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

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基于CGSS(2017)数据测算中国当前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明晰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特征,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子代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持续性较强,而城市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农村子代与其母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而城市子代与其父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水平更容易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城市子代的教育成就更多地只与其父辈的教育水平高度关联。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绝对弱势是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应当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蔡寨村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蔡寨村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240位村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总体水平比较高。个人文化程度、个人初次就业时的年龄和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干部身份对代际职业流动（与父亲相比）存在着影响;个人的文化程度及父、母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代际职业流动（与母亲相比）存在着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人文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母亲的职业则通过子女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影响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总的来看,农村居民要想获得农民以外的职业,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教育代际流动：理论、逻辑及实践转向

教育作为促进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是提高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实现代际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冲突主义认为教育是优势阶层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工具。教育代际流动的内在逻辑表明,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不仅为个人代际流动奠定了基础条件,而且为社会的群体流动提供了可能的实现路径。通过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选拨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向上流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推动形成群体流动的美好社会环境。     

家庭背景中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主要以父亲特质或者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地位组合来代表家庭背景,母亲的影响却没有真正被重视过。母亲在子代教育和地位获得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基于地位获取模型,将家庭背景中母亲的影响因素单独提出来以检验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采用CGSS2010数据,通过建立三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越高,其子代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相应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要高于父亲的影响,对子代收入获得的影响与父亲的持平;母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父亲的影响。     

农村代际流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村代际流动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村子代人口流动对父辈土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理;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Probit模型探究子代人口流动能否推动父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Tobit模型分析其对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受教育水平、非农户口、流入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父辈土地流转;并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农村代际流动对父辈年龄差异群体、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养老方式差异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根据农村地区差异和实际发展水平,加强教育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阻断社会阶层固化与贫穷代际传递,增强代际流动性,进而推动土地流转。     

人力资本视域下的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研究——基于武汉市J乡的调查

基于武汉市J乡564户农村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系统检视了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由父辈传递给子辈的具体而微过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的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贫困家庭的子辈通过复制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复制父辈贫困,导致贫困代际传递。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夫妻收入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妇女自我认可程度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两年的边际效应分析,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样本回归表明,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妇女社会地位仍存在城乡差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应整合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女性个人等方面资源,形成合力以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人力资本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研究

人力资本的跨代传递影响着收入的代际不平等性,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不仅来源于自身的利他主义倾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同时还受到人力资本的代际传导强度和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率的影响.忽略人力资本的直接代际传导将导致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低估.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变量具有显著的跨代传递效应,反映出我国人口在教育和健康机会上的不平等性.父亲—女儿的收入传递弹性高于父亲—儿子,农村人口的跨代收入传递弹性高于城镇,反映出代际机会不均等问题在女性和农村子女等弱势群体中体现得更为严重.     

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分析

持久收入假说给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理论解释。教育、思想习俗、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不足,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匮乏以及农村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是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我们应借鉴贫困代际传递理论,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在社会政治权利的分享、经济机会的获得、受教育权利的保证、社会安全网的构建等制度体制层面加以创新,以保障贫困者的发展机会与各项社会权利,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全面小康社会。     

收入代际转移决定因素的分解——来自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的观察

收入代际转移衡量的是个人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其父辈的收入决定,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本文应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的代际数据计算了教育、健康投资和职业对代际收入相关性的贡献率。比较一致的结果是:职业的贡献率最高,教育次之,健康再次之。进一步的组群分析表明:三条可观测传递路径对低收入家庭的解释力度更强,教育的重要性在加强,父子收入相关性的分析更具典型性。其政策含义是劳动力市场的公平进入和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有利于促进代际流动性。     

家长参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基于学生非认知能力视角

非认知能力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构件,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需要以此重新建构逻辑。探究家长参与提升学生非认知能力 进而阻断贫困传递的内在机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链式中介模型,探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学 生非认知能力四者间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家长参与和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非认知能力之间存在显著 的链式中介效应,两者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70.82%和10.95%,家长参与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直接和间接系数为0.37和0.042,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家长参与教育是学生非认知能力建构的基础性条件,参与方式应顺应学生个体特征需要,同时,需重视学 校、社区、家庭三方的教育互助。     

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类型、理论和影响因素

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是指在原生家庭中,夫妻间或亲子间的攻击行为传递到子代,并在子代成年后的新生家庭中表现出继续侵害或者遭受侵害的现象.家庭暴力代际传递存在不同类型.研究者从社会文化、社会学习、社会信息加工和依恋理论出发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从人口统计、社会环境、个体心理和生理因素等方面考察了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应扩展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内容,深化该效应的研究分类、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并进行跨文化考察.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义务教育法》对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

基于一套独特的中国农村家族调查数据，同时借助《义务教育法》实施时间在省份间的差异及该法对子代出生队列的外生影响，实证估计该法对于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通过区分该法的实施对实现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先天效应与培养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强化了由先天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抑制了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与机制分析中，发现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弱化，主要是《义务教育法》对于女孩群体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层次、收入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起作用的结果。     

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境）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农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两个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在2015、2016年分别对湘中和豫东农村1418、1416个户主家庭进行了调查,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成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序probit回归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在湖南农村还是河南农村,家境较好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多,反之,家境较差的家庭子女数较少;假定子女数量真的影响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回归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社会影响因素——基于CLDS(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受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因素包括收入、教育与职业等传统客观指标,社会因素则分为社会交往与主观认知两方面。通过"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首先,相较于客观社会地位,当前我国的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偏低。其次,社会因素对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个人因素,其中社会公平感与幸福感对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最大。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身心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改善幅度更大,但对其心理健康的改善幅度逐渐减小;农民工在工作中所承担的职业角色不同,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也不同。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身心健康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促进农民工参加学习教育以提高农民工认知、获取和运用健康知识的能力,提高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以增强农民工的健康投入能力,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以增强农民工对职业角色的适应性等对策,以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水平。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内部支持和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影响——基于学前儿童父亲样本的研究

家庭是学前儿童最早接触的核心微观环境系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中父亲为学前儿童提供的教育、心理、生活、游戏支持深刻影响着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对河南省629位学前儿童父亲展开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父亲家庭支持和儿童的社会能力均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内部支持与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Bootstrap法检验表明,家庭内部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为提升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应提升对学前儿童父亲的社会支持,增强父亲的育儿意识与能力;优化父亲对儿童家庭支持的结构,为幼儿提供适宜的家庭支持;构建家、园、社协同育儿共同体,塑造幼儿发展的良好生态圈。     

父母离婚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2014—2015),从家庭结构与家庭资源双重视角考察了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教育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教育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家庭结构缺损和资源被剥夺是影响未成年子女教育的重要中介机制。从家庭结构看,"母亲缺位"和"双亲缺位"对子女教育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父亲缺位";从家庭资源看,离婚导致了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程度的受损,进而影响子女教育,其中家庭社会资本除了对子女教育有直接中介效应外,还对家庭文化资本产生调节作用,影响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效率。应从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为离婚家庭建立保护机制,以减少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负面冲击。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分析——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

文章使用CLDS 2014年截面数据,选取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因素和控制变量共五类16个变量作为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潜在影响因素,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识别并分析各变量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参与会显著提升个人社会地位认同感。这说明人们在自评社会地位时,虽然参照了身边的社会环境,但更多地是参照自身的主、客观因素。此外,文章在识别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采用模型变换的方式,深入分析了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先赋优势会通过提升子代的收入、教育和户籍等因素来提升子代的主观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