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慎行与《长生殿》案

清代是一个寒士诗大盛的时代，查慎行不愧为康熙朝江湖寒士诗第一家。追溯其江湖寒士之调的形成，《长生殿》案无疑是重要的“催化剂”。《长生殿》案虽起于黄六鸿攻击报复赵执信，但查慎行、洪昇、陈奕培等四门之员“同被吏议”，已决定了这场案事并非专对赵执信而发。将《长生殿》案比连于“南北党争”，悖于史实；将之归于纯粹的“个人意气之争”，虽揭示出事件的偶然性，但又不免将问题简单化。《长生殿》案与康熙中叶士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对文学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查北赵”及洪昇受案事牵连最剧。查慎行未曾进学，其国子生资格来之不易。在这场风波作用下，慎行科举心态、人生道路、诗歌创作都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江湖载酒的人生重塑中，慎行养成“山野之性”，从而促成一代江湖寒士之调。     

由“自私自利”通达“天下本体”——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人性论新解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自私自利"不能解作"利己主义",而是应该看作性善论背景下的自然起始状态。黄宗羲以性善论为基础建立其王道政治构想,以"自私自利"自然起始状态为现实实践的起点,继而唤醒人的不忍人之心,由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通过政府"作之君"与学校"作之师"的分立方式,达至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天下本体"状态。     

“唐宋之争”与朱彝尊、查慎行宋诗观探赜

明清文学流派纷呈,各流派或宗唐,或崇宋,围绕尊唐尊宋、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等问题产生诸多争议,唐宋之争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大公案。朱彝尊的诗学观主要是尊唐黜宋,以唐诗为源为正为盛,以宋诗为流为变为衰,呈现出的是一种传统的源流正变的文学史观,强调伸正黜变。晚年其对宋诗态度虽有所缓解,但仍认为宋诗不能成为诗坛主流。查慎行与朱彝尊有表亲关系,两人经常诗文唱和,在对待宋诗问题上,查慎行不同于朱彝尊,朱彝尊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查慎行对唐宋诗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变化过程。最初,查慎行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后来逐渐认识到宋唐诗是并列关系。查慎行改变了长期以来所流行的以唐论宋模式,提出唐宋互参的模式,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朱彝尊排斥宋诗不同,查慎行以宋诗为尊,诗学苏轼、陆游,尊宋而不废唐,兼法唐宋,以高超的创作成就使浙诗派呈现出独特的宋诗特质。     

査慎行之宋诗精神首开清初宗宋诗派

查慎行是清代诗歌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他所阐述的熟处求生与搜奇抉险理论,固然注重诗歌创作技之表现,但更重要的还是道之层面,这是一种典型的宋诗精神。正是这种宋诗精神首开清初宗宋诗派,在清初宗唐与宗宋诗风演变中的贡献与作用不容忽视。这在査慎行对唐宋诗人的相关评点中表现尤明。     

黄宗羲“明文正宗”说的文学史思考

何为"明文正宗",历来争讼纷然,清初尤剧。黄宗羲"明文正宗"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批评观念。黄宗羲鼓吹浙东文统,他将归有光与震川后派娄坚、唐时升、钱谦益、顾大韶、张大复、艾南英列入"明文正宗",又提出一些批评看法,值得详作剖析。自明嘉靖起,以震川一派为代表的吴中文统与浙东文统多有交叉融合。黄宗羲与震川一派论文相合有五:根柢"六经";参之以史;不染七子复古习气;非八股时文样式;"一往情深"。黄宗羲与震川一派不相合有四:不满震川一派经史研讨之功稍疏;独尊阳明之学与阳明之文;论文不离浙东学统;批评震川后派摹仿熙甫文法。相合五条可见其相近的"明文正宗"评价标准,不合四条体现了黄宗羲独特的明文批评理论。黄宗羲之说虽有历史与地域局限性,但足可概观一代文章大端,对清代文章主流风格的演变影响深远。     

