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借鉴儒释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统摄万物一体、恬淡宁静和无住无滞等儒释道的意境,认为良知本体也即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宇宙的本源,是非的标准,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他的内圣外王的渐修观主要是缘于儒家的提撕,也跟其受佛道的启迪有关。     

同情的限度——王阳明万物一体说的哲学诠释

王阳明试图用他富于特色的良知学来说明万物一体,认为所谓“同体”当从“感应之几”上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另一方面,王阳明也将人对万物所怀有的那种普遍的顾惜之情作为万物一体之仁的具体表现。由于将“仁”设定为“造化生生不息之理”,王阳明就能够从发生学角度观察和描述仁(行仁),论证“孝弟为仁之本”,从而维护了儒家仁爱主张中的差别原则。王阳明对儒家万物一体之仁说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一方面,他将万物一体观念应用于社会分工,从而在客观上构成对现实等级秩序的一种辩护;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万物一体观念捍卫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在王阳明那里,万物一体的观念,对于不同对象意味着不同规则。作为一种伦理主张,万物一体之仁说实质是一种精英主义伦理,其基础是一种虚构的天赋决定论,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可普遍化的困难。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小议王阳明的圣人观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体现了王阳明圣人观的两个核心。“心之良知是谓圣”回答了“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万物一体”则进一步指出了圣人必然要达到的精神境界。王阳明赋予了每个人以成圣的可能，大大提升了普通人成圣的信心，体现出人性平等的思想。但作为儒者的圣人，并不是与日常百姓等同，而是应当履行儒者的社会责任，将一体之仁施行于天下。     

阳明心学的价值取向

心学的观念不仅体现了独特的哲学进路,而且展现了其价值的取向。心学以良知为核心观念,在价值观的意义上,良知内在地包含人性关切或仁道关怀,不把人看成物或工具。心学的另一重要命题是“心即理”,其涵义之一表现为个体意识和普遍规范或普遍原则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背后的价值意义,表现为对个体权利与群体责任的双重肯定。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与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意识相结合,进一步引向天下的情怀。在王阳明那里,这种天下情怀具体表现为万物一体的观念,其中蕴含着走出封闭的自我、以仁道方式对待他人的意向。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意识、“万物一体”所涉及的天下情怀,同时面临着具体落实的问题。在王阳明心学中,这一问题与“知”和“行”的关系相涉,后者意味着现实世界或意义世界是以人的参与和建构活动为基础的,而真正的参与同时表现为实际的做事过程。     

至善与良知的境界——实践理性"与"心物不二"之比较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把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的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体常尽变——王阳明易哲学的心学建构

作为心学大师的王阳明,心悟不离易道,以“良知即是易”、“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以中正为易道和人心之基本法则,认为“中只是天理,只是易”;又本着五经皆史的观点和六经注我的精神,认为“易是包羲氏之史”,主张道事为一;王氏易学不斥象数,但认为卜筮乃用于神明吾心,所以“易是问诸天人”,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以至穷理尽性至命,这才是他最后的归宿。     

"天泉证道"所及的本体工夫论之探微

王阳明的良知是一具有道德知觉的存在(价值)本体和境界本体.受宗密和会顿渐并崇尚先顿后渐工夫观的影响,王阳明兼容顿渐,故而他在天泉桥上肯定钱德洪的渐修渐悟,也认可王畿的顿悟顿修,但他最心仪的是先悟后修,以为良知本体之理可顿悟,达致或保任良知之境需渐修.王阳明认为重工夫的钱德洪只懂良知是一存在(价值)本体,不解良知的无滞境界;而已悟本体的王畿则欠缺悟后的工夫.他冀望二高足相资为用,圆融本体和工夫.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