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庸章句》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作《中庸章句》是对《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做出诠释,以接续尧、舜、禹至孔、孟以"心"为核心的传道系统。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讲圣人道统所传之"道"在于"心";以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读"中庸"之"中";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具众理";讲心之"未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讲"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讲"以尊德性为主","非存心无以致知"。具有较多的"心学"内涵,包含了许多与陆九渊"心学"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的内容。     

陆、王“心即理”思想比较

<正> 陆九渊和王阳明同属宋明理学中的心学流派,都有"心即理"的思想,也都表现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特点.但是,由于二人所处时代不同,经历各异,观察世界的角度不一,其思想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今拟对陆、王"心即理"思想之异同加以比较.一、陆、王"心即理"思想之同陆、王的"心即理"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以心灵为宇宙本体的唯心论.它是对主观精神的夸大,是对儒家"天人合一"的心性学说和宋明理学以封建伦理为世界本体思想的发展.在这里,"心",既指思维器官、主体意识活动,义指人的本性和支配人的伦理行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     

“心物之辩”:论王阳明“心”之本体对意义世界的开显

王阳明在对心体的重新诠释基础上,提出"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旨在对宋儒传统中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作总体的概括和解决。但"心"如何"即"是"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得不涉及"心物之辩"的讨论。正是在"心物之辩"中,通过对"心外无物"和"心意知物"的重新诠释,"心即理"这个基本命题真正在义理上获得了充分的论证。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确立和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道”在心外还是心内——唐君毅关于荀子“心”与“道”的思想述论

唐君毅认为,荀子那里"心"可表述为"统类心",不仅具有认知功能,同时也是一意志行为的心。"道"是"统类之道",但首先是"心之道",循此心之"道"才能达至"统类之道",因此,不可视"道"在心外。然而,若就"统类之道"的核心——"礼义"来说,"道"与"心"的内外关系仍不明确。较合理的解说是区分"道"的双重意义,作为具体规范的"道"(礼)是外在于心的,有待心去认知;而作为"礼之理"的"道",则不可说在心外。但仍需指出的是,作为"礼之理"的"道",虽不可说在心外,可也完全不同于孟子意义下的"仁义内在"或"礼义内在"。     

论“赋心”、“赋迹”理论的复奏与变奏

中国赋论史上的"赋心"、"赋迹"理论不大可能由司马相如提出。此理论的本义不关理义,仅作为一种文学的审美批评存在,但在后人的阐释中,却逐渐将其中的"一经一纬"与《诗经》学的"三经三纬"说相比附,将"一宫一商"与《风》、《雅》遗音相对接,从而以"诗迹"量"赋迹",认为"赋心"即"经术之心","诗为赋心"。赋以风雅为宗,据此引入诗教观点来审视赋体发展,将《诗经》学的"正变"学说置于赋体衍变程序中,赋体、赋风因此有了"正"、"变"之区分。"赋心"、"赋迹"理论的变奏,体现的是赋体之教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汇。     

“身心交关”视域下的王阳明哲学

身心、知行、内外、形上形下相贯通,构成了阳明思想的整体特征。阳明认为身心一体,心为主宰,身为功能,心之发用显现在身行,身行则是源于心之发用,心与身同处于一气连通的现实生活境域之中。"心-身-性-理"乃是一个通贯的整体,作为身、心和合而成的人,通过秉持性、理而成为天地万物的"宰者",此"宰者"对天地万物有一种不容已的道德责任感,致良知从根本上即出于这种"道德责任感",它是一种为"求自慊"的自然发动,丝毫不需要外力去推动。由知到行、由良知到致良知伴随着的是明明德和亲民,明明德属内,亲民属外,明明德是体,亲民是用,体用不二。     

“良心”与“虚心”——孟子、庄子心论之比较

战国中期最大的哲学创获即在于"心"的发现。以"心"为"环中",孟子、庄子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微地反思,并藉之构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孟、庄"心论"的内在理路是针锋相对的———或求"集义",或倡"集虚";或落实为"性",或发显为"神";或主"思诚",或申"去知";或"以心统气",或"以气统心";或期于"仁政",或归于"游心",体现出了不同的哲学关怀与心灵境界。归结说来,孟子追求的是兼具道德自觉、伦理关怀与政治理想的"良心";庄子则欲洗濯一切世俗价值,而在"方之外"体认自由与逍遥的"虚心"。     

