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

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敦煌医药卷子P.3930校读补遗

马继兴等先生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以及丛春雨等先生的《敦煌中医药全书》对敦煌医药卷子的整理校勘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仍有未尽善处。今就敦煌医药卷子P.3930的校录进一步做些补正工作。     

《启颜录》成书考

利用敦煌本《启颜录》的资料,结合史志、目录记载和《太平广记》引文对《启颜录》的作者、版本源流、成书时间等问题进行再考证,认为录作者确不为侯白,史志及目录所载多卷本是据敦煌本增删而来;并进一步考订出敦煌本结集于贞观十一年六月之后不久,多卷本《启颜录》成书不早于永昌元年。     

敦煌文献习见词句省书例释

敦煌写卷中,抄手遇习见之词句,有仅写起始一字或数字,而其下一字或若干字则用省书符号略去之例,其中包括习词省书、套语省书、重句省书、引语省书等。本文列举大量实例,就此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了解和掌握这种特殊的书写体例对正确校理敦煌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写本《启颜录》笺注（选）

［摘要］英藏敦煌文书中有编号为S.610之写卷一件，该卷最早由王利器收入《历代笑话集》，王利器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定其为隋侯白撰。该卷当是《启颜录》之传抄本之一，且非完本，其文献价值不可小觑。对于该卷的注释，有曹林娣、李泉辑注本《启颜录》5，但注释错误甚多，故选取“论难”7则，重新进行笺注。     

P.2901佛经音义写卷考

敦煌遗书P.2901卷是很有价值而尚待整理的书.著名学者姜亮夫、潘重规都曾亲手摘录部分文字一再加以刊布,然而,它的真实面目依然扑朔迷离: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到《敦煌宝藏》,连拟名也未能落实.该文作者在逐字逐条对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它与今本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异同,提出应当拟名为《玄应〈一切经音义〉抄》;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它不但在敦煌遗书中是关于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内容最丰富、覆盖面最广的写卷,而且还保存了一种与今本玄应《一切经音义》有重大差异的唐代古本.     

敦煌写本《茶酒论》与唐人的饮茶饮酒

一、煌敦写本《茶酒论》敦煌写本《茶酒论》见于伯2718、伯3910、伯2972、伯2875、斯5774、斯406六个卷子。其中伯2718前题“乡贡进士王敷撰”,同卷还录有王梵志诗九十一首。王重民先生以此为原卷,参以它卷校录于《敦煌变文集》(卷三)。对《茶酒论》的内容,郑振铎先生概括为:“茶和酒在争论着:两个谁有功勋?茶先说其可贵,酒乃继而自夸其力,反复辨难,终乃各举其‘过’。‘两个政(正)争人我,不知水在旁边’。水乃出来和解道:茶酒要不得水,将成为什么形容呢?水对于万物,功绩最大,但他并不言功,茶酒又何必争功呢?‘从今已后,切须和同,     

读《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

该文通过对《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一书的评介,着重阐发了作者对敦煌写本文献整理应注意问题的见解,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作者指出,敦煌写本文献中的佛经具有极高的校勘价值,可以辑出一部《敦煌大藏经》;独立研究能力要培养,合作精神更应提倡,尤其在实施大型课题之时;新发现的和从未公布的敦煌卷子的校录应该随附原卷照片;用于校录的敦煌卷子底本一般应固定,没有特别优点的时候就不要频繁改换所用的底本;古今字是先后不同时代产生的异体字,校录时不可以径改古字为今字,古今字可注不可改;借音字是同音或极其相近音的字的互代,古代不认为是错字,所以校勘时也不可径改,可用加括号随文标注的方式来处理;外来译音词可有多种不同汉字形式,不应径改敦煌写本所用的汉字形式而为自认为是对的单一形式;繁简字在排版时要正确使用,繁简字切换要非常小心.     

