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周颐词的创作流变与近代词坛风会

况周颐传世有《蕙风词》等词总集3种、别集12种，现存词作460余首。他一生的词创作及风格凡三变：初无师友研讨，为词囿于小我，抒发性灵，轻倩纤艳；中岁得益于王鹏运规诫，融入主流词坛并成为词坛主流，所作依“重拙大”，寄寓身世家国之感，柔厚沉郁；晚年与朱祖谋切磋，回归自我，词抒遗民哀思，声律与体格并重，凄艳浑成。况氏主要取法周邦彦、吴文英、姜夔、史达祖，融合南北宋词之长，将浙西、常州词派合一，体现了传统词学在近代的发展流变与最后的辉煌。     

“画法入诗”与诗中情画——论宫体诗的绘画笔法与娱情主题

梁代宫体诗为满足齐梁时代诗学新变的短咏需求而采用画法入诗手法,借鉴骨法用笔、气韵生动等绘画笔法刻画日常生活的诗意与圆融之美,艺术地将音乐、绘画、戏剧式的美集中凸显于诗歌语言形式、意象构成与审美意境中,使审美主体对诗中情画所传达出的审美情趣获得愉悦感知,开唐人诗中有画之先河。此时宫体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目的已与传统诗教顺美匡恶教化功能无关,与永明诗人将隐秀情思作情在词外的隐性表达也不相同,其诗作目的就是为了吟咏日常俗世生活的常态之美,以此获得审美娱情,建构快乐人生,也因此构成宫体诗声色审美的娱情主题。     

气魄极雄大意境极沉郁——浅论辛弃疾豪放词的双重审美追求

辛弃疾的创作风格多种多样，而在其诸风格中占主导地位的豪放词风也别具一格。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又以词的当行本色出之，加以发展。在双重审美追求中，创造出一种悲壮苍凉、顿挫沉郁的风格。与之相应，在文本思想上，作者将爱国豪情与抑郁忧思凝注一体。在表现手法上，作者采用了比较曲折的表现手法，比兴用典，借古喻今，营造廓大的词境，备写沉郁顿挫之意。     

周济的词学思想

周济词学思想较前人更全面亦更准确地揭示出词之美感特质。其“词史”说强调词应反映与时代盛衰相关之“感慨”,极大拓展了词之内蕴的表现范围 ;其“有无寄托”说与“寄托出入”说则从艺术构思与运笔方法等角度总结了词创作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 ;周济将能否引发接受者之自由联想作为其评词之理论与实践的最高准则 ,提出了重视接受主体的鉴赏思想 ;而“空实”说与“浑厚”说则说明其词学观念中已具备词中另有“境界”的初步意识 ,可视为词境理论最早之萌芽。     

词“别是一家”:古典诗词美学特质异趋论——以温庭筠的词与绮艳诗为中心

由温庭筠的创作可引发两个问题：其一，同样作为诗词兼善的作家，与欧阳修、苏轼等不同的是，为何其在诗史上多受讥诮，而在词史上却被尊为“温韦宗风”①、以花间鼻祖视之呢？其二，其诗与其词非常相似，亦多具绮艳风格，为何相似的题材、意象乃至相似的表现手法，创作出之诗与词在艺术成就上却相差如此悬殊呢？而由此还可引发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问题：诗词美学特质究竟有何不同？本文将结合温庭筠的具体创作对此加以讨论。温庭筠诗不仅仅是描写情爱题材的作品才具有绮艳风格，而是在许多其他题材如咏史、怀古等作品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甲骨刻辞兼类词研究