刍议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二律背反之化解

入罪慎行是刑法的基本要求,严密法网是刑事法治的基本趋势。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之间存在价值立场的二律背反。我国刑法体系的不完善、刑事司法权的过度扩张及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滥用是导致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价值立场二律背反的原因。刑事法律的制度体系之完善应当侧重于刑事立法的轻刑化、精细化;提倡刑事司法、执法的谦抑性;正确理解、适用基本刑事政策,加强其对刑事立法的轻刑化及刑事司法、执法的谦抑性之指导是缓和、化解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之间价值二律背反的路径选择。     

黄宗羲《明文授读》拒选陈子龙文之原因探析

著名文学史家钱基博对黄宗羲《明文授读》不选其好友、且在明末文名籍甚的陈子龙之文表示质疑。经过深入考察,我们认为:黄宗羲之所以在其《明文授读》中拒选陈子龙文,原因是他属于唐宋派,在古文理念上主张文道合一、文以明道,而陈子龙则属于七子派,尚秦汉古文,兼采六朝之藻丽。因此,出于门户之见与自己文道合一的文学理念,黄宗羲自然不选文字藻采的陈子龙之作,这也许就是其在《明文案序上》所说"钜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的那样了。     

也论卢梭和黄宗羲思想中的几点差异

卢梭和黄宗羲的思想表面上看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其深处却有着迥然之别.首先是人性观的不同:卢梭从人生而自由出发,把自由等同于善;黄宗羲则以人的道德性为前提,彻底否定了人私欲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是政治理念之不同:卢梭基于其思想中平等的社会关系,建立了一种类似于古代城邦的民主政治制度;而黄宗羲的君位之设肯定了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性,因而继承儒家政治哲学中的精英政治观.     

也论卢梭和黄宗羲思想中的几点差异

卢梭和黄宗羲的思想表面上看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其深处却有着迥然之别。首先是人性观的不同：卢梭从人生而自由出发，把自由等同于善；黄宗羲则以人的道德性为前提，彻底否定了人私欲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是政治理念之不同：卢梭基于其思想中平等的社会关系，建立了一种类似于古代城邦的民主政治制度；而黄宗羲的君位之设肯定了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性，因而继承儒家政治哲学中的精英政治观。     

查慎行 "唐宋互参"的诗学观及对康熙诗坛的影响

唐宋互参是慎行诗学思想的核心,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和诗学影响。慎行主张唐宋互参的内核仍是宗宋,于唐,步法中晚,诗宗少陵;于宋,则调和南北,师法苏轼。慎行变黄宗羲的以唐论宋为唐宋互参,在强调其同质性的同时,亦重视其异质性。针对康熙诗坛趋骛宋诗者表现出的浅率、俚俗之弊,慎行进一步提高了学问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慎行的诗歌创作亦体现了其唐宋互参的诗学观,通过汲取唐诗的营养,为处于困境的宋诗派找到了突破的门径。     

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比较

将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比较,可加深对黄宗羲“至情”说的理解。黄宗羲“至情”说扎根于性情之辨。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之同在于以“真”为内核,以“灵”为外观,以“神”为桥梁。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之异则体现于时代背景、哲学本体、风格追求三方面。     

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

黄宗羲及其清代浙东学派,以经史之学特别是史学称著于世,这与其研治并力倡科学是分不开的.黄宗羲在科学上也涉猎极广,特别是天文历算成就相当突出.本文首次对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的发掘,并探讨了其天文历算造诣在其经史之学中的具体应用.     

