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续百年：浙江“唱新闻”曲艺变迁的传播社会史考察

“唱新闻”是起源并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说唱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形态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朝报”,在近代浙江地区兴起,后扩散到上海等地,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根据推动“唱新闻”发展的动因和社会传播功能的不同,可将“唱新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唱新闻”的传播者身份、传播的“新闻”内容以及表演的空间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市场和受众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媒介技术因素是影响“唱新闻”变迁的重要因素,每个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有不同。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唱新闻”的变迁,对于揭示地方曲艺、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语境下的鄂伦春族“摩苏昆”

摩苏昆是鄂伦春族在漫长的游猎生活过程中创造出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对摩苏昆的界定有多种说法:具有说唱性质的、曲艺类、民间文学史诗类、特定长篇叙事歌曲音乐类等,它属于唱一段、讲一段的古老艺术形式,用鄂伦春语讲唱。鄂伦春族由于没有本民族文字,语言的逐渐流失,使古老的艺术摩苏昆面临失传的危险。     

读新发现的赵树理的一篇佚文

新发现的赵树理的佚文为《“说”与“唱”的分野》。该文是赵树理于共和国初期,在北京掀起大众文艺高潮时,为改进民间文艺而创作的。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明,主要表述说唱文学中“说”与“唱”的区别和写作。“说”与“唱”是赵树理文艺生涯的关键词,赵树理是伟大的说唱文艺家,他的文艺理想与文化愿景是“把太行的石头搬到北京去”。     

侗族曲艺艺术研究述评

1985年“侗族曲艺交流会”的召开,是侗族曲艺艺术研究的开端,也是侗族曲艺研究中的里程碑,同时也是“曲艺”这个概念首次进入到侗族文化系统内部.侗族曲艺的研究对侗族歌谣系统中的说唱艺术进行了梳理、归纳、分析及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侗族民间艺术的整体研究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论淮剧“以唱见长”的文化审美特征

淮剧曾被称为“唱不死的淮剧”,由此表现出淮剧“长于唱”“工于唱”“擅于唱”“强于唱”的“以唱见长”“以唱为先”“以唱为重”的鲜明文化审美特征和独特艺术个性。以唱见长是淮剧文化的标识,是淮剧文化的根和魂,在淮剧创作和表演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演唱形式,收到了良好的戏剧艺术效果,这也将成为未来淮剧文化审美的发展、繁荣、前进与努力的主要方向。     

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艺音乐发展及其传承——从宋元时期中原地区曲艺音乐传播谈起

曲艺是中国古代民间的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极具特色及韵味的艺术形式。从战国时期荀子的《成相篇》到宋、元、明、清曲艺音乐的繁荣,诸多曲艺种类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传承至今。随着当代社会的现代化,曲艺音乐生存土壤、传播状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当下曲艺音乐传播传承之道首先是传播形式、内容方面应有所创新,其次应注重受众层面音乐审美能力的提升,而且在传媒的传播活动中应有计划地增加一些曲艺音乐的分量。     

元明时期道教道情的传播及其影响——以元明杂剧小说中的唱道情为中心

唱道情是宣扬道家思想的民间说唱艺术,是道教济世度人的教化方式,在元明时期的中国社会相当盛行.元代杂剧不乏道教题材的剧目,并有道士说唱道情的描写.而明代有关道教题材的小说,对道情说唱及道士放荡不羁形象的描写更为细致.元明时期道教注重通俗化的弘道宣教,由此促成唱道情与中国民间信仰的结合.元明时期杂剧小说中的唱道情,反映出历史上道教传播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     

探析蒙古族曲艺艺术“胡仁·乌力格尔”面临的危机

蒙古族具有丰富的口头文化遗产，蒙古说书艺术“胡仁·鸟力格尔”（胡仁·乌力格尔是说书艺人用低音或中音四胡边拉边唱古今中外故事的一种曲艺形式）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但是，如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胡仁·乌力格尔”艺术。由于多种原因失去往日的辉煌，濒临消亡的境地。1．“胡仁·乌力格尔”艺术正不断失去赖以生存的听众；2．“胡仁·乌力格尔”的载体胡尔奇（说书艺人）日益减少；3．胡尔奇演唱“胡仁·乌力格尔”的地域范围越来越缩小；4．胡尔奇演唱的“胡仁·乌力格尔”之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吕梁伞头秧歌简论

吕梁是一个民间艺术非常丰富的地区,伞头秧歌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形式,把当地的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民歌等艺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黄土高原上独特的艺术门类。伞头秧歌起源于古代农村祭祀时的歌舞演出活动,它的表演,主要是“扭”和“唱”两个方面,表演形式分为“过街场子”和“小场子”两种,最显著的特点是即兴编唱,唱词要求既快又准。     

“丝竹更相和”——从器乐组合形态看南音

南音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受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使这一古老乐种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专家学者们对其历史根源、艺术构成及表现形态等做了细致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在乐种的归类上南音被归为“曲艺”一类,但其与说唱音乐在性格上有迥然的差异。由于发展脉络的模糊认知导致对乐种定位的偏离。从中国传统器乐组合形态角度探寻南音的历史源流,旨在拓展研究思路,为探明南音发展的过去、将来提供另外的研究可能性。     