兼类词泛存于文献。研究甲骨刻辞的兼类词，溯源寻流，可探察语言表现手段演化之一隅，而窥见人们认识水平进化之一斑。兼类词，兼含不同概念，兼具不同功能，兼隶不同类属。推究成因，乃是缘于事物与行为及属性等原本密切相关，而在语词之中，经由意义的引申孳乳．促成功能的推衍扩展，依旧表以同一语音形式，则自然形成为一词以兼称之。若放眼于共时的横断面与历时的纵深线之相结合，考察甲骨刻辞，词义之兼指，词类之兼属，参较传世典籍，既有相似性，也有相异点，这样，兼类词于甲骨刻辞便有别于传世典籍之特殊表象。由商殷至后世，在汉语发展中，兼类词曾逐渐演化，主要采取了如下途径：由词语变换而进行转化，以音调别义而进行异化，借文字衍形而进行分化。综观兼类词之演进史，反映了人们的认识由粗浅而精深与语言的词汇由贫乏而纷繁的进程。     

诗词“言志”、“言情”观念比较

传统的文学观念中 ,诗旨和词旨是不同的 ,诗重“言志” ,词讲“言情”。由此出发 ,诗境和词境、诗言和词言也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诗境阔 ,它着眼于写自然之境 ,而词境幽 ,它侧重于写内心之境 ;诗言重炼字 ,讲究诗眼的锤炼 ,而词言重炼句 ,讲究句子的精微描绘     

白石、梦窗词的异同与晚宋词风的嬗变

出自民间的词经由唐五代两宋的发展,在文人士大夫的一再推动下,至晚宋已确立骚雅精工的普遍倾向。姜白石和吴梦窗作为南宋后期双峰对峙的词坛大家,他们的创作在三个方面表现了晚宋词风的这一嬗变其一,提倡雅正的词学观念和精思的创作方式,代表了晚宋词人求雅求工、精思而作的普遍倾向和发展趋势;其二,在他们的笔下,“词主情”之情,从普泛化抒情转变为自传性抒情,词中充分表现男性自我情爱心理,体现了晚宋词坛注重抒写主观心态、内心情绪的重大转变;其三,作为词之“小类”的咏物词,出现了由感物言志到托物喻志、寄寓家国之感的转折,促成了晚宋咏物词的成熟。而梦窗词对白石词的继承和创新,更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词风嬗变的最后完成。     

论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

君子与小人之辨是王船山道德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船山从根本上延续了儒家关于君子与小人之辨的价值立场,认为君子与小人之别乃"质"之差异,是由内在的精神气质迥异而造成的根本差别,而不是表面文章使然。与此同时,船山对二者关系从人生志趣、中庸之道、慎独精神以及敬畏感等层面的不同进行了具体分判,并将这种关系寄寓于历史中进行品评。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情感色彩,却也潜在着"刚性"划分所带来的道德困境。     

张炎词艺术二题

张炎是宋季词坛一位重要词人和词论家，有《山中白云词》与《词源》行于世。张炎论词以“雅正”为本，《词源》的《杂论》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赋情》又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就是说：词写风月、性情，因而较诗要婉媚得多，但词所抒之情并非“为风月所使”、“为情所役”而与郑、卫之音为邻的浮艳之情。其“志之所之”，意趣高远，“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既遵温…     

宋代山水画与词的美学特征

自宋以后,词的审美风格主要呈现为"豪放和婉约"两种类型。豪放雄伟壮丽,婉约清秀优美,其间包含中正在内。与之相似,山水画在宋以后也有"南北宗"的划分,北宗阳刚宏伟,南宗阴柔秀丽。"宗派"来自"禅家",虽不恰当,却得默认,而这二者,就其宏观层面的美学韵味来看,说的是同一个道理。用豪放美与婉约美这对审美范畴,着重讨论宋代山水画的美学特征,并将词评作为评论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对照面,发掘宋代山水画展现的"豪放美和婉约美"的特质。     

从《江雪》到《寒江独钓图》--论马远山水画中的诗画融合现象

诗、画被称为姐妹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历来倾向于诗歌与绘画的融合.中国这种传统的诗画观影响着诗歌绘画的发展.马远在此影响下,用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水墨山水人物画)将柳宗元的诗歌<江雪>的意境很好的表达出来.文章着重探讨马远的名画<寒江独钓图>和<江雪>在意境上的融合问题,来阐述马远在南宋绘画史上对诗画走向融合的贡献.     

