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租车业中的政府规制问题研究

管制出租车市场的理由在于市场失灵,但政府有无必要管制、应该如何管制才能更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一直是讨论的焦点.本文从我国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手,分析了出租车行业管制的现状,指出了政府管制的失败处,并为政府管制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我国出租车政府管制政策的改革

目前我国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管制者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由于疏忽行业的发展规律，反而阻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良好发挥。放松现有的管制政策，进行制度创新，是政府走出出租车管理困境的根本途径。     

政府管制下的出租车行业问题分析

政府的管制政策与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和冲突有着一些直接的联系.政府管制导致行业出现潜在的垄断收益,刺激行业出现较多的纯粹的投资和投机行为,行业的投资一服务链条因此被延长,其中衍生的矛盾也就增多.在行业的矛盾和冲突中,出租车公司经常是众矢之的,但出租车公司仍有存在的价值,政府应对出租车公司违法违规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规制,同时通过经济手段诱导更符合社会期待的出租车公司类型的出现和普及.另外,政府也应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对过度的投资和投机予以适当的规制,让行业的投资一服务链条更趋合理,更符合行业的使命.     

出租车业管制政策的研究——基于公共事业中公共性与效益性的渐进决策

针对近期各地出租车行业频发的群体性罢运事件,该文关注以出租车行业为代表的公共事业中政府管制政策的合理性与现实困境.在分析产业生态链上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公共事业的本质属性的基础上,认为公共事业领域的行业管制,是源于对公共性的保障考虑,而管制偏差致使行业效益性长期缺失并影响公共性实现.因此,公共事业领域的管制政策改革应在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视阈下进行渐进调试,用激励性、协商性替代指令性管制并最终实现公共性与效益性科学统一的决策目标.     

北京市出租车市场管制模式的福利分析

北京市出租车市场管制模式决定着消费者、司机、出租车公司、"黑车"从业者和政府等5个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出租车市场的供求模型分析表明:价格管制决定了消费者与出租车市场间的利益分配;数量管制决定了出租车行业①与"黑车"从业者间的利益分配;准入管制与司机劳动力供求变化两者共同决定了司机和出租车公司间的利益分配。目前北京市采取的"价格管制 数量管制 准入管制"模式,造成了各利益主体间严重的利益冲突。因此,放弃目前的管制模式,转而采取"价格管制 社会管制"模式将是可行的选择。     

舟山出租车价格管制的经济学案例分析

通过对舟山市政府管制出租车价格的现状、动因及弊端的案例分析,说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行为仍强烈地受制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模式,政府过度或不当管制都会使市场无法有效地发挥其自我调节的作用,而且为解决由于管制所产生的问题,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多的管制,结果使管制及其所产生的弊端形成恶性循环.为了有效地摆脱目前这种困境,政府必须放松对出租车市场的价格管制,让市场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仅限于补充的位置.这样不但有利于司乘各方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出租车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供需视角看管制对出租车市场的影响及政策思考

随着出租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公共交通的发展,提高了出行的便捷性,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问题。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对其加强了市场管制,然而这种单一的行政管制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基于供需理论分析政府对出租车市场的管制,发现出租车市场由于管制导致社会福利损失,成为黑市形成的动力。出租车市场具有公共性,决定了其离不开政府管制,政府应更加积极地推动以市场调节为主、管制为辅的改革,促进出租车市场的良性发展。     

对深圳出租车市场10个热点问题的解释

出租车市场是一个普遍借助政府管制实现垄断的市场.价格政策、经营权制度、运力控制、营运模式是决定出租车市场特征的核心,该市场面临的众多问题均源于此,其中有些属于发展阶段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来解决;有些是行业内部的问题,通过局部的努力可望收到成效.     

出租车准入歧视与比例原则

市场准入歧视已经成为出租车市场畸形发展、纠纷频发的主要诱因。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上的皇冠原则,借以考察政府在出租车市场领域的管制措施是否具有正当性极为便捷有效。法释义学上的比例原则分为三个子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三个子原则之间表现为阶层式的逻辑结构,通过层层推导和过滤,可以满足对行政规范进行实体审查的要求。出租车准入歧视政策对出租车行政管制目标之实现有一定的正面推进作用,能够通过适当性原则审查;但是,由于存在相对于出租车准入歧视政策而言对公民权利限制更小的行政管制措施,准入歧视政策无法通过必要性原则审查;而且,该政策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超出了所欲保护之公共利益的迫切程度而无法通过均衡性原则审查。     

政府重建管制过程的行为策略研究——以A市出租车行业为例

政府的非理性决策所导致的恶果往往是严重的.文章以A市出租车行业的历史为起点,着重分析了一旦政府因非理性的冲动行为使得自己失去管制合法性的时候,在重建合法性的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研究发现,在合法性重建的过程中,政府更多的只能采取一些非理性的、人情化的手段和措施,这无形之中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甚至是政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