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婢女社会地位探析

虽然明代婢女的整体社会地位低下,但在具体的政治法律、婚姻与家庭地位方面已经出现松动迹象,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且这种空间呈现出顺次递增的层次性,其中以家庭地位的上升幅度最大.上述现象得到了明代国家的肯定,这与现实中存在的主婢矛盾激化相关,明代政府试图以"恩威并举"的措施达到麻醉和安抚婢女群体的目的.但从社会变动角度来看,这种"激励"举措却在一定程度上对明代婢女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明代救灾用人问题初探

救灾用人关系到救灾的成败,因而"救荒贵在得人"就成了明代人的普遍认识.明代救灾官员的选任,既重廉洁.亦重能力,强调廉、能的结合.在救灾用人实践中,既承继传统的遣使救灾,又充分发挥巡抚的多重作用,并重视府州县赈务官的选任.但明代的救灾用人无法脱离整个吏治环境而独立存在,故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明代“台阁体”的相关问题浅探

作为文学流派之一的明代"台阁体",长期以来受学界诟病,而近十年来才逐渐受到学人的关注与重视.但学界对明代"台阁体"的相关问题还缺乏专题的探讨.此文试图对"台阁体"的名称与特点、流行时间及分期、历来的评价、明代"台阁体"作家的分布及江西人居多的原因等问题作一番探讨,以期对明代"台阁体"研究有所裨益.     

明代书院藏书综观

明代书院藏书虽然并无盛势,但一些特色和创新之处,多有肯定的地方,在我国古代书院藏书史上也值得称道.明代书院藏书规模虽小,但地域分布广泛,藏书多注重实用,书院刻书以丰富藏书,编制院藏书目,等等,都对推进藏书事业的发展极为有利.明代书院藏书管理制度日趋成熟,出现了较为正规的图书管理条例,涉及图书的收藏、修正、保管、借阅等方面,确保了书院藏书功能的有效发挥.     

明代的备荒仓储

仓储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备荒措施,明代的备荒仓储是对以往历代仓储制度的总结,从资金来源到日常管理都采取官民结合的方式.明政府十分重视仓储制度的建立,多次颁令整顿各地仓储.明代仓储在灾荒赈济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弊端也很严重.因此,明代士人已认识到,备荒的关键仍在开源而非节流.     

从《吴门书派研究》谈到中国书法文化研究

明代的苏州,名家云集,祝允明、文徵明等书法大家,在书法史上广有影响,学界已给予关注.但将明代的吴门书家作为一个“流派”来研究,似未有人专门做过.向彬《吴门书派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这本书对明代中期苏州地区的书家群体作一整体的审视和具体的考察分析,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     

乾嘉考据学源起之新探

关于乾嘉考据学术之根源,争论颇多,梁启超等将开创之功归于清初顾亭林等大师,钱穆等则将之追溯到明代中晚期.对于钱穆等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明代考据仅限于个人的雅好,远没有成为一种学术的代称.但实际在明代中后期,汉学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皆已发乾嘉学术之先声,此时的诗歌注释也在注释方法、注释内容及注释思想等几方面充分体现出清代考据学的特征.     

心学与中晚明词学主情论

明代中晚期词学主情论与阳明心学生成于同一文化母体,在心学的辐射之下,明代词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言情说成为词学之主流.而主情论末流趋于俚俗淫靡,直至陈子龙"以情论词"方才有所改观.但陈子龙对"情"的界定也有偏颇之处,其创作与词论始终难以摆脱词为艳科的传统窠臼.明代词学主情论的流变,体现了明人对词学可贵的探索精神.     

明代使臣述论

<正> 明人周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写道:“凡我行人辙迹曾至者,皆因事备书,以昭国家一统之盛,其间有他官奉使,因为一时之选,亦多原任行人者.”①在他看来,明代的使臣似乎除行人外,其余的皆可不论.事实上,明代使臣颇为复杂,行人固然是法定的使者,但并非唯一的使臣.弄清明代使臣的特色,对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惜史学界鲜有涉猎此域,笔者不揣浅陋,撰此述沦,以期抛砖引玉.     

明代古诗选本与评点批评——以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为例

南宋以来所形成的古诗评点批评形式,发展到了明代蔚为大观.评点批评不仅在诗歌领域,而且在小说、戏曲、散文等方面也形成风气.明代古诗选本中,选评者借助于评点批评的各种形式元素,表达自己流派的批评观念,成为明代诗歌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总的来看,明代古诗选本评点批评一般局限于对于一首诗歌的批评,缺乏理论上的概括力.但作为一种批评形态,评点有着独特的批评优势.评点的各形式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全景式的批评,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特色的、独特的古典诗歌批评模式.     

