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四题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转益多师,作者善于从古代典籍乃至前人诗文中取资,借鉴有关语词、句式、典故并有意点缀于情节展开或人物对话乃至"异史氏曰"的相关评论中,这对于烘托小说情韵、营造某种意境不可或缺,并增加了小说文言修辞、叙事的典雅之趣。南朝宋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凸显魏晋风流诸多韵致,其文学书写为蒲松龄所喜好并效法,无论略貌取神、借意相发,还是使事用典、炼字取词,都体现了《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的独到之处。将之略加分类并条分缕析,对于今人探讨蒲松龄小说创作方法与构思过程皆大有助益。     

《聊斋志异》中的诗化特征

小说中插入诗词是古代文言小说中常见的现象。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受到诗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诗意。其诗化特征因素与小说中的情节、人物、环境相互交织,产生了特殊的诗化作用,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性,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此外,《聊斋志异》中的诗歌也是蒲松龄个人情感的寄托。研究《聊斋志异》中的诗词及其艺术价值,对探讨蒲松龄本人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在创作该小说集的过程中,除了吸取传统的诗词歌赋、史传文学、文言小说的营养等因素外,借鉴和吸收通俗文学尤其是宋元话本小说的营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试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艺术形式三个方面论述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以此说明蒲松龄是一个兼容并蓄、广收博取的伟大作家。     

古文笔法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以《左传》为例

有着深厚古文功底的蒲松龄对作为先秦古文代表作之一的《左传》涉猎颇深,因此,其《聊斋志异》中许多古文笔法即导源于《左传》。首先,以古文笔法从事小说创作,使《聊斋志异》中某些情节对《左传》多所借鉴和模仿。其次,蒲松龄还从《左传》中汲取了许多古文笔法以资其小说创作,如他以隐晦曲折的"春秋笔法"寄寓满腔"孤愤"、表情达意;他对"层叠"、虚实相生的古文笔法也多所借鉴。     

《聊斋志异》与古代戏剧

蒲松龄编有剧本和俚曲若干种,《聊斋志异》多方面涉及戏剧艺术。本文探讨古代戏剧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从一个侧面稽考蒲松龄的文学艺术渊源。作者认为:蒲松龄关注优人生活,深入了解戏剧作品和表演艺术,为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素材。《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关系的安排、故事情节的构思都得益于古代戏剧,后人热心于把聊斋故事改编为剧作并大获成功,与此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聊斋志异》异类仙化现象研究

与之前的志怪小说相比,《聊斋志异》对异类形象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价值偏向：异类仙化倾向。这种异类仙化倾向源自《聊斋志异》对民间传统中狐仙观念与唐以来文学中仙妓合流意识的继承,更出自蒲松龄对异类观念的创新与道德理想的寄托。蒲松龄对聊斋中关的异类女性的褒美乃至“仙化”,是其理想人性追求及浪漫诗心的体现。     

嫁与不嫁的抉择——《怜香伴》与《封三娘》的比较研究

李渔的《怜香伴》传奇与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篇是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专门描写女性精神同性恋的作品。本文拟从两篇作品所叙述的感情历程、价值取向和情感体验的异同比较中,探寻中国古代女性精神同性恋文学的某些独特意蕴。     

从本地到本土——论莫言对《聊斋志异》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莫言从儿时在故乡聆听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到创建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向世人呈现了自己曲折、复杂的创作历程,实现了继承、借鉴后的创新,揭示了他与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之间的师承关系。莫言通过向蒲松龄学习,开始自觉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汲取《聊斋志异》创作资源的同时,在小说中加大魔幻叙事的比重,注重艺术的转化力与创造力,通过中国式的魔幻叙事,创作了一个又一个当代文化寓言,并在汲取诸多"现代"元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从莫言说的"讲故事的人"考察其创作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关系,莫言的小说其实同后者一样,延续了民间的艺术创作道路并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化色彩。从本地到本土,莫言的经验值得思考。     

