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女性作家群

伴随着五四"人的觉醒",五四女性作家群亦浮出地表,并构成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女性文学"是以女性作家为主体,在五四思想启蒙、人的解放大潮之下,将五四精神和女性独特话语融为一体,在现代文化环境中建构的一个属于女性自己的生存境域,同时又拥有女性作家自己的话语范式和实践文本。     

论沈从文的“五四”观

作为五四后期作家,沈从文与五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主张恢复新文学传统,弘扬"热情"、"天真"的五四精神,重构现代文学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与五四人的交往构成了他五四观形成的重要中介,而作为编辑与读者的相互制约和创作与评论中的反思则促进了他五四观的形成与发展.     

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启蒙话题--论"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

启蒙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在我国“五四”文学中有显著呈示 ,这与“五四”启蒙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启蒙现实主义的特色 ,而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更是提供了此类创作的典型范式。这一重要文学思潮现象 ,值得认真总结与思考。     

林语堂女性观的复杂性——对女性的尊崇与对男性立场的维护

林语堂是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和著名的现代作家。其一生在致力于“幽默”文化的同时,还十分关注女性解放的现代命题。但林语堂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女性观却是复杂的。作为最受西方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林语堂在理论上极力张扬男女平等、女性独立自主的现代观念,在创作中也多以女性为主人公,表现出对女性的关爱和尊重。但是,作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林语堂也受到了封建“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他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男权的立场上,显示出其女性观的复杂性。     

对“五四”激进主义发展命运的另类解读

“五四”是一个张扬激进主义的时代。它以思想启蒙为指归,但为什么它没有沿着欧洲式的启蒙道路走,相反却采取苏俄式的激进方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在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作家的文学观以及现代文学史叙述作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沉浸在历史的具境中的角度真实地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发展轨迹和在历史上的是非得失。     

“婚床”苦闷:论中国现代文学两种形态的“妇怨”叙事

“妇怨”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往往以已婚女性的“情殇”悲剧为表现题材,去深刻揭示新女性在自由婚恋过程中的灵肉痛感.阅读作品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妇怨”叙事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悖的不同形态:男性作家一般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社会角度,去同情被弃女性的不幸遭遇;而女性作家一般则是从个人情感的生命体验,去抨击男性人格的虚伪本质.因此,两种不同形态的“妇怨”叙事,恰恰反映出了不同性别的作家群体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的不同认识.     

汇合与错位——论中国新时期文学初期对女性形象的建构

与五四启蒙时期一样 ,在 1 979——— 1 985的新启蒙时代里 ,男女作家结成同盟 ,共同完成控诉伤痕、反思历史、呼唤改革的时代大命题 ,塑造了一批迥异于“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 ,但是由于男女两性在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地位与生活体验的差异 ,他们在女性形象的构建上呈现着既汇合又错位的复杂局面。男作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述中潜隐着建立在张扬女性传统品格之上的重建男性雄风的写作倾向 ;女作家在分享与参与着时代主流话语的时候 ,一方面默许着男性重建性别秩序的努力 ,一方面又在强有力地解构男权中心意识。     

"五四"传统与新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并没有提供一套性别语言,使研究者能够在启蒙思想内部描述出妇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五四"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响是综合、复杂的它一方面赋予此期女性创作以"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规定了女性问题提出的限度.     

"走向革命"与"作家何为"--重读"文学研究会"二题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是研究现代文艺思想变迁的一个"标本",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在启蒙主义的"五四,,文学中已孕育出属于"革命文学"的胚芽.文学研究会对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强调,体现了这个文学观正逐步"走向革命"的文学团体对作家人格精神的更直接的要求,对成就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事业至关重要,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多元发展和迷乱,也不无启示意义.     

