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中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主要以父亲特质或者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地位组合来代表家庭背景,母亲的影响却没有真正被重视过。母亲在子代教育和地位获得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基于地位获取模型,将家庭背景中母亲的影响因素单独提出来以检验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采用CGSS2010数据,通过建立三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越高,其子代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相应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要高于父亲的影响,对子代收入获得的影响与父亲的持平;母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父亲的影响。     

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实证研究

社会是由家庭组成,女性又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通过对文献的汇总整理,结合城市女性的实际情况,可构建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量表,包括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和夫妻和谐等。利用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可进行人口特征的差异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学历、收入在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口特征中的学历、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夫妻和谐作为调节效应也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产生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辽宁省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影响

妇女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妇女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代际教育传承,而且也影响着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取得.利用实地调研资料,从收入占比、财产管理权和支配权、经济决策权和家庭经济自主权四个方面,分析辽宁省农村妇女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家庭中经济地位越高.妇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妇女对家庭收入进行管理比重基本在40%～50%之间;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妇女对收入支配权、消费决定权、财产优先使用权、对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之间随教育程度呈稳定上升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对经济决策权的影响越大.从决定从事何种生产、决定购房或盖房及选择地点面积的权利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决策权越高,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也越高.因此,把农村妇女教育的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创造有利于女性受教育的社会环境;采取行政措施,确保农村女孩完成义务教育,转变重男轻女观念.     

子女数量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分析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维度实证研究具有不同子女数量的家庭对农村妇女非农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照料帮助、地区效应等变量外,子女数量依然严重影响农村妇女的非农收入。组群差异结果表明:子女数量增加对农村妇女非农收入的提高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独生子女家庭的农村妇女收入是多个子女家庭的1.57倍;多子女家庭的农村妇女非农收入比独生子女家庭的低14.27~16.14个百分点,两个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12.61~13.34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子女,农村妇女非农收入下降8.7个百分点,两个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7.3个百分点。     

社会分层背景下大学生个体择业观差异分析

择业观是影响大学生进行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择业观对职业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分层背景下大学生个体择业观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究其原因,除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大学生先赋地位即大学生家庭所在的社会阶层的影响。由于社会各阶层自身拥有的资源程度不等,使得大学生在社会资本存量上有着不少差异,其中家长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和经济收入水平,对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获得和教育过程存在着较大的影响,这也进一步影响着他们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从而决定着他们职业选择的价值判断。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社会影响因素——基于CLDS(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受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因素包括收入、教育与职业等传统客观指标,社会因素则分为社会交往与主观认知两方面。通过"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首先,相较于客观社会地位,当前我国的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偏低。其次,社会因素对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个人因素,其中社会公平感与幸福感对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最大。     

社会性别视角下夫妻权力影响因素比较研究——以福建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婚姻中的权力分配不仅反映夫妻间的互动关系和地位分化,而且事关家庭和谐与性别平等。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福建省的样本数据为分析依据,对家庭中夫权和妻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性别比较研究,并在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下审视男性和女性夫妻权力获取方式之差异的社会文化根源。社会性别角色的塑造对于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的权力获得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是造成家庭领域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所在。     

我国城镇居民社会成就归因实证研究——以湖北省利川市为例

自1958年美国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创立了归因理论后,关于成就归因的研究已经日趋成为各个学科关注的焦点。在总结回顾国内外有关归因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湖北省利川市市民样本数据为依据,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社会成就归因数据的因子分析,得出了我国城镇居民社会成就归因的二维分类,即内归因倾向的个人因素归因和外归因倾向的家庭社会因素归因。通过对社会成就归因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了我国城镇居民：性别、年龄、户口类型以及婚姻状况对内在个人素质因子和外在家庭社会因子均没有显著性影响;受教育程度、年总收入对内在个人素质因子和外在家庭社会因子均有不同程度与不同范围的显著影响。通过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解释了我国城镇居民社会成就归因的影响因素和现状以及社会开放性和公平程度,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城镇居民的性别公平、户籍公平已经逐步走向完善与成熟;人力资本和经济状况仍然影响着城镇居民的归因态度和倾向;城镇居民倾向于对获得社会成就来说内外因素都首要。     

妇女社会经济特征对子女数影响的泊松回归分析——基于对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妇女的调查

利用随机抽取的乌鲁木齐市800户维吾尔族家庭状况数据,使用专用统计模型泊松回归分析了维吾尔族妇女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家庭子女数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分析发现,维吾尔族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子女数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GSS混合截面数据

利用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混合截面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OLS回归模型,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二个维度,综合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检验了社会融合学说及网络关系学说两个理论.研究发现: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均对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和教育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正向影响,性别和年龄会影响老年人的生理健康,而婚姻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家庭规模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在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时,个体社会资本对城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家庭规模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因此,需要促进城市老年人社会交往,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鼓励农村孩子常回家看看,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社会经济地位与城乡居民健康差异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了基于城乡不同制度安排下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回报。回归分析发现：尽管总体上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要好于农村居民,但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农村居民要强于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是存在差异的,教育、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回报大于对城市居民。进而,添加年龄组后,发现经济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影响在不同人群中也会有所不同。为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异,应着力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教育、社会资本与个人收入 ——来自CHIP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究竟总体上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进行经验检验的重要问题。采用1995年和2002年CHIP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一方面教育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于个人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另一方面教育对于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弱化效应。这意味着,家庭社会资本较低的个人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在社会层面,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垂直流动和社会公平。     

社会资社会资本与西部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分析

21世纪以来,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治理中被各界人士寄予厚望。但它到底会扩大还是缩小收入不平等,仍无共识。运用分位数回归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对我国西部农村地区不平等的影响截然相反。前者对于特困家庭的作用更小,是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因素。而社区社会资本特别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它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农村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培育农民自发组织、发展正规专业的社团组织等社会性力量,对缓解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等有重大现实意义。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身心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改善幅度更大,但对其心理健康的改善幅度逐渐减小;农民工在工作中所承担的职业角色不同,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也不同。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身心健康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促进农民工参加学习教育以提高农民工认知、获取和运用健康知识的能力,提高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以增强农民工的健康投入能力,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以增强农民工对职业角色的适应性等对策,以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水平。     

教育、社会资本与个人收入 ——来自CHIP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究竟总体上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进行经验检验的重要问题。采用1995年和2002年CHIP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一方面教育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于个人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另一方面教育对于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弱化效应。这意味着，家庭社会资本较低的个人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在社会层面，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垂直流动和社会公平。     

试论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越来越复杂，以先赋地位为主的社会分层模式逐渐被以自致地位为主的分层模式所取代，分层的标准多元化和人格化改变了传统的“世袭”身份的保守倾向，特别是社会成员的权力、收入、声望和机会越来越取决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这使人们对教育公平有了新的追求，即充分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文章重点分析了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如何实现城乡教育公平进行了探讨。     

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境）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农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两个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在2015、2016年分别对湘中和豫东农村1418、1416个户主家庭进行了调查,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成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序probit回归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在湖南农村还是河南农村,家境较好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多,反之,家境较差的家庭子女数较少;假定子女数量真的影响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回归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