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规模化”与土地规模经营稳定性

近年来,农地经营规模化在政策支持下快速发展,但粮食规模化经营的风险集聚可能增加经营不稳定性,加剧粮食市场波动,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研究从风险分散和经营稳定性视角阐释农地经营规模化与作业服务规模化结合形成的“双规模化”经营模式影响粮食生产规模户经营稳定性的理论逻辑,并用来自黑龙江、河南、四川和浙江四省粮食生产规模户2015年和2018年两期跟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上述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双规模化”经营模式具有显著的风险分散功能,可明显提高粮食生产规模户的经营稳定性,且规模户经营规模越大,其稳定农地规模经营的作用越强。也有证据表明粮食生产规模户采纳“双规模化”经营模式有利于其维持和扩张经营规模。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除了积极为农地规模经营风险管理提供多元工具和公共政策,还可创造条件鼓励经营主体采用“双规模化”经营模式。     

合理推进农地流转,积极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

一、实行农地流转是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的需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制度绩效,但这种以均田制为特征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地承包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农地经营的小规模化。随着一些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民收入非农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小规模经营土地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出来。由于耕种农地的效益相对低下,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部分承包户不愿耕种农地而抛荒或粗放经     

河南省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农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源也应该接受市场配置。随着河南省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作为农村经营管理制度的创新举措,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推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要处理好"质"与"度"的关系问题。要坚持从省情出发,把河南省的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与中原经济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提高全省农业经营效益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联系起来,为河南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道路提供必要的条件与保障。     

我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回顾与启示

回顾了建国后我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历史 ,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经验教训 ,为我国现行农地经营制度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制度变革的方向。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对小农水治理的引致效应分析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路径大致可分为启动、调整和深化三个阶段。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产生的直接效应在于:农民个体经济理性强化、村庄基层组织公共事务管理功能弱化、农地细碎化。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引致效应是导致小农水治理出现困境:建设之困、管护之困和使用之困。要化解小农水治理困境就要进行多元化制度创新:培育声誉资本、开启声誉机制以提升农民合作理性;积极发展农民水利合作组织以弥补村庄基层组织公共事务管理功能的不足;创新和完善农地产权流转制度以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创新和完善财政支持小农水建设和管护的长效机制以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介入。     

农地抵押法制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农地抵押融资正遭遇法律解释和制度实践的双重困境。法律解释上,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作为抵押标的的“三权分置”论,与有关物权法理相冲突,也不符合抵押权成立的条件;制度实践上,以政策推动为主的农地抵押被金融机构冷遇,实际抵押人多为公司企业而非普通农户,且主要从事非农经营或者非粮种植。农地抵押法制实践的困境并非源自农地产权制度不完备,而是市场需求不足。我国农村以代际分工为特征的“半工半耕”家计生产方式充分展现了小农经济的有效性,并从根本上否定农地抵押导向下的规模化、产业化农业经营方式。未来农地抵押制度应在强化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减少政府具体干预、拓展农业融资渠道的基础上,完善抵押权设定规则。     

农地由细碎化走向规模化的制度优化及路径——基于农地经营权资本化的视角

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既是促进农地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现实选择,也是实现农地流转机制创新及其效率增进的客观要求。论文在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发展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驱动农地规模化的内在机理,从模式诞生背景、模式主要特征、模式实践效果等层面,对比分析了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村土地使用权信托、农村“土地银行”等为代表的几种农地经营权资本化运作模式的特点,提出通过培育农地经营权资本化的有利环境,来克服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加速农地规模化。     

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近年来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拿来主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元素,如各色各样的华人形象、中国功夫、中国的风土人情,等等。好莱坞将中国文化元素＂拿来＂有拼贴、移植和融合三个层次,建构的也是＂美国式的中国文化形象＂,即＂美国式的中国人物形象＂和＂美国式的中国国家形象＂。好莱坞之所以将中国文化元素＂拿来＂,主要基于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占据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以及中国有着丰富的故事题材等原因。     

插花农地抵押贷款的价值决定模型研究——基于李嘉图土地价值模型的修正

农地承包权流转中形成的"插花农地",是人们基于利益博弈的均衡解,在其形式上体现为利益各方就空间边界、产权边界的划分与执行能力所达成的妥协.由于插花农地降低了农业企业家的经营选择范围,从而降低了土地的租值.文章将规模化程度因子、企业家选择域引进了李嘉图模型,通过模型推导,得出了农地租金与规模化程度、企业家选择域正相关、与插花农地负相关的结论,从而为插花农地进行金融机构的抵押贷款估价提供了分析工具.     