论朱瞻基的历史地位

朱瞻基是明朝的第五个皇帝,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仁宣之治",他在一批老臣的支持和帮助下,完善并确立了内阁制度和巡抚制度,改善并加强了明代的监察和司法制度,同时大力发展了明代的宫廷文化,全面恢复了明代的社会经济,使明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虽然他在某些方面也造成了许多危机和隐患,但从总体上看,朱瞻基仍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封建帝王.     

纪念崔与之诞辰850周年大会暨崔与之与岭南文化研讨会在增城召开

尼姑属于一群脱离尘俗、皈依佛门的出家人,理应与世俗隔绝,不再留恋红尘,在庵院中与青灯、佛卷、木鱼为伴,过一种宁静的清修生活.明代尼姑尽管在整个尼姑群体中仍不乏恪守佛门清规之人,但在与世俗民间交往的过程中,尼姑的恋世情结日深,宗教情感日淡,进而出现了超脱佛门樊篱的"淫尼".这不仅是明代宗教史上的新动向,而且与明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桴鼓相应.     

区域史视野中的明代云南市镇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视野中的明代云南市镇研究,对明代云南市镇发展的基本定位、主要状况及一系列相关专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明代云南市镇研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仍需进一步深入拓展。这一阶段明代云南市镇研究的特点,一是对明代云南市镇发展的总体轮廓和发展水平有较多的探讨,但具体内容不够清晰;二是现有的专题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云南市镇发展的某些特点,但空间还十分广阔。     

明代中后期求实思潮兴起原因探析

明代空疏学风的形成与发展,既是明代程朱理学的僵化衰落的产物,也是明代心学兴衰演变的结果.求实思潮兴起的社会根源在于明朝政治衰败动乱和明朝中后期经济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明代求实学风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明代求实思潮兴起的学术根源主要来自于对宋明理学批判、心学对求实学风的影响、明代中叶复古运动对求实之风的推动、受到宋元疑古辨伪之风的影响.     

清康熙、乾隆二朝明史观之比较

康、乾二朝是清代明史观形成的两个重要时期.虽然二帝都强调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编纂明代史书,但对明史的评价却截然不同.总的来说,康熙朝对明史基本持肯定态度,重点突出明代帝王的功绩而淡化其缺点;乾隆朝则对其持贬低态度,夸大其失误与不足而淡化其政绩.之所以如此,与两位帝王的气度和两朝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     

明代妇女地位低下原因初探

明代妇女地位与前代相比,尤为低下。尽管明代中后期以来,社会对妇女约束有所放松,妇女改嫁也能为习俗接受,妇女地位有所回升。但仅仅是微弱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整个明代妇女地位低下的本质。而明代妇女地位低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

明代江南苏州、松江等地的田赋负担十分沉重,这是明史和中国经济史中的一大问题。明清以来,对明代苏松重赋问题的原因论述极多,但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其实,明代除江南地区外,明代江西、陕西等地也出现了重赋现象。通盘考察明代的几个重赋区可以发现,这些地区虽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大相径庭,但共同的一点是元末明初皆为朱元璋的敌对势力所占领,他们曾与明军相抗衡,这正是这些地区遭到朱元璋重赋政策惩罚的原因。     

明代滁州方志中的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建议

旧方志是我国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蕴含着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具有很高的旅游学价值,明代滁州方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但这些旧方志中旅游资源的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此,本文从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对明代滁州方志中的旅游资源进行了阐述,同时就如何开发这些旅游资源提出了建议.     

《大明令》与明代的律令体系——明代“令”的作用与法律效力

<大明令>是明代洪武初年的一项重要的立法,其与<大明律>形成的律令关系是研究中国古代律令体系非常重要的样本.从法律形式与适用方式上来讲,<大明令>与<大明律>有很多不同之处.随着明代立法的完善,"令"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效力依然存在,这种效力部分来自于其立法精神与其他法律形式的一致性,部分来自于统治者遵循"祖制"的传统.而明代中叶以来,"例"的修订与"会典"的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婚恋观的嬗变

以父母与媒妁为象征的传统婚姻制度影响深远.到了明代,尽管官方的规定与以前并无多大差别,但以冯梦龙、凌濛初为代表的编撰者创作了反映普通民众情感和心理诉求的白话小说,表现出与传统迥异的婚恋观,婚恋模式亦出现了新的动向.这一方面是与明代中晚期重情、重个人价值的新思想有关,亦是文学世俗化在小说领域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