民国学人论朱熹“心学”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朱熹讲＂性即理＂而为＂理学＂与陆王讲＂心即理＂而为＂心学＂相互对立的观点,对朱子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事实上,民国时期一直有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观点：既有学者把朱熹的＂心与理一＂诠释为＂心即理＂,又有学者把朱熹的＂性即理＂与＂心即理＂调和起来,还有学者从＂心学＂的角度阐释朱熹的学术思想。这一状况反映出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进步与深入。     

二程“理”学思想新探

程颢和程颐创立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并以"理"去统摄或解释"天""天命""天道"和"性"等范畴。二程认为"理"有四特点:理"实",理"一",理"足",理"自然"。他们还以"理"去观照和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从而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明理"或"穷理"的思想,并强调人们身心和行为要合"理","与理为一"。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龙场悟良知 养性在践履——论阳明学的核心与性质

学术界普遍认为:龙场悟道是悟到了"心即理","心即理"是阳明学的核心,这是理论思维的结果.深入考察龙场悟道这一史实,龙场悟道既不是理论思维的结果,也不是悟到了"心即理",而是悟到了良知.在此基础上,可以说阳明学的性质是德性之学,而非如西方哲学一样的智性之学.     

“王”抑或“霸”——孟子“王道”学说之悖论

孟子的教导只能造就霸者,不能造就王者,这是孟子王道学说的悖论之所在。王霸之辨在于君主心术之辨,"王道之成"以君主的"王者之心"为基础,但造就"王者之心"却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孟子与诸侯对话时非常注意修辞,诉诸的根本不是君主的"不忍人之心",而是君主的"利心",试图用"利"或"无敌""王天下"来打动时君。孟子的教导不但不能在现实的君主身上造就"王者之心",而且只会诱导出"霸者之心",这就不免与他的王道理想南辕北辙。     

“心即理”的认识论意义

王阳明的"心即理"超出了"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认识论范围,走向了人的认识如何可能的普遍认识论命题。其一,每种"理"都有"寂"与"显"两种存在方式,作为认识对象的"理"不是客观存在于认识者之外的"寂"状态的理,而是存在于认识者心中的"显"状态的理;其二,"理"只有从"寂"状态转化为"显"状态才能为人所认识,这种转化工作不是由"理"去完成,而是由"心"完成,从这种意义上讲,无心则无理;其三,"心"有内外两种存在形态,于内表现为意识,于外表现为践行,相应的,"显"状态的"理"不仅是由意识所构建,更是由行动所构建,从而使"理"不仅活在人的意识里,而且活在人的行动而构成的事里;其四,人有构建"理"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不代表着随心所欲,而是意味着让"理"从遮蔽状态走向无蔽状态,从而显现自身为自身。     

试析朱熹哲学中“心”“性”“理”的关系

把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虽不无道理,但也不能忽视理学与心学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朱熹在“性即理”、“心统性情”、“心与理一”等命题中关于心、性、理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表现出其理论结构内部的某些矛盾和混乱,另方面又与陆王心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朱熹哲学中心、性、理关系的分析,指出朱熹在宇宙论中虽然坚持了理本体论,但在心性问题上却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情”的下嫁——晚明情感论美学思想浅探

"情"是心理学中一个复杂而抽象的问题,它常常与理、志和欲纠缠在一起.本文在简要回顾传统深闺中的"情",即"情"从情到理的一面的基础上,又具体探讨了晚明下嫁的"情",即"情"从情到欲的一面.     

“心为太极”与邵雍诗歌中“狂”“闲”“乐”的生命境界

邵雍的太极观是"心为太极",具有三层含义:心生太极、心有众理、天人合于心,这样的本体论使得他的思想具有心学倾向。邵雍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与思想境界是统一的,而"心为太极"的本体论则是这种统一的逻辑起点。他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当中都有尊重主体、扩张自我的"狂";有无著无累、无滞无碍的"闲";有追求自由洒落、体验万物生意的"乐"。邵雍作为一个不同于程、朱的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想境界与生命境界的范本。     

张载的“天心”观

张载的"天地之心"作为生物之心,即"天地之仁",即"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的"诚"。这个"心"虽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的思维能力,但这个"天地之心"也并不是"无需人来‘立’"的,它也必须是因为有人才有存在的可能的,它包括了天与人相合的维度。     

论程颐的“循理之乐”——寻“孔颜乐处”的生态价值取向

作为北宋道学的集大成者,程颐将"孔颜乐处"诠释为"循理之乐",把循礼义之乐融入人生价值中,提出"循礼"就是"循理"。程颐认为,君子循理必先识理,只有学至圣人之道,才能"识理",最后达到"循理"之境,即人天统一的乐境。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