日本学者山本和义的宋诗研究

山本和义是日本宋诗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诗文献整理、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色以及苏轼个案研究等方面.尤其是后二者,颇有一得之见.在宋诗特色方面,山本和义认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理性化、题材日常化以及自然的描写方式上;在苏轼个案研究方面,山本和义主要着力于苏轼诗中的人生体悟、苏轼及其周边文人的社交唱和诗等.山本和义的研究,善于将所要探究的问题纳入到当时的史学与诗学背景之下,深稽博考,细致分析,阐发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引领了日本学界的宋诗研究,也为我国的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宋代田园诗的演进与分期

田园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门类,宋代是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宋代田园诗的演进经历了承袭、自立、突变、繁盛、深化五个时期:从北宋前期一味地步趋晋唐,到北宋中后期开始形成独特面目;从南宋初期因战争因素的介入而发生突变,到南宋中期由于大家、名家的出现而空前繁荣,再到南宋后期继续深化。在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宋代田园诗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单薄走向丰厚,形成煌煌大观,为中国古代田园诗史绘上了绚丽一页。     

论王世贞对唐、宋诗的态度

王世贞是明代复古诗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但他的诗学主张却与复古诗派崇唐抑宋的理论不同。他推崇盛唐,但又认为唐诗并非尽善尽美;他批评宋诗,但没有对宋诗作出全盘否定,而是清醒地看到宋诗对明代诗坛产生的积极影响。他认为各个时代的诗都有其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反对以时代定诗歌创作的优劣。     

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及其野逸倾向

清代宋诗选本的编撰以浙人成就为高,表现在文献取材广、规模大、质量高、影响深远,奠定了清代宋诗文献的基本版图。浙江文化传统中深厚的民族底蕴、浓浓的乡邦情结、浓厚的宋诗风气、经济发达人文阜盛是浙人热衷整理宋诗并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原因。受历史形势和地域学术传统的影响,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诗学上体现出浓重的野逸倾向。     

査慎行之宋诗精神首开清初宗宋诗派

查慎行是清代诗歌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他所阐述的熟处求生与搜奇抉险理论,固然注重诗歌创作技之表现,但更重要的还是道之层面,这是一种典型的宋诗精神。正是这种宋诗精神首开清初宗宋诗派,在清初宗唐与宗宋诗风演变中的贡献与作用不容忽视。这在査慎行对唐宋诗人的相关评点中表现尤明。     

宋明理学与画学

本文运用了跨学科的比较方法,梳理了宋明理学与绘画美学的发展关系。认为道学与心学的融合对立表现在绘画美学中,是山水画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转变和对继承与创新的讨论。这种思想变化在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显示出文人画家在遭遇突变后的复杂心态。而《苦瓜和尚画语录》的撰写,代表了哲学与美学结合的智慧结晶,体现了明清画论的最高水平。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唐宋之争”与朱彝尊、查慎行宋诗观探赜

明清文学流派纷呈,各流派或宗唐,或崇宋,围绕尊唐尊宋、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等问题产生诸多争议,唐宋之争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大公案。朱彝尊的诗学观主要是尊唐黜宋,以唐诗为源为正为盛,以宋诗为流为变为衰,呈现出的是一种传统的源流正变的文学史观,强调伸正黜变。晚年其对宋诗态度虽有所缓解,但仍认为宋诗不能成为诗坛主流。查慎行与朱彝尊有表亲关系,两人经常诗文唱和,在对待宋诗问题上,查慎行不同于朱彝尊,朱彝尊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查慎行对唐宋诗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变化过程。最初,查慎行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后来逐渐认识到宋唐诗是并列关系。查慎行改变了长期以来所流行的以唐论宋模式,提出唐宋互参的模式,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朱彝尊排斥宋诗不同,查慎行以宋诗为尊,诗学苏轼、陆游,尊宋而不废唐,兼法唐宋,以高超的创作成就使浙诗派呈现出独特的宋诗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