论政府在农村土地市场化中的职能——兼评胡亦琴《农村土地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规制研究》一书

政府作为转型期制度创新最具优势的社会组织,对于社会进化和＂均衡状态＂的打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改革初期,＂政府主导型＂模式对开启和推动市场化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初步形成的今天,这种模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探究政府在农地市场化进程中正确定位与制度、机制供给的重要性,研究政府调控的得失,构建推进农地市场化进程的宏、中观政府规制框架,提出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健全农地流转机制、规范农地市场运作、强化农地市场化法律支持等对策建议。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同”流转与农地矛盾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即“三同”）.分析了我国农地流转收入分配的制度基础,农地“非三同”流转的收入分配及其矛盾,探讨了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三同”流转的收入分配及其矛盾.认为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同”流转后,征地比重将下降,由征地诱发的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官民矛盾会减少,但随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增加,乡村干部和农民之间有关流转决策权、流转收益风险分摊、收益分配和争地的矛盾将迅速增加.主要农地矛盾将由农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官民矛盾转化为农村内部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干群矛盾.     

我国农村土地管理中两个“严格”政策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农村土地管理的主要目标,为我国建设节约集约型社会、推动农村土地改革指明了方向.耕地保护和城乡建设用地毕竟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要真正使两个"严格"政策得到贯彻实施,还存在较大的困境,对其中的两个主要困境:耕地保护责任主体的缺位和有效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制度的缺失进行了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现两个"严格"的对策措施,以期为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农地经营权配置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手段,而明确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对于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测算了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实证分析了农地经营权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OLS回归分析发现,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更加有利于高收入农户,明显地提高了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因此,应当保证农地自由流转,促进农地经营权集中,提高大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同时,对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收入农户,应当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保障其生活水平.     

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新特点、问题与对策——以贵州省平坝县为例

以贵州省平坝的调查研究表明,近年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出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土地流转的范围不断拓宽、土地流转的市场取向开始显现、流转动机变化等新特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流转行为不规范、土地承包纠纷隐患较多,土地流转范围很小、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土地撂荒现象日益突出等问题。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应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指导,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管理机制。     

农村“土地流转”若干问题探讨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民依据市场经济原则,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新方式;由于相应配套保障措施尚未落实到位,出现了以"不愿转让"为核心的热点问题;为探索农村"土地流转"合乎科学的路径,制度建设、市场建设与保障机制建设必须全面启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势必引发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巨大变革。     

再论“土地财政”与城市高房价

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土地财政＂动机明确。政府垄断供地长久有之,可地价和房价飙涨却是近10年的事情。＂招拍挂＂只是发现了土地的真实价值和改变了土地利益的分配结构而已,本身并不抬高土地价值。＂土地财政＂过程合法、方式公正,＂土地财政＂收入的多少与增长速度更不构成房价上涨推动因素。＂土地财政＂与城市高房价无关。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探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的数量迅猛增加。由于中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使许多失地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并对其生存和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为此,须着力构建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机制、再就业创新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障中国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农业企业“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创新

农业企业通常采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在农村设立种植基地,实施规模化生产,以此获取超额经济效益。但是,农业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困难与加工制造型企业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如土地规模庞大、种植季节性、非全职农户、开放式生产等因素都会阻碍规模化种植的发展进程。因此,农业企业需要根据当地农村情境进行适应性的生产经营模式创新,才能摆脱＂公司＋农户＂的运行困境。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农业企业对已流转土地实施＂再承包＂的模式创新可以充分调动农户的种植积极性,有效防止其＂搭便车＂行为,提高要素间的配置效率,增强＂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稳定性。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解构与反思：中国农地征收制度探析

农地是我国农民集体所有并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农地征收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我国还没有单独的农地征收法律法规,现行农地制度安排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损,农地征收补偿制度悖离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我国农地征收制度亟需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