从《聊斋志异》评点看冯镇峦的小说观

冯镇峦是著名的《聊斋志异》评点家。他评点《聊斋志异》的重要特点是对文章之学,尤其是时文文法的借鉴。其人物塑造的＂性情伦次＂说、情节设置的＂以文不以事＂说、结构安排的＂跌宕起伏＂说,以及对小说教化功能的阐释都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小说评点理论。     

《聊斋志异》与清代刑法相关的几个问题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其内容涉及民情风俗、名物典故以及作者心态等诸多层面,并非仅是一个个故事的联缀。刑法作为清代制度文化之一,属于《聊斋》中许多短篇小说写作的背景资料,摭拾《大清律例》中的部分条文与小说相关内容加以对照研究分析,于正确诠释《聊斋》真义不可或缺。本文即分三部分探讨《聊斋志异》与《大清律例》有关的几个问题。     

高堂华屋外的野百合——蒲松龄辞赋的独特意蕴

蒲松龄辞赋从赋的高堂华屋走向世俗民间。蒲松龄以其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叙写民间的艰辛和苦难,表现出对底层深入骨髓的体认和关怀,并将役使鬼神、抒发孤愤的聊斋笔法与香草美人以寓忠贞的屈骚传统完美结合,在香花幽草的灵异世界里雕刻出人间社会的微缩景观。其语言收放自如、雅俗共赏,生动热闹的俗世场景在相对凝固的赋体中自由跳动,由此表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说《聊斋志异》中的情侠形象

在我国侠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到清代还有把虽然没有武艺但出手帮助人的行为称作侠的现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侠的概念有所拓展,他描写了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是以助人为乐的形象;另外还描写了大量以情为因而出手助人的形象,可以成为＂情侠＂。这些形象有的以纯情助人,不图索取;有的则把行侠和爱情结合在一起,帮助人则是其主要目的;个别侠义之士为人延续宗祧而又贞洁自守,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突破。至于蒲松龄肯定＂以性行侠＂的提法则是值得商榷的。     

真性、趣味与寄托——试探《聊斋志异》与“童心说”之关系

清初的《聊斋志异》是一部广受欢迎的小说集。作者蒲松龄在创作理念上与明代后期被统治者视为＂异端＂的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李贽的＂童心说＂理论有不少契合之处,主要表现在注重真性情、重趣味、重寄托等方面。说明深受晚明启蒙思潮影响,尤其是心学理论的熏陶。     

《聊斋志异》民间性溯源

《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 ,却有着浓郁的民间情趣 ,有着浓厚的民间基础。这种民间性源于作品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传奇题材写法的吸收和改造、作品的民间来源、蒲松龄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点等方面。     

《聊斋志异》中的海南：历史记忆与象征叙事

《聊斋志异》中有两篇作品与海南有关：《巧娘》中的海南作为蛮荒之地,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边缘化社会地位的象征;《粉蝶》中的海南是仙人贬谪之所。《聊斋志异》对海南的描绘主要源自历史记忆,与现实中的海南有一定差距。蒲松龄将笔触伸向陌生的海南,不是出于搜奇猎异。海南在蒲松龄笔下,具有重要的象征叙事功能。蒲松龄自觉地运用象征叙事进行写作,从而超越了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成为卓越的短篇小说大师。     

佛经翻译文学与《聊斋志异》中的瘟疫与灾害母题

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母题演进的历程中,有些原型母题的意蕴并非本土生成,而是与相异的其他东方民族之间通过文化互动、文学交流植入而来,从毗邻的印度文学翻译传译过来的成分占有很大比重。在清代蒲松龄所撰《聊斋志异》中便有许多故事内存着经由汉译佛经传来并融汇于我国文化、再现于文学叙事的印度母题,例如小说情节中时常出现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疾病、灾害,即为实例。     

快意恩仇：《聊斋志异》果报故事的审美情感及特征

《聊斋志异》一书快意恩仇。蒲松龄借因果报应之说而转换了其实际内容，其因果报应篇章的审美情感和特征主要表现为：报应内容的社会化和道德化，行为主体的动机化和情感化，小说叙述的艺术化和个性化。其主调是与《聊斋》文奇义正、寄托遥深的整体精神相契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