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一市场——与伍丹戈同志商榷

五丹戈同志所著《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一书,认为鸦片战争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动以及商业交通的发达,全国各个地区的经济联系逐渐密切,因而形成了经一的国民经济。“在明代中叶,经一的国民经济已经初步形成了。”“到了清代,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国民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联系比明代更密切的国民经济整体。”其所谓“统一的国民经济”或“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就是指统一市场或民族市场而言。     

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与伍纯武先生商榷

最近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三期读到伍纯武先生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没有可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社会资金的积累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不是原始积累过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是资本的转化和资本的积累,而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总之,伍先生全文的精神在否定中国历史上有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认定“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否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些看法,特提出来和伍先生商讨。     

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与李湘同志商榷

李湘同志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一文,牵涉到许多问题,我对他的看法是不同意的。下面提出我的意见,与李湘同志商榷。     

自卑与自大:两种不健全的文化心态——胡适和梁漱溟的文化心态比较论

说胡适具有民族文化自卑的文化心理,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在与梁漱溟等人就东西方文化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就已流露出了民族文化自卑感,尽管这种自卑感当时还不十分明显和强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国内政治社会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尤其是他1926年7月到1927年5月因故到欧美各国又跑了一圈,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尤其是美国“摩托车文明”与中国“轿子文明和人力车文明”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使梁漱溟的民族文化自卑感有了迅速滋长。1928年3月,他在给吴雅晖的一封信中写道:“至于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侥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     

儒学与汉武帝的民族政策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有为皇帝，他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大业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统治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拓宽了疆域，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研究儒学对正确认识汉代以经治国以及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一、儒家“大一统”的民族观所谓“大一统”民族观念，即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观念。“大一统”观念由来已久。周朝就是一个“协和万邦”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论20世纪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形成与演变

20世纪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形成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安全史观的全部历史基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总结和反思,对于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发展的理论思考,进而对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系统理论回答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全部理论基础;内忧外患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前50年的国家文化安全主题。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起点的若干思考

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并存并立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作为“多数民族”的华夏———汉民族共同体未形成前,无所谓“少数民族”。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司马迁“北有强胡,南有大汉”的分野观念,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     

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林则徐

<正> 近代中国的历史曾经造就了一大批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他们以自己的行动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努力使祖国走向繁荣富强,从而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林则徐就是其中的第一位。一、探求西方知识,冲破多年禁锢。鸦片战争前,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对外国均不了解,却盲目自大。马克思早就指出:这时的中国“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内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因为“与外界隔绝是统治阶级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林则徐早年对于国外情势也是茫然无知,只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以后,通过与外     

我国民族关系的由来与发展问题

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历史特点及其特有的内在规律性。作者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应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区别;多民族的中国是中国务民族在历史上逐步实现统一的;所谓中原正统和古代各民族无法往来等论点不符合历史实际。文章还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杂居、近百年中国民族关系的变动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部族是民族共同体发展合乎规律的一个历史形态

<正> 五十年代,我国翻译家将一词译作部族以后,在学术著作中即广泛使用。六十年代初,有人建议改译为“前资本主义民族”。实际上这是译名上的争论,并不是争论这一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态的有无。然而有的同志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否认有部族(或称前资本主义民族)这一历史形态的存在。我认为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也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     

“原始民族”说质疑——与几位同志商榷

民族形成于何时?这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有不同的,其中主张“原始民族”说的就有数家。这方面的文章已发表不少,如:牙含章同志认为“最晚也在蒙味时期的高级阶段,已由部落发展成最初的民族一蒙味民族”(《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3期)。杜玉亭同志认为“民族形成于氏族部落时代”(《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他提出:“为什么不可以以氏族部落的出现作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呢?”邬剑同志认为,民族最初形态的形成,“大体上是在氏族形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即民族,继续发展起来’的时期或至迟到它的‘全盛时代’,而不会更晚。”(《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陈国强等同志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最早只能追溯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本文拟就上述几家的观点谈一管之见,请同志们指正。     

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形成的

近年来,孔经纬、李湘、陈诗启三位同志先后发表了讨论中国民族市场形成问题的文章,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并展开了争辩。从孔、李、陈三位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问题之所以得出不同的论断,主要是对民族市场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什么是民族市场?我认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提法比较全面,即:“商品生产发展     

辜鸿铭文明观平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日衰,丧权辱国事件不断发生。西方人因此视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东亚病夫”:一些中国人从而否定中华文化传统,开始寻求振衰起微、救国强民之道。于是,有人高喊“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人提倡“变法图强”,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在此历史背景下,特立独行的辜鸿铭,与流行舆论大唱反调。他公开指斥西方文明的缺失和弊端,对东方文明却推崇备至、大唱赞歌。为此,有人称之为“伟大人物”、“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有人讥其为“疯子”、“狂人”、“精神病患者”、“…     

先秦至唐朝时期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初论

本文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1911—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文章认为,“中华”作为民族名称最初专指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作为国名则最早也是专指华夏族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带的“中国”。当时长江中游地带的楚族不在华夏族的范围内,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也不曾入华夏族之列,更边远的其他民族群体也都不是华夏族。公元前3世纪末叶之后,秦朝和汉朝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原来的华夏族为核心,形成了汉族;以原来中原地区的“中国”为基础,扩大了统治的范围,把非汉族的其他兄弟民族都包括了进去,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此大家庭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经常出现分裂,国家的统一还是分裂,与当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文化及其影响

刘雨涛先生于《秦与华夏文化》(见《孔子研究》八八年第二期)一文中重申了蒙文通先生之说,认为秦乃非华夏之裔的西戎民族,秦文化是与华夏文化"不两立"的西戎文化,由于秦入主中原的结果,造成了华夏的"夷化"和华夏文化的"大质变",使法家学说即渊源于西北民族的戎狄之教在中国建立了统治地位,从而才导致了尧舜至孔孟时代形成的富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华夏文化的中断,形成了秦汉以后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秦汉以后形成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不可完全归罪于体现着先秦华夏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学,宋明理学家之所以提出复兴孔孟儒学,正是为了复兴兴和发扬尧舜至孔孟时代富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华夏文化.显然,上述观点不仅涉及了如何认识秦的民族和文化的属性问题,而且涉及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秦统一中国的文化基础是戎狄文化还是华夏文化;秦汉以后居于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是戎狄文化还是华夏文化;如何认识和估价体现着中国     

也谈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与邬剑同志商榷

邬剑同志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上发表的《民族形成上限问题之再探讨》一文中,提出了他对民族形成上限的新见解。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在原始社会,具体地说,民族的形成“大体上是在氏族形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即氏族‘继续发展起来’的时期或至其‘全盛时代’,而不会更晚”。我们认为,邬剑同志的看法对于冲破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等传统观念的禁区来说,确实是一重要的探索,但是他的结论似尚有待研究之处,提出以下商榷意见,以利于开展讨论。     

关于民族形成问题讨论撮述

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是由一九五四年“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而引起的。当时,范文澜同志在《历史研究》发表了题为《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文章,提出了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范老认为秦汉时代的汉族已具备了形成民族的四个条件,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范老的文章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有的同志提出了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研究概况(上)

<正>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民族关系及民族战争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史学界讨论的热门之一,很多专家和学者都发表了意见。大体说来,讨论的基本问题有: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民族关系的主流、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主体民族、民族间的“和亲”、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历史上祖国国土的处理、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如何看待同时并存的民族政权、民族战争的性质及其评判、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的评价、史学研究中如何贯彻民族平等原则等等。我们只是选择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介绍一些基本的观点,以提供同志们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