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郁达夫早期(1927年之前)的小说创作中,性观念上的矛盾与信仰的缺失凝聚为作家的死亡焦虑.他通过文学的想象暂时消解了这种焦虑,随之又在寻找英雄的过程中企图超越焦虑的威胁.这些对死亡的思考和书写形成了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独特的死亡意识.它不仅验证着"五四"启蒙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某种困惑,而且也为郁达夫创作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女性主义文学的冰心时代

女性主义文学不是女权主义者同情和关注妇女命运的文学 ,也非一般妇女题材的创作。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性世界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 ,即现代女性观及其所规定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文学中的体现。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作家群体的形成 ,是女性主义文学产生的前提。现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 ,是与其总体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它滥觞于近代而形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 ,其发展历史可以三个里程碑式作家依次划分为三个时代 :“冰心时代”、“丁玲时代”和“张爱玲时代”。这三个时代分别代表着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发展…     

论革命文学转型背景下的左翼启蒙派

左翼启蒙派是指在五四启蒙思潮与鲁迅精神与创作影响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一批作家,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仍然坚守五四启蒙话语,重视文学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功能,显示出与左翼功利派文艺观念迥然不同的理论品格与创作倾向。这一派系在左联后期开始萌生,分别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和国统区形成气象,但随后在革命文学向工农兵文学全面转型的过程中遭到"规训与惩罚"而逐渐瓦解。     

五四现代作家独立意识的生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现代作家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其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张扬.生命意识的觉醒,使现代作家更加注重个人的情感表达和个性解放,提倡“人的文学”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出现了富有现代生命意识的五四新人形象；理性精神的张扬,使现代作家肩负起启蒙与救国的双重历史使命,追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考察五四现代作家独立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女作家笔下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

20世纪20年代,我国一些女作家经受了双重启蒙,获得了个人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双重觉醒.她们比当时的男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女性觉醒的痛苦历程.这突出地反映在女作家创作的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作品中.冯沅君、庐隐和丁玲三位女作家,从女性的形体、心灵和精神三个层面,对女性的自我追寻进行了观熙和审视,丰富了我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发生期的文学形态和人物形象,大大拓展现代文学女性叙事的视野.     

两种身份两种写作——比较赵树理与知识分子作家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

赵树理的创作立场、艺术视角、解读方式、文化姿态等均与知识分子作家截然不同.他的农民立场以及由这一立场出发而形成的文化守成姿态与艺术表现上的民间传统坚持,同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启蒙精神、文化批判以及对艺术审美的现代化追寻有着极大的疏离.正因为此,众多文学史家试图把他纳入五四新文学传统框架中的种种努力都归于虚妄.     

互动语境下的民俗启蒙与文学创作

文艺与民俗的现代性联姻为五四民俗启蒙与现代文学创作的互动提供了历史语境,而民俗与文学共同的"启蒙"特征是两者进行互动和对话的内在动因.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率先形成民俗自觉意识,并以文艺民俗创作为突破口体悟并实践了这一启蒙思想,这对于现代文学作家的整体民俗启蒙创作有着非同寻常的领衔时代的意义.     

“欲望”书写中彰显启蒙“理性”——评郁达夫小说的“五四”品格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毫不顾忌地用“爱”这种欲望形式表现对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的作家。他的思想、创作虽然比鲁迅稍逊，但在“五四”文坛上，也是一位公认的大家。在“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他本身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能用人文主义的严肃态度探讨人的情欲和生存问题，从个体的本能欲望切入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借欲望的外貌，灌注启蒙的理性，把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文本成为一面以独特视角反映“五四”时代人性觉醒历史的镜子。     

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阶级、启蒙与现代性：吕赫若作为左翼作家的历史定位——兼与游胜冠教授商榷

台湾著名左翼作家吕赫若的创作贯穿日据与光复初期,其作品不但凝聚着对台湾底层阶级的关注与同情,同时也着力分析台湾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探索启蒙与女性解放的出路,更对日据时期台湾落后的封建思想加以猛烈的批判,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对音乐、美术等当时前卫的艺术形式也不无推崇。游胜冠教授在《启蒙、人道主义与前现代我族的凝视——吕赫若作为左翼作家历史定位的再商榷》一文中藉此否认吕赫若左翼作家的历史定位,然而通过对吕赫若作品的认真研读,就会发现吕赫若的审美趣味与其一贯的左翼立场并不矛盾,他对现代文明的肯定与其反抗意识也并不龃龉。游胜冠教授的观点并不成立。     

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想象大体是在两个话语体系中进行的。一是作为启蒙话语的五四想象,二是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在现代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上海时期,一是确立工农兵文艺的延安时期,它们对五四的想象虽同在革命话语中进行,但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这为革命的左翼现代作家在新中国后的艺术选择埋下了矛盾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