孔子艺术哲学的悖论及和解

为研究孔子艺术哲学,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考证,明确了孔子时代艺术形态的构成,对“必有可观”与“君子不为”之间的二律悖论分别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孔子所论之艺,虽有大与小、一与多、本与末的区别,但从其“一以贯之”的兼通观立场看,艺之大小,全因执艺者能否通会天地人道而后定,道之大小的最后区分是守技而兼通,故“小艺”也能通“大道”;“小道”是古代艺术的同义词,其包括了古代艺术的不同门类,但孔子所观之道,不仅包括艺术,自然万物也被他纳入观德的对象,他强调道艺相辅,其“小道可观”被赋予了“游”的审美精神和“通”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孔子“必有可观”生存美学的精义所在;所谓“君子不为”,实则君子不专为、不一为、不偏为而已,其与道艺的大小本末和功用直接相关,其背后体现着治道者与为艺者的身份等级差别,艺之“不为”与“有为”的区别仅在于是偏工还是兼善;孔子将原本含有技术成分的“艺”提升到全新“道”的哲学层次,推衍为具有形而上色彩和普世价值的艺术理论,最终将这一表层矛盾的对立从义理和应用两方面加以会通和解。     

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源流与特点

为研究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渊源与特点,通过对博厄斯及其弟子提出的考古、体质、生态、文化人类学4个学科架构的论述,发现美国人类学自诞生之初就深受德国自然科学经验主义和人文哲学的影响,强调文化精神或民族气质,关注文化的历史性以及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形成独特的美国人类学“文化研究传统”;美国人类学发展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引发了民族志表述危机。     

关于“七夕”文化的几个问题

“七夕”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其中蕴含了上古文化演变的许多奥秘。首先,过去对于形成神秘数字“七”崇拜的原因揭示不够,通过对七曜、二十八宿、北斗七星等天文崇拜形成的历史原因的分析,可使神秘数字“七”崇拜成因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得以多角度、深层次的揭示。其次,牛郎织女故事的发源有着坚实的中华文化基础,从文化发生的角度探讨该故事的起源地,对于认识“七夕”文化的民族特性不无意义。再次,过去对于“七夕”乞巧与女性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有足够认识,而对其中隐含的生殖文化内涵少有研究。从两种生产的角度深入考察,对于揭示“七夕”文化的本质特征具有积极的意义。     

基于“我者”“他者”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发展策略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嵌入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历史文化空间与现代城市空间、社会文化变迁之间构成了深层的交互关系。以武汉市五大历史文化街区之一的昙华林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综合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化遗产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问卷分析的方法,基于作为“我者”的居民、经营者与作为“他者”的访问、观光、游学等活动人群的视角,深层次地探析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工作的现状与困境。研究表明: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正在面临开发及宣传力度不足、市场秩序混乱、相关部分监管不力、建筑和空间已经无法承载当今城市生活等困境;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对地方文化认同有激活效应;通过提高协同发展能力,满足“他者”的认知需求;着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我者”的生活需求;巩固文化核心地位,统筹“我者”“他者”利益,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发展。     

论道家非美而成就大美的吊诡

《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的根本意思是主张不知美之为美,防止由价值歧视导致价值反转。为此,老子重点指出了“美”之恶,庄子又在其基础上大谈“恶”之美,这类思想可称为“非美倾向”。老庄不预设美丑观念来判分万物,不以世人所美为美,反对把单一形态的美立为鹄的来加以追求或齐同天下。由此,他们否定哗嚣之美和齐一的美,肯定异量之美和本色之美,突出内在精神之崇高和人格性情之美。可见,老庄非“美”,是要成就大美之天下。这种思想体现出他们对宇宙全体生命的关怀和独特的审美情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心胸,并在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领域全方位地奠定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根本面目。     

“中国模式”及其普适性初探

“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认知态度,自提出伊始就争议颇多。它的提出某种意义上具有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嫌疑,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托词;它只看到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其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国情。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宋朝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药储藏机构和安全监管措施。其中中央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主要为翰林医官院(局)和太府寺药案,这是朝廷建立的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和医药管理机构。皇宫御药的制造与储藏机构有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尚药局,官府药库有香药库、珠玉香药库、药蜜库、后苑东门药库、寄桩库、熟药库等,专门储藏皇帝和朝廷所需的各种名贵药材和成药等。朝廷设立的市易务卖药所、收买药材所、太医局熟药所、和剂局和惠民局等,主要负责官府药局中药材的采购和成药的生产与销售等,同时也肩负药材、成药的储藏。宋朝地方州府和南宋时期设立的总领所、都统司、安抚司惠民局,一方面负责地方州府军监、所、司所需药物的生产与销售,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医药的保管场所。泉州、明州、广州、登州等地设立的市舶司,负责海外药材的登记、辨验、保管与押运进京等。为了保证药物质量安全,宋朝政府对医药储藏制定了保管、库存、登记、毁弃等制度,严格执行药物入库和出库检查,严厉打击盗窃、伪造、冒用和盗卖官府药物的非法行径。     

《周易》中的“主”及相关问题

“主”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主”是天道的代称,《周易》卦象中离、艮、震为“主”。“主”与“常”同义,《周易》卦象中兑、震、坎、离为“常”。商周宗法制社会中的贵族统治者也称为“主”,《周易》卦爻辞中“王”、“君”、“公”等皆与“主”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