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翻译流派的原因剖析及其对策

西方翻译流派林立,而中国的翻译研究至今未形成流派。究其原因,翻译流派的形成与思想意识形态（思想根源）、翻译理论家的角色（重要条件）、翻译理论体系（理论框架）、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学术保障）密切相关。文章主要以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为纲,对中国无翻译流派的原因进行剖析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提出几点建议或对策,旨在促进中国翻译学的创新与发展。     

翻译学构建之我见

该文回顾了翻译在中国所起的重要作用 ,论述了构建翻译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讨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构想。在讨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翻译学的构想部分 ,笔者着重讨论了三个问题 :1)构建翻译学要结合中国的翻译实践。 2 )中国翻译学研究范围应划分三大块 :科技翻译、学术翻译和文学翻译。 3)应当有组织有计划地构建中国的翻译学     

共生理念下的翻译学维度考察

文章就共生理念的生成及其强大的跨学科特质与理性哲学内涵做了详细剖析,并借助共生理念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美学等领域产生的丰富而坚实的跨学科理论渗透经验,尝试将之引入翻译学层面进行研究,希冀能为翻译研究与翻译行为提供一种价值引导与实践示范,为构建成熟而理性的翻译理念、维护翻译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也希望能以此新的视角来拓展翻译学的探索维度。     

论译文读者地位的多视角凸显

翻译学研究的推进得益于众多毗邻学科的蓬勃发展。这些学科对作为接受客体的读者的关注对翻译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其以哲学解释学、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学、美学等学科对翻译学研究影响最大。文章通过对上述学科理论成果的借鉴,指出译文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矛盾统一。同时,通过深层翻译理论的构建,使译文读者的诸多影响因素科学化、合理化,以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与提高。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多维审视

文化自信,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现实问题.从哲学、历史、现实、理论、实践等维度全面审视文化自信,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和实践的文化观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哲学基础;国内外文化软实力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逻辑.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理论指导.我们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强盛.     

论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流变和发展趋势

奈达的译学思想流变过程体现了现代西方翻译学发展的脉络,也是其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其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有机地将语言学、诠释学、符号学与信息论和翻译学结合为一体,不仅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找到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使得翻译学的跨学科桥梁作用更为显著（中西文化沟通、文理沟通以及人机对话等）。因此,相对于其他学派的翻译思想与理论,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是迄今最科学、最全面,前景最广阔、最富有生命力的翻译理论学说,代表着现代西方翻译学的发展趋势。     

从翻译理论的发展论中西译论的适应性

对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理论发展的介绍与分析,提出中外翻译学研究的相互适应性。从中国传统翻译研究到西方描写译学以及其它流派对翻译学的理论体系的阐释,论证了纯翻译理论研究的超语言特性以及翻译理论对不同语言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从中西翻译学发展的相似经历证明了中西译论的适应性。     

论中国翻译学术语的规范

翻译学的长足发展需要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元语言(metalanguage)。翻译学发展过程中术语的形成和厘立是这一学科科学化、合理化的表现,是翻译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本文阐述了当前中国翻译学术语使用的混乱状态及原因,以事实为根据指出中国翻译学术语走向规范的条件已具备。文章列举了在中国规范翻译研究术语使用理应包含的三方面内容,即:对传统译论中的术语进行系统科学的解读,规范传统翻译学术语的使用;规范现已引进的西方翻译研究术语的使用;规范将要引进的国外翻译理论中术语的翻译和使用。     

论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对翻译学建构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大致经历了语文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主要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三个阶段的研究。鉴于翻译研究的混乱局面,我们试图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普遍语用学引入翻译研究,作为翻译学建构的哲学基础,以期为翻译学建构提供合理的理论框架。     

厘清中西译学源流，构建中国译学体系——张柏然比较译学观探析

张柏然以西方翻译理论为参照,探析中国翻译理论的民族特点。他的比较译学研究主要围绕追溯中西译学根源、梳理译学现代发展、打造中国特色译学理论三个方面展开,旨在通过辩证地吸收西方译学研究成果,实现中国翻译理论现代化,为构建普遍翻译学作出贡献。张柏然在构建中国译学的理据探索和论证中,体现出少有的开创性、前瞻性和世界性。他的比较译学理论始终把握和放眼中西译学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强调古今参照,中西融通,不仅打造“民族特色”,更为普通翻译学贡献“中国智慧”。     

等义词借用的库藏效应：从“提子—葡萄”说起

广州话中与“葡萄”等义的“提子”随新品种的引入而借入普通话后,形成了普通话中“提子—葡萄”的对立,说明与目标语现存词等义的词语借用会引起库藏效应,相似现象还有“车厘子—樱桃”“奇异果—猕猴桃”“布林—李子”等。等义词借用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有可能发生,并且在词库中物尽其用,使词汇范畴切分进一步细化,避免等义现象造成的词库资源浪费。这与形态学研究中基于避免等义原则的词汇系统非单调性现象和库藏类型学物尽其用原则一样,都体现了语言经济性原则。等义词借入所造成的借入方基本层次范畴的更细切分在作为文化要素源头的借出方中的缺失,说明词汇范畴的粗细并不完全由文化要素的丰约和认知程度的深浅所决定,库藏结构对语义范畴化具有很大的反作用。     

