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基础探析

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从来而且永远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单方面的力量来完成，只有得到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认同，具备一定法治意识的人们能够自愿接受才能够推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与正常运行。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建立与维系的过程中，法治意识的培养与认同固然重要，但是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的基础仍然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延续下来的基本道德。     

法治社会中的宗教秩序研究

宗教不但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秩序形态，是型塑其他社会秩序形态的基础。由于宗教、道德、法律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秩序类型，但因为宗教秩序的特殊价值，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宗教及其秩序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变化了的只是其存在的形式。     

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规制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发展，对法治秩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理性因素，对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从而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重要支撑作用，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     

秩序情结与社会转型

“秩序情结”是我国民族传统的一种深层的心理状态。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是以伦理道德特别是家庭伦理道德为基础,现代社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系则是以法治为基础。当代中国并不是一个传统社会,而是一个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急剧变迁的转型社会。“秩序情结”对我国的社会转型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我们要使“道德秩序情结”和“法律秩序情结”良性互动,使其促进社会转型的平稳进行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避免其对社会转型速度的阻滞和引起社会动荡。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秩序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乃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的建立。法律秩序是通过法律调整而实现的社会关系的序列化状态和社会主体行为的规则化状态；法律秩序的形成及其合理性，可以用来衡量一国法律实现的结果、水平、质量和规模以及法制现代化的程度。本文着重分析了法律秩序的价值内涵和实证要素，深入考察了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中介环节、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调整机制，指出了现代法律秩序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揭示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影响法律秩序建立的五个方面因素。     

法治秩序论

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法治的提出，反映了法治建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而必然体现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这也为法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所证实。法治民族性的载体就是法冶多元与多元结构，法治多元结构及其变量构成法治民族性的主要内容，而其基础则为人的灵性、德性与理性，人性是构建法治秩序的逻辑起点。     

论道德秩序

秩序与规律性可以等同起来,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公共领域中有规则存在的特定状态,是其即时发生的均衡状态。将均衡分析引入到伦理学中来,对道德秩序进行分析,可以使道德秩序问题数量化。这对于道德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的伦理秩序是较为原始的人伦生活的有序化。近代工业化后,使社会伦理秩序以新的形式出现,衍生出市民社会中的等级制。在国家中存在的道德秩序是通过立法、政策调适而实现的。个人自由的社会公正等问题常与创造秩序的合法化相冲突。在一个好的国家中,公民皆愿在国家的指导下,过有理性的有秩序的生活。     

道德评价因素在构建法治秩序中的作用

法律意识是构建法治秩序必要的思想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而法律意识作用的发挥又受到其中的道德评价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方面,法律的道德评价都具有重要作用。加强道德建设,提升全社会的道德评价水平,对构建法治秩序非常必要。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

公民文化是伴随着社会-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样态,与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构相伴而生.在当代社会实践中,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权利为本 住的、开放的、民主参与的、多元统一的理性文化.公民文化对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国家认同以及权利意识都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着社会性"活法"(全球法)秩序的自发扩展,发展中国家人们刚刚熟悉并努力建构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后法治时代的诸多挑战,其结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一些国家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并未明确“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指“规则”系指“国际法”并据此阐述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规则观。事实上，这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实践表明，其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政治化的规则观。这种规则观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违背了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时代要求。为纠正这些国家经由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追求的规则观，中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的规则观是，确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权威规则体系，同时不排除不违反国际法的其他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运行与秩序规范

建立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任务。市场秩序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衡量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是市场主体秩序、竞争秩序、法治秩序、道德秩序的统一体。要从实际出发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加大治理整顿的力度,有效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社团式”社会资本网络关系的型塑与法治秩序

要规约和克服社会资本的异型发展,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支撑作用,就必须对社会资本进行重建.因此,要在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基础上,培养普遍的信任理念,为法治秩序提供伦理基础;重塑社会信任主体,增强公民意识和法治信念;增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法治秩序提供制度保障;建立"社团式"社会资本,推进法治现代化.只有这样,内在自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公民性塑造:中国法治进程的关键要素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层变革,因而公民性重塑也就成为一个时代主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不仅带来重大的社会转型,也促发了文化断裂,而由于历史等因素导致的公民性缺失,致使文化断裂背景下的价值真空、道德滑坡和社会失范等现象加剧.因此,迫切需要进行公民性塑造,从而为推进民主进程和建立法治秩序提供根本性支撑.     

论和谐社会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同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新的制度体制的建构,而且是一种体现在这种制度体制中的新的伦理和法律秩序的建构.法律秩序和伦理秩序蕴含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生成于特定的客观经济利益基础,从不同视角并基于不同的作用机理对社会和谐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价值上的契合为根据,以运行过程中的互动与交汇为方式,通过主导与先导功能的释放实现二者的最佳配置,以确保社会的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     

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

人类在“现代性”催动下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更加深入,松散没有统一秩序但又紧密不可分割的人类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人类共同体的伦理与法律秩序也在慢慢衍生。伦理秩序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共同的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认知的协调与确认;从对康德和罗尔斯的批判考察看,法律秩序的基础也要回溯到文化观念的协调与认同上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超越区域与个别宗教但又能起到沟通联结作用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急需建立,儒家的“良知”概念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     

德法兼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没有健全的法制，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而没有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法制建设也会缺乏必要的道德基础。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有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保障，也离不开良好社会道德秩序的支撑。面对带有法治经济和道德经济双重属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需要用法治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实现宏观调控；另一方面，要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增强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表现及深层动因

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深层次动因 ,应从经济生活中“双重转轨”的历史特殊性以及企业制度改革、市场价格体制改革同时推进等特殊问题中寻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建立和规范市场秩序中的作用 ,加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简论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是现时段在乡村形成的(存在的)与国家法律秩序既平行又相互交融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性法律秩序。经过重新解读的地方化了的国家法律规则体系、地方习惯规则体系和赋予了强制执行力的乡村精英的理念共同构成了乡村法律秩序的渊源,居民自觉遵守、精英积极维护及国家的默认和许可是乡村法律秩序得到巩固和延续的根本原因。     

民间秩序的重建--从乡规民约的变迁中透视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协同趋势

民间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传统的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法律秩序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其作用几乎消失.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组织的建立使民间秩序的作用得以恢复,但重新建立的民间秩序与传统的乡规民约存在巨大差别.新型的民间秩序正呈现出民主化、制度化以及与国家秩序、法律秩序协同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