黄宗羲“道”论与明清之际哲学的突破

黄宗羲"道非一家之私"及相关论述,显示了黄宗羲的学术平等思想与自由观念。这既开启了后来穷经体道自"识字"始的考据学风,更是贯彻到政治哲学层面,使得他能够以"公天下"的观念重新考量君臣之道,重新诠释天下是非观念。这样,黄宗羲从哲学史观、经学、政治哲学等层面给予了"道"以新的解读,彰显了其哲学对宋明理学甚至是原始儒学的突破意涵。     

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首先剥去君主“神”的外壳，还原出其“人”的面目，再剥离君主“人”的假面具，显露出其“贼”的形象，进而形成了抑君的思想。从政治话语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维新派思想家对黄宗羲“君主论”思想的继承。     

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之“自由”范式论要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堪称儒家法政思想在晚期传统中国发展的最高峰。晚清以来对黄宗羲法政思想的研究,自其开始就走向了困境重重的"民主"范式。本文尝试提出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的"自由"范式,并对之予以初步论证,以努力在新的视阈和参照中,更深入地理解黄宗羲法政思想乃至整个传统中国法政思想内在的丰富性,及其在现代世界所可能具有的积极价值。     

论黄宗羲“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思想的形成

黄宗羲的心学思想在其成熟过程中,受到同为蕺山后学的陈确、董吴仲、恽仲升等人的影响,其中又以陈确思想的影响最为关键.在陈确思想的影响 下,黄宗羲逐步放弃了他在早期著作《子刘子行状》中所坚持的本体即是“未发之中”的观点,而将关注的视线由先天的本体释读转移到后天的工夫落实上,并最终于《明儒学案·自序》中提出了以“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为思想宗旨的心学观点.在这种转变中,源自时代的思想压力与陈确思想的启发,是黄宗羲得出这一结论的两大原因.     

黄宗羲学案体范式的问题意识——以《王畿学案》为例

在对明亡进行的深刻反思中,黄宗羲更多地对王学及其后学进行了同情的理解.如他在其所创立的学案体范式中,对王畿进行了"是非两存"式的哲学史重构.从王畿到黄宗羲,晚明学术思想界正经历着从价值重估到价值重建的激变,经历着从心性之学向实证之学的转变.在"合一"、"兼通"倾向中,梨洲采取的是遵师而不曲意回护、尊乡贤而不阿其短、"宗陆而不悖于朱"的学术立场.梨洲打破了宋代儒学之门户,从新的时代背景出发,对宋代儒学进行整合,对明代心学进行总结,他总结性的哲学史著述中有着可贵的问题意识:著史的客观态度,"通今致用"的学术经世取向,致力于"求真"、"贵创"、重"学脉"而创立了学案体范式.     

儒家政治理想的悖论——以黄宗羲的政治理念为例

在儒家政治理想--圣王之治或道德理想国--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对道德理想国的寻求最终变成了非道德的道德专制.这一悖论直到黄宗羲时才大致显示出来.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为我们理解这一悖论提供了基础.从他的思想中,我们会知道,儒家圣王之治或道德理想国是建立在封建小国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在一个疆域很大的封建国家内建市圣王之治,那么得到的可能是暴君专制.秦统一以后的政治基本上和圣王之治无缘了.所以,黄宗羲呼吁回归封建状态,重建三代圣土之治.然而,国家疆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圣王之治的前景不容乐观.向圣王之治的回归也许是又一个循环的开始.     

法度精神与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原法》篇再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之精义,一是在法度精神上完成了从君主"一家之法"到"天下之法"的扭转。二是以六经所承载的三代法度精神与典范性制度作为高于君权的根本政制规范,并以太学师儒为创制立法者。由此,其中实已蕴含了一种清晰的古典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诸篇所构想的一整套政制设计,正展现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宪制安排。黄宗羲政制构想的突破性价值,在于立足于近世乃至先秦儒家的政治智慧,而对一种古典宪制理念予以了最为集中明确的表达。在其政治思想之整体中,《原法》实居于核心地位,《明夷待访录》本身即为一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纲宪。     

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心学内涵

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开创者,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尤为突出。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并富有时代性。黄宗羲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诸如“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各自成家”等以个体的“性情”的优先和真为中心,构成了统一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底蕴则在其哲学思想和学术理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