“从综合到分析”相关概念辨正

以往有关汉语从综合到分析的研究中,有两组概念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词汇型综合和语用型综合、区别性语义和范畴性语义。《左传》《战国策》中“派遣”义“使”的用法变化证明了区分这两组概念的必要性。“使”的用法变化显示：（1）古汉语的综合性不但表现在词汇层面,也表现在语用层面。（2）汉语史上既存在区别性语义的从综合到分析,也存在范畴性语义的从综合到分析。（3）《左传》的语言面貌表现出守旧存古的特点,且不同形式之间在使用上存在语体差异。（4）从综合到分析的转变至迟在上古后期的《战国策》时代（公元前1世纪以前）就已显现出来。要之,区分不同类型的综合和分析,对进一步揭示汉语词汇系统演变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进一步认识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分期也有一定的启示。     

清稿本《〈西游记〉记》作者、批语及价值考论

国家图书馆藏“怀明”批注的抄稿本《〈西游记〉记》是现存清代七种《西游记》批注本之一。此前虽有学者关注和研究过此书,但其作者“怀明”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一直是未解之谜,其学术价值也尚未获得充分认识。结合浙江图书馆所藏部分资料考证可以确定：“怀明”就是晚清浙江会稽学者朱敦毅。除《〈西游记〉记》外,他还有《老子〈道德经〉参互》《庄子〈南华经〉心印》《六壬灵镜》《槐荫小庭诗草》四种著述留存至今。与清代大部分《西游记》批注本类似,《〈西游记〉记》的批语也是用道教内丹学来诠释《西游记》,但又独具内丹学南宗特色,更准确地揭示了《西游记》中部分内丹学术语的内涵。《〈西游记〉记》对《西游记》及其批评史研究、朱敦毅及其著述研究均具有独特的价值。     

从选本到教材：《唐宋诗醇》的经典化之旅

《唐宋诗醇》是由乾隆皇帝授意、梁诗正等人编定的一部唐宋六大家诗选。此书贯彻了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在清代诗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之所以如此，与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唐宋诗醇》在科举考试中充当着诗题“考试大纲”的角色，日益成为书院教育中必备的“通行教材”。上至翰林、下至普通学诗者，通常将其作为应付科举考试和研习诗学的重要参考，其经典性地位是其他诗选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自成书时起，《唐宋诗醇》就开始了经典化之旅，这是由官方追求命题的合法性和大众追求应考的实用性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知与识：论知识与技术及其关联

技术源于生命,而非基于知识的某种创新或属于知识的分支。物在认识论的层面即理论科学的层面,是经由“起诉”而被纳入“范畴”的存在物。由此,在范畴的序列中只要有物存在,它就是存在物,它不仅符合知识的秩序,而且服从于作为生产的技术将其带向在场的摆置与设定。在技术停摆之处,知识以科学研究的方式为技术打开新的生产视角与进程,而这一生产之完成又伴随着对知识的再创制、再生产。因此,如果将知识理解为存在物层面的知识,即科学知识,那么,技术与知识的关联便凸显为：作为“生产”的技术为存在物层面的理论科学奠基,而对知识的探求,实质上是对技术所擅长的“缘起—招致”的生产方法的探求,即对技术本身之探求。     

新型传染病流行期预防行为变化及“危险信念—参照规范”模式

遏制新型传染病的关键在于预防，鉴于人类心理和行为因素对疾病预防的重要性，评估它们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实证研究证实：某新型传染病的感知危险与本人预防行为呈正相关；参照规范对疾病预防具有重要作用，家人或亲戚、朋友或同事的预防行为对本人的预防行为也存在影响。新型传染病预防和公共卫生教育应以感知信念和参照规范为切入点，应重视大众教育和行为干预，增强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其自觉采取预防行为。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孤本《净土盂兰盆经》（P.2185号）研究

法藏P.2185号敦煌写卷是《净土盂兰盆经》的唯一抄本，也是该经存世的唯一孤本。该经旨在奉劝民众造盂兰盆并于七月十五日供奉佛僧，为现在、七世父母追福。这部中土僧人撰述的佛典是佛教孝道观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其取材甚广，除借鉴《盂兰盆经》外，还征引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佛经及佛经注疏。本经的编纂既为唐五代官方、寺院与民间耗费巨资造盂兰盆及供奉物品提供了佛典支持，也为盂兰盆斋会范文的制作新增了素材。同时，为盛行于晚唐五代的目连变文中目连母堕饿鬼地狱故事的书写添加了母题。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八月以前，这部佛典远播日本，与《盂兰盆经》《报恩奉盆经》等，同是日本各大寺院举办盂兰盆斋会时的常讲经目。     

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阐释与现代转化

创造性地继承中国传统译论是中国当代译学建设的必然要求。继承传统译论不是对传统译论的原样照搬,而是要使传统译论真正融入中国当代译学的话语系统,这就必须对其进行一系列的现代阐释与现代转化。现代阐释是现代转化的基础,现代转化必须在对传统译论的实际运用中逐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