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王朝对云南边疆的治理和开发

元顺帝北走后,元朝留在内地的军事力量还有两大支:一是云南的梁王,二是东北的纳哈出,都依然用元朝的年号,秉承元顺帝的命令、雄踞一方。朱元璋忌惮于蒙古人"斡腹"亡宋的历史教训,于是武力统一了云南。为了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明朝首先结束了大理段氏雄踞大理的局面,将段氏迁出云南。同时伴随着大量汉族军民的移入,云南几千年来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儒学的兴起和内地先进技术的传播,云南进入又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完备,是上承蒙元、下启满清的卓有成效的边疆治理模式。     

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

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率领起义军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 明朝建立后,朱元津即着手统一东北地区。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设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部司”),元朝官吏纷纷归降,其中有海西右丞相、朵颜元帅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鲸海千户和牙兰千户等。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明大将军冯胜率大军进去农安等处的元军,一元将纳哈出所部二十余万众归降,这对明朝统一东北地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后,明朝又进军松花江流域等地区,清除了元军的残余势力。为了管理好这一地区.明政权先后于奴儿干都司下设置了大量卫所。卫是次于都司…     

长城与边界:明朝北疆边界意识及其前近代特征

与现代民族国家具有明确边界意识不同,中国古代边疆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疆域而非固定不变的疆界。在洪武、永乐时期国力强盛之时,长城只是"内边疆"军事体系,与边界并无关系。但仁宣以后,伴随国力下降与防线内缩,边墙遂成为明朝、蒙古政权边界。在此之外,明朝尚设置界碑、边墩,将之定位为"军事边疆",以作为边界防御之缓冲。但在明后期,伴随蒙古对明朝威胁加剧,明朝已在事实上丧失了对边墙以外的控制功能,这一局面在"隆庆和议"后进一步合法化。概而言之,对于长城与边界之关系,应从中国古代独特之边疆意识入手,考察其"前近代"特征与变化轨迹,而不应与当代边疆概念简单比附。     

贾谊政治思想的再发现

贾谊的政治思想是与秦汉中央集权新体制紧密相连的。贾谊论秦之过的重点落在秦“不改暴政”上 ,暴政是由“弃礼义”造成的。因而 ,他为汉王朝制定了实施“仁义之政”和重建“礼制”的汉政和汉制。这正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也是贾谊为汉王朝制定的“治安策”。     

西汉王朝藩属体制的建立和维系

西汉上承秦制,不仅在中原地区因袭郡县统治体制,而且还将边疆民族纳入统治范围。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是西汉王朝构筑藩属体制的主要目的,也是其边疆政策的重要内容。西汉初期建立的由“藩臣”、“外臣”、“敌国”构成的藩属体制,其建立基础极不稳固,武帝以后藩属体制逐步趋于完善,确立了以藩属郡县化、设置属国、特设管理机构、外围藩属体系为核心的一套新的藩属体制。这套藩属体制所建立的不同管理方式对维护中原地区乃至边疆地区的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管理方式的不断内地化则表明西汉统治区域不断向边疆拓展,中国古代疆域就是在这种边疆内地化趋势中逐渐形成的。     

清代中国哈萨克族习惯法初探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传统习惯法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哈萨克族习惯法便是其中之一。清代对哈萨克族的治理沿用了中央王朝历代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因俗施治"的统治策略。这使得哈萨克族习惯法即保持了浓郁的草原游牧气息,同时也注入了中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内容,它不仅丰富了哈萨克族的习惯法,另外也使得哈萨克族习惯法至今仍发挥重要的作用。     

重典治吏立国之本--浅析明初"重典治吏"思想的形成与表现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整饬吏治,而其中尤以明初表现突出。明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民族危机、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堪称乱世,明初统治者继承中国传统的“刑乱国,用重典”的治世思想,确立了“重典治国”的立法思想,“重典治国”的核心是“重典治吏”。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实践了重典治吏的思想,写下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上重要的一页。     

明朝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的作用

在明朝屡次发生的皇位继承危机中,后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少数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也起了消极作用,亦对明朝政局产生了负面影响。从总体看,在明朝出现皇位继承危机时,后妃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这对明朝近三百年统治中,保持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应予以肯定。明朝后妃之所以能在皇位承继中发挥积极作用,其原因在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和明朝皇帝昏庸腐化者居多的实际状况。     

明初对黑龙江上游地区的统一

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次年六月,元顺帝妥懽帖木儿由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20公里闪电河北岸)逃至应昌(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北),临时建都于此。洪武三年四月,元顺帝死于应昌,其子爱猷识里达腊退据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仍用元国号,建立“北元”政权,以与明朝相抗庭。在西北甘肃一带有扩廊帖木儿,在东北有几支元朝残余势力:辽阳行省平章刘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     

黄宗羲公观念论析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剧烈动荡,思想领域也异常活跃,公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针对灭私立公的传统公私观,黄宗羲提出“自私即公”,并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公天下。为了保证社会的公正,必须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种公观念带有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     

试论“关学”概念结构的三重维度

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或方法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就“关学”概念的涵义问题先后提出了三种不同观点。由此看来有必要将“关学”视作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学术概念，从“时间”、“空间”和“学传”这三重维度进行综合性的说明，从而使“关学”概念结构成为一种新的诠释模式。这一新的诠释模式，可以为北宋至明清关学演化脉络的诠释工作提供一种更完整的参照和更明晰的思路。     

试说《儒林外史》为“儒林”、“写实”小说——兼及鲁迅“讽刺之书”说的思考

《儒林外史》在题材上是一部写明代以及清代的“儒林小说”,它源于史家“实录”精神的高度“写实”的文学成就,虽使其有“足称讽刺之书”之誉,但“讽刺”仅其“写实”效果的一面,又系读者“受性”自得,而非作者有意为之.《儒林外史》的总体艺术风格是“写实”,而非“讽刺”.《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最优秀、最纯粹的“儒林”题材“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     

明清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

明清时期,在元朝所开创的空前大一统的基础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定型.受此政治局势的影响,明清两部官修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表现出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境内民族立史传;第二,较少的民族歧视和偏见;第三,重视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第四,重视总结边疆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而这又能够对明清时期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民族认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统治者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代中朝贸易及贸易中的相互了解

明代中朝两国的密切联系,带动了两国贸易上的往来。中国对朝鲜的贸易主要集中于明初的几朝,朝鲜对中国的贸易则贯通有明一代。两国间的贸易,较好地解决了各自所需而本国又不能保证供给的问题,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使两国在贸易中得到了相互了解。     

论万历《顺天府志》的体例纂修特点与文献价值

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府志,也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明代官修北京志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从分析其体例结构和纂修特点入手,将它与清人纂修的康熙、光绪《顺天府志》和乾隆《日下旧闻考》作了基本比较,指出志书究竟是篇幅宏大好还是简明扼要好,何为质量上乘的精品佳志,不能一概而论,要作系统研究和具体分析,认为从版本学、方志学、文献学和历史研究而言,万历《顺天府志》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论晚明文人情本思想的传播

晚明文人的情本思想发展有清晰的逻辑轨迹可循:首先在观念上提升"情"的作用,提出"情本"概念,然后,借助戏曲、小说、小品文等文学载体强化这一概念,当他们意识到"情"的无序和泛溢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又在不遗余力地呼唤"理"的回归。他们试图坚持情理合一,找到一个平衡的最佳点,以此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良方,但实际上,极力彰显的"情"全部湮没在无情无欲的"理"之中,终与宋明理学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