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结婚仪式

如果我们看一下布雷多克所著的《婚床》——世界婚俗一书,就会明了,从古到今,世界各地有着数不清的结婚仪式。我们从语义学角度来分析,“仪式”是举行典礼的形式,它可以在多种含义上使用,诸如“欢迎仪式”、“庆祝仪式”、“开幕仪式”等。仪式就其实质而言,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的象征性交际行为。结婚仪式属于仪式的一种。所谓结婚仪式(即通常所说的“婚礼”,意为结婚典礼)是为了证明结婚当事人婚姻关系(或称夫妻关系、配偶关系)的开始而举行的一定形式的典礼。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主体上看,是结婚当事人,而不是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     

婚礼仪式研究综述

(一)关于婚礼仪式内容的研究1、关于婚礼构成程序的研究。许多学者对古代的婚礼以及各地区、各民族的婚礼程序都作了介绍。曲彦斌在《中国婚礼仪式史略》一文中,介绍了古代的婚礼程序,指出“纵观古来婚礼,其过程的基本仪式主要由铺房、迎娶、下轿利市、拜堂、喜宴、坐帐、撒帐、合髻、合晋又闹房、拜舅姑、回门等项构成。诸项基本仪式的出现、变异,亦从不同侧面印证了中国婚礼的历史概貌”[1]。刘昌安、温勤能研究了古代婚姻“六礼”的具体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并对婚姻“六礼”的文化内涵作了阐释。他们认为,“六…     

朝鲜族婚丧礼仪的社会调查报告

一、朝鲜族婚礼仪式的由来朝鲜族婚礼仪式进入封建社会后,完全依据于儒教的“六礼”固定化起来了。近百年来,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受到了西欧资产阶级思潮的冲击,虽有所变化,但其基本内容无大变动。特别是在朝鲜族中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大众,解放前,基本上是遵循着封建社会的婚礼仪式的。旧社会,朝鲜族的人民群众,固执地履行着繁琐的儒教婚礼仪式。男女的结合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而媒人就受到格外的尊敬。这种婚礼,概言之,有以下的几个环节:     

文学、宗教与政治:《桃花扇》仪式叙事中的神道设教与儒道互补

《桃花扇》第四十出《入道》描述道教的黄箓斋醮仪式，是一场具有深刻内涵与文化意义的仪式，构成了一个象征符号体系。考察仪式举行的时空、形式、结构、内容和功能，发现孔尚任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神道设教”的民族叙事传统，反映了明末清初儒学传统为政治提供价值基础、为社会提供认同凝聚和为个体安顿身心性命的作用和意义减弱时，与儒家互相渗透、影响的道教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体系构成了对儒家道德的支撑，揭示了中国宗教文化于明末清初社会的碰撞和交融。宗教文化以特殊而显著的形式深入到了《桃花扇》的主题、叙事结构、人物形象塑造和话语表述方式中，折射着文学与宗教、历史与神话、仪式与政治间的微妙关系。     

“景”“境”之别与明清人情景论之偏失

意境范畴中的“境界”概念源自佛家,有两个基本涵义:一是主体所处的外在时空;二是主体意识状态。作为时空之境,它不等于“景”而包含“景”。明清人以“景”充“境”并以情景关系论意境,犯了不相称的逻辑错误,无法对意境作出正确界定。文章认为意境是未经充分言说的特定时空的感悟。     

古代“开学典礼”

每年的九、十月份,是各大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在中国古代,新生入学有开学仪式或“开学典礼”吗？在中国古代,新生入学不仅有隆重的“开学仪式”,而且备受重视,“入学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之一,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提并论。古代的儿童一般四至七岁入私塾读书,称之为“开书”、“破学”或“破蒙”,根据《礼记》和《弟子规》而流传下来的“开学仪式”则历经千年未改。通常的“开学仪式”包括正衣冠、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智等内容。     

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的仪式传统与族群互动

在桂西南壮族乡村地区,基层群众的主体作用、传统文化的助推力量、内生动力的辅助功能,共同形塑着以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壮族仪式传统以其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染的重要节庆为节点,呈递出时空关联下的地方文化诉求表达,展示了乡村社会治理中仪式传统的社会功能。同时,传统仪式文化在形塑壮族群众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强化了壮族村屯共同体意识。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结构中,地方特色的主体性、内生性、传统性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社会治理需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方仪式传统阐释的集体目标和情感归属,关注更具现代意义的具有内生性秩序规范的乡村治理内涵。     

从“黄粱梦”到“红楼梦”——论《红楼梦》的幻化时空与叙事结构

《红楼梦》中的五个重要梦幻与“黄粱梦”有着深切的历史渊源。“黄梁梦”最早见于《列子》,经过唐传奇、元戏曲、明代拟话本小说和清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和演化,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哲学内涵。曹雪芹将“黄粱梦”纳入到《红楼梦》的叙事中,在黄粱梦的基础上进行巨大转换,使《红楼梦》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天人合一的宏伟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体现着曹雪芹深刻的哲学观。     

