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一) 公元四至五世纪时,世界政治局面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三世纪以来日益增强的席卷了亚洲中部和欧洲中南部的“民族大迁移”运动。从现象上看,这个运动的源泉来自居住于东西伯利亚和满洲的通古斯人(东胡人,Tungus)。早在公元前一世纪,源出通古斯族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就已开始南迁和西迁,一部分匈奴人(北匈奴)在公元前后已到达成海沿岸。从公元二世纪中叶起,另一支源出通古斯族的游牧民族鲜卑人在蒙古土地上兴起,它迫使一部分匈奴人加入自己的部落联盟,另一部分则继续向中亚和欧洲方面推进。匈奴人向欧洲的推进成了欧亚之间     

论新疆与内地兄弟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

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地区。公元八四○年回鹘西迁前,天山南北就居有塞人、羌人、乌孙人、匈奴人、粟特人、叙利亚人、突厥人、龟兹人、焉耆人、铁勒人,以及其他一些土著居民。回鹘迁入后,蒙古、柯尔克孜、哈萨克、回族、锡伯、达斡尔、饿罗斯等民族人也逐渐定居和迁入新     

康居国地望辨

康居国是古代中亚锡尔河中游北部一游牧政权,位居中亚游牧民向河中迁徙的必经之地.公元前2世纪势力弱小,分别隶属于河中的大月氏和东部草原上的匈奴;公元前后两个世纪成为中亚一大国.公元3世纪开始走向衰落,4世纪时国家不复存在,其部众或迁入河中与当地大月氏人混居,或留在草原上继续游牧,先后隶属于其他民族游牧政权.     

关于北匈奴西迁的考古学新探索

考古学上划分南、北匈奴文化以公元48年为准。中国新疆地区曾是匈奴活动地区之一。北匈奴西迁后仍保留较多匈奴游牧文化传统因素。从西迁匈奴人的葬俗仍可看到秦汉时匈奴的传统、礼仪和文化特质,但也有变异。     

6-12世纪南俄草原民族变迁

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17世纪,南俄草原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延续2000余年的民族大迁徒.纵观其民族变迁的发展历程,包括上古时期的金麦里人、斯基泰人、萨马尔人和匈奴人;中古时期的阿瓦尔人、可萨人、保加尔人、马扎尔人、佩切涅格人、波洛伏齐人以及后来的蒙古人及其后裔.这些游牧、半游牧民族先后登山历史舞台,从而构成了一幅令人眩目的历史场景.公元6-12世纪南俄草原民族变.迁是这一幕历史大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碰撞、交融以及迁徙的过程,其历史影响以及与基辅罗斯国家的兴衰关系都值得探究.     

匈奴统治西域述论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因定居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矛盾、冲突、碰撞而引发的战争,从东向西逐步展开,西域成为了汉朝与匈奴争夺的重要战场。双方斗争的结果,汉朝统一西域,匈奴一部分归汉,一部分远迁欧洲。比较双方的西域政策,区别不大。匈奴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制度落后、综合国力弱、内部分裂以及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所致。但是,匈奴在西域的活动,使那些孤立的民族和地区开始互相接近,促进了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变了西域乃至中亚居民迁徙的方向,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     

西晋内迁杂胡与杂胡化趋势

自东汉以来,匈奴南迁与氐羌东渐,关东关西遍布匈奴与氐、羌族人。西晋初年,匈奴及其别部大规模内迁,弥漫于并、雍等州各郡。最初匈奴别部被称为杂胡,后来各族部落逐渐混杂,民族成分发生变异,甚至形成新的名号,遂出现杂胡化的趋势。关东杂胡主要由匈奴、羯、乌桓等混杂而成,石勒武装就是典型的杂胡军队;而关西杂胡化则以氐羌为多,匈奴、鲜卑、羯等民族混杂其间。杂胡化是民族迁徙、民族混杂的必然现象,又因战乱加速其进程,它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当时,杂胡化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不可遏止的社会趋势,从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史中间重要的一环,影响极为深远。     

简论北匈奴西迁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民族,她的历史是我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对中华民族史有着巨大影响。北匈奴西迁推动了整个亚洲和欧洲的历史车轮。北匈奴西迁是连接中国史、亚洲史和欧洲史的重要历史事件,因此,加大对北匈奴西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简述了北匈奴西迁的原因、路线及影响。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

史前时期,居住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月氏人或吐火罗人,他们属欧罗巴人种。汉唐时期,匈奴人、汉人、羌人、高车、突厥、吐蕃人等,先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地区,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八九世纪及其以后,随着大批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鹘的西迁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逐渐统一,该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最终完成。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形成了。     

匈奴金属雕铸品初步研究

匈奴族是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古老部族之一,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兴起,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衰落。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是其诞生的摇篮与发展的舞台。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凭其才干,征服四周邻族,实现了鄂尔多斯诸部落的统一。并形成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幅员辽阔的奴隶制强国。     

