,在中外文坛上引起广泛反响,阿Q的形象活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被公认为卓越的艺术典型。然而,关于阿Q是个什么典型形象的问题,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种意见中最大的分歧莫过于阿Q是阶级典型,还是思想典型。或者说,种种意见概属于两类:“革命农民”,“二流子”,“落后农民”等等论者,均视阿Q为阶级典型;“复合体”,“精神寄植     

阿Q典型新探

一何其芳同志在一九五六年《论阿Q》一文中说过:分析阿Q“这一个”典型的“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历来对阿Q典型的不同观点的讨论,正是围绕着怎样看待这一矛盾而展开的。一种观点把二者根本对立起来。认为作为农民阶级的阿Q,其精神就不应当如此消极和落后。按照这一“逻辑”,于是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阿Q不是一个农民,而从阿Q说过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这句话里,断言阿Q是从地主破落下来的,所以在精神上与一般农民不同。又一种认为,“阿Q这典     

也谈《阿 Q 正传》的主题

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发表已近六十年了。人们对阿 Q 的典型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对《阿 Q 正传》的主题思想,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绝大多数论者认为主题包括两部分内容:批判国民性,批判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认为主题就是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批林批孔”时,又有人认为主题就是“批孔”。还有人认为主题是劳动人     

再论阿Q

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的认识,至今依然众说纷纭,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阿Q是一个受了精神奴役创伤的革命农民;二、阿Q是一个愚昧落后的不自觉的农民典型;三、阿Q是一种思想的典型,是阿Q精神的寄植者,是一个集合体形象。笔者坚持认为阿Q是一种精神典型,本文试加论证。     

重返中国革命话语:论鲁迅、汪晖与阿Q

作为国民性的典型形象,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代表人物。《阿Q正传》主要从横向叙述的方式批判了阿Q国民性的劣根性,即"精神胜利法",又以纵向叙述的方式介绍了阿Q的革命历程。关于阿Q革命的这一问题,从左翼革命文学到八九十年代以王富仁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再到新时期以汪晖先生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鲁迅,都针对阿Q的革命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近年来,重返中国革命现场成为新的研究趋向。鲁迅是借阿Q批判辛亥革命还是肯定其表现出的朦胧革命观的相关争议,都要回归到阿Q要不要革命这一问题中来。     

关于阿Q“革命”的初探

当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阿Q是革命者,是造反派。包括一些反对这种观点的评论,对阿Q性格中的“革命”因素也未免有些渲染过份,分析中多是些溢美与夸大之辞,在许多地方背离了作者与作品的本意。对于《阿Q正传》及其主人公阿Q这个典型形象的评价,是件严肃的事情。它直接关系到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研究及其作品文学价值的估价;同时,也涉及到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分析文学典型和文学典型的借鉴等问题。这里准备就有关阿Q“革命”的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