从《邱园记事》管窥伍尔夫小说创作时空观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她致力于反映人物的心理意识,以突出“心理时空”淡化物理时空和空间蒙太奇等新颖别致的叙事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色。在其早期作品《邱园记事》中,四块生活“碎片”的攫取和空间并置是“重要瞬间”和“空间蒙太奇”等创作技巧的开端,而空间节点中蜗牛的插入使得小说心理时空与物理时空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节日狂欢氛围与歌谣的共——论吴越婚礼歌谣的“狂欢化”特征

婚礼仪式对人进入新的角色有一定的文化塑造作用。在婚礼歌谣中,作为相互邀约手段的歌谣,因为仪式的狂欢化而体现着狂欢的主题。吴越婚礼歌谣中表达的这种狂欢种类繁多,有的表达了身体的解放,有的表达了以“性”的狂欢,有的表达则以语言为主的狂欢。在吴越婚礼歌谣中,狂欢化主要体现在以“性”为描写对象的狂欢化主题;以夸张为重要特征的狂欢化的体语言;以“歌”“谣”结合的狂欢化体裁。通过婚礼歌谣的念诵,可以缓解新娘的不适、思念或欢悦之情,宣泄内心的不安,达到身心的平衡,因此,具有一种“狂欢化”的“叙事治疗”效果。     

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

“身体一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文章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互证自明地凸显了敌、我2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情怀所替代。     

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

“身体”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互证自明地凸显了敌、我两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激情所替代。     

订婚仪式泼水之因 ———以四川省会理市通安镇彝族订婚仪式为例

订婚仪式中的泼水礼是彝族婚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以四川省会理市通安镇的彝族订婚 仪式为例,结合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理论,分析订婚仪式中泼水礼产生的原因。 在彝族订婚仪式中,以女性为 主导的泼水礼存在“结构”和“反结构”现象。 以仪式过程理论分析,证明女性群体泼男性群体这种现象在仪式中具有合理性。 但在分析仪式形成的起因时,不仅要从结构性张力的方面来探讨,还需要从水崇拜、戏谑行为和抗拒与接纳等社会结构之外 的原理进行解释,以探究彝族的订婚仪式阈限期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象征视域下的云南藏区婚礼仪式研究——以香格里拉市布伦村为例

[提要]云南藏区盛大而隆重的传统婚礼仪式蕴含着悠久的藏族传统文化和特有的宗教信仰,它具备一套丰富而细腻的表征符号体系,成为了体现民族文化特征的载体。仪式过程中多层次的“过渡礼仪”实现了新人身份的转化,为新人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本文以香格里拉市布伦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解读布伦村传统婚礼仪式中的象征意涵并分析特定场域内新人身份的文化转化过程。     

何以成人：“开笔礼”仪式铸魂育人的理论逻辑、历史溯源与当代价值

“开笔礼”仪式是小学教育场域中一项重要的文化教育活动,旨在引导儿童走向“成人”。在人类学“阈限”思维的理论逻辑下,“开笔礼”仪式将儿童置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流程中,让儿童在“分离—过渡—接纳”中体悟生命流转与进步的意义。“开笔礼”仪式由古代蒙养教育传统发展而来,穿越古今之变、贴合时代教育,在守正创新中探寻儿童走向成人的行动线索。作为教育实践,“开笔礼”仪式以“打基筑模”“习事明理”“修身正心”为价值预设,进而在具体的仪式过程中实现了引导儿童走向成人的根本教育旨归。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乡愁的两种表达式——余光中《乡愁》与洛夫《边界望乡》比较

余光中《乡愁》和洛夫《边界望乡》为台湾乡愁诗歌的“双壁”。两位诗人都有着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又不约而同走过由“西化”向传统回归的诗歌创作之路,时空阻隔所产生的乡愁为《乡愁》和《边界望乡》共同表现的内容。余光中《乡愁》在一静态的情境中创造完成,所表现出的乡愁情感具有普适性、共通性;诗作结构整齐,节奏静缓,意象朴素明朗,语言体现了一种纯净之美。坚持创造性为诗歌生命,洛夫近乡情怯而作《边界望乡》,抒发的是极具诗人个体性的乡愁体验;诗行参差,结构跌宕,节奏激越,意象新奇,诗歌语言散发出魔性的色彩。     

社会结构与巴岱身份的获得——以兴中村巴岱“过法”仪式为例对特纳理论的检讨

兴中村巴岱"过法"仪式的"阈限"期是一种并不具普适性的交融,存在着"反结构"状态的虚无。社会结构的既有结构关系及规范直接决定着仪式中巴岱身份的是否获得以及获得的数量,仪式中象征符号的设置在于一系列规范的强化与沿承,成为带有社会行动的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发生影响,以保证社会行动的合法性。分析发现,特纳的仪式理论适用于"存在主义的"阈限期类型,而对于"意识形态的"、"规范的"阈限类仪式,并不适用。     

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抹黑”:村落传统婚礼仪式中的结构与反结构——以西和县张杨村为例

传统婚礼仪式中有很多复杂的仪式程序,这些仪式程序是人生礼仪的一部分,也是组成传统婚礼的一个过渡仪式。文章在对西和县张杨村传统婚礼仪式进行实地田野记录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抹黑"习俗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以探讨其地方性知识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