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

一在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都有各自的长城。秦并六国后,连接了原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东起辽东,西至临洮(今甘肃省岷县)。这时东段长城以北,主要是匈奴、丁零和东胡的游牧区,西段长城以西,主要是月氏、乌孙和西羌、氐的游牧区。到了西汉初期,在匈奴强大的压力下,月氏的大部分和乌孙相继被迫西迁,河两地区遂成为了匈奴的游牧区。当时在这个地区的游牧民族还有小月氏和西羌。小月氏是指月氏西迁时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月氏人。西迁的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     

古匈人进入欧洲:人类史上第一次东西方民族的碰撞和交溶

公元91年,北单于因战败,率众“遁走于乌孙之地”.公元155年,鲜卑人领神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给予匈奴人最后一次沉重打击.匈奴人再次分裂,大约有20万“赢弱不能去者”潜藏在丛林河谷中,躲过危险后,于公元3世纪末,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匈奴国——悦般.但另一支“桀骜不驯”的匈奴人却退往西方,在伏尔加——顿河之间地区找到了安身之所.在那里他们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成为了一个新的民族匈人(Huns).古匈人进入欧洲是世界人类史上第一次东西方民族的碰撞和同化,对后世具有深刻的影响.匈人在东欧建立的国家长达90年,成为了欧洲民族大迁徙和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动力.     

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

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导致西域诸国在天山南北重新分布.塞人南下,乌孙西迁,匈奴则从蒙古高原进驻析罗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等大月氏故地.公元前108年,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两部落归降汉朝,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新一轮大迁徙.在汉朝与匈奴对西域争夺战中,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小月氏故地,后来分化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楼兰人则于元凤四年(前77)南下都善河(今车尔臣河)姑师故地,更名“鄯善”.公元前176年,匈奴击败大月氏之时,西域只有二十六国.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盆地后,与当地小月氏遗民融合,由一国发展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东汉班固写《汉书》时,西域诸国发展为三十六国,最后增至五十五国.     

《尼伯龙根之歌》与匈奴人的历史

欧洲中世纪后期的英雄史诗大多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背景而创作，日耳曼民族的《尼伯龙根之歌》正是以罗马匈奴联军于公元437年毁灭莱茵河畔的勃艮第王国的史实演绎而成。因此，从史学角度而言，《尼伯龙根之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匈奴人的历史变迁，更为扑朔迷离的匈奴西迁欧洲的史迹提供了确凿的佐证。     

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

结合文献与考古得知,拓跋鲜卑从发祥地大鲜卑山游猎到河套阴山建立部落联盟,历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即从大兴安岭北段西南迁至呼伦湖周围再由呼伦湖西迁至蒙古高原腹地。而拓跋鲜卑由大兴安岭林海西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又西迁至蒙古高原阴山地区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有拓跋鲜卑本族的原因,汉、匈奴、乌桓、东部鲜卑等周围部族的原因以及生存环境、地理状况等原因。     

北匈奴西迁考略

关于北匈奴西迁的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多年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从公元91年北单于战败率众西逃,至公元290年前后在顿河以东出现,这二百年间,中外史书对它的活动几乎完全没有记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空白的。因此研究起来十分困难,因而这方面的论文,也是绝无仅有。近年来,我国学者齐思和先生,曾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三期发表了《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但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完全解决。肖之兴同志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七期发表的《关于匈奴西迁过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汉代留下的发生在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认识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

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交往是以亚洲草原为主,分为东部文化交往区和西部交往区。东区最发达的时期是商末周初,它的范围向西推到了米努辛斯克盆地;西区最发达的时期是东周时期,它的东界到达蒙古国中部到太行山一线。到了战国晚期和汉代初期,长城的建立使得中国北方地区人群产生了分化,部分早先南下的北亚人群则退到长城以北并结合了西面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形成了特有的匈奴文化。在强大的匈奴联盟时期,中国北方与东部的蒙古高原以及与西部内陆亚洲山麓地带的交往几乎停滞了,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与欧亚大陆交往的前沿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这种交往路线和方式的改变,导致中国和欧亚大陆交往进入了新的时代。     

论北方草原民族之族兵制

族兵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兵役形态.在北方草原,从有明确记载的匈奴族兵制到入关前的女真人,北方草原民族无不实行族兵制.族兵制是北方草原民族数千年来传承不断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是族兵制最初阶段的本质特征.匈奴国家政权建立后,先后征服、统治了周边民族,迅速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军队不再由居民“自动”组成,军队的组成具有了强制性,但这并未改变其全民皆兵、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匈奴、柔然之后的北方草原民族政权是以“地区部落”组织为基础的,随着部落构成以血缘为纽带到以地缘为纽带的变化,北方草原民族政权实行的族兵制的血缘色彩逐渐褪去,地缘因素日益增强,并最终成为了主导.     

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

公元前二世纪中,生活在甘肃西北部的月氏,迫于匈奴和乌孙的压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次西迁,引起了一场民族大迁徒,使中亚、南亚的历史发生剧变,影响广及西亚、中国以至东欧,极大地促进了中西交通的发展。本文拟就此历史事件的进程及其直接影响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