敦煌本《文选注》字词考辨

敦煌本《文选注》包括两部分。一为日本东京细川氏永青文库藏一轴敦煌本《文选注》写卷,该文库1965年4月影印出版,并附有神田喜一郎的《解说》。该卷存236行,仅有注文内容,没有《文选》原文。据内容可知乃为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部曲文》,钟会《檄蜀文》和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之注文。另一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一轴与永青文库所藏非常相似的敦煌本《文选注》写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收录。该卷存220行,也仅有注文内容,没有《文选》原文。据内容可知乃为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丘希范《与陈伯之书》,刘孝标《重答刘袜陵沼书》,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及孔德璋《北山移文》之注文。敦煌本《文选注》为今天的文选学、训诂学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敦煌本《文选注》的释读,特别是对其俗字、疑难疑义的字词的准确释读与考辨,将有助于学术界更好地利用这一宝贵资料进行专题研究。这里仅就敦煌本《文选注》中几则疑难疑义字词试作考辨,以补学者对敦煌本《文选注》释读的不足。     

敦煌医药文献P．3596若干文字问题考证

敦煌医学卷P.3596,系法人伯希和氏(Pelliot)盗购的敦煌文献之一种,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以伯希和之名编号为P.3596。该卷为一篇古代医方杂抄,原卷存240多行,200余方。马继兴先生在《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等整理本中将其拟名为《不知名医方第九种残卷》。由于原卷抄录文字行草不一,正俗兼行,且有不少讹误字,因而原卷校录中较易发生释读差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几种敦煌医药文献研究专著中,在该卷子的文本释读方面存留的错误较多。为了更准确地传承敦煌医学资料,现专门就该卷子中的文字释读问题展开讨论,根据语言文字基本理论并参以相关文献加以考订。     

绿茶书情

正《安娜·阿赫玛托娃诗文集》(全三册)[俄罗斯]阿赫玛托娃著高莽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9月只要俄语存在一天,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就永远活着。这是著名俄语翻译家高莽先生生前亲自编选、翻译并绘制插图的诗文集,包括长诗卷《安魂曲》、短诗卷《我会爱》和散文卷《回忆与随笔》。去年6月高莽先生过世,没能见到这套书出版,如今出版     

《敦煌文献词语辨释》一文辨正

何剑丽、黄大祥二位先生在《敦煌文献词语辨释》一文中辨释了九则语词,其在语词考辨释义上不乏精当之论．如对“谈许”、“当情／辟情”等语词的辨释。但笔者在研读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辨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今不揣浅陋．结合敦煌写本原卷影印资料,运用训诂学、音韵学及汉语俗字研究的新成果,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辨正了《辨释》一文中“心点点”、“割缚”、“该论／口该”及“抛敲／抛直／抛挟”四则释义。在汉语研究的过程中,首先要准确地识读文献,选择最好的善本。就敦煌文献来说,从事研究一定要核对原有写卷,要对敦煌写卷有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特别是做敦煌文献语言文字学研究。黄征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要论》中提出了研究敦煌语言文字学十条必须注意的方面,即：1．必须具备深厚扎实的训诂学根底;2．必须具备俗语言文字材料的考证能力：3．必须注意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相证发：4．必须精通敦煌写本的书写、校勘符号系统：5．必须大量阅读敦煌写本原卷真迹资料;6．必须熟悉所涉敦煌文献的基本内容;7．必须掌握敦煌文献资料的目录检索：8．必须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9．不得妄改敦煌卷子原文：10．不得臆测文意随便发挥。这些方面当为我们从事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原则,然《辨释》一文或多或少远离了上述原则。因此,我们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运用前人汉语俗字研究的成果,试着从传统训诂学、汉语音韵学以及汉语词汇学理论角度出发,对《辨释》中的几则词语考释予以辨正。     

韩愈《答张籍书》的写作时间考

韩愈集卷十四(涵芬梅影宋本《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本文所引韩愈诗、文均依此本,以下简称《五百家注》本)录有张籍与韩愈往还书信四封。张书主要是建议韩愈著书以攘佛老,并对其“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以及喜“为博塞之戏”(《致韩愈第一书》)一类“远于理”     

藏书家的眼光，书话家的风格

读赵国忠先生的《聚书脞谈录》,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引得我一口气读完。     

日本《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题跋研究

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上、中、下)三册有43件写本附有题跋129则,其中王树枏先生的题跋已有研究成果,还剩赵惟熙、张培恺、成本璞、白坚、孔宪庭等人的题跋有待释录。本文对王树楠先生题跋之外的10件写本共17则题跋进行全文释录,并对朱玉麒释录部分进行核对与订正,以期完成《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三册题跋的全部考释,为中村不折藏禹域墨书的研究者提供比较准确的校录文本。     

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

刘向《别录》定著“《太史公》百三十篇”,表明刘向《包括刘歆》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汉志》班注既曰《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又曰“省《太史公》四篇”,表明班团所见东汉鱼台本《太史公书》已缺十篇,又有四篇重复,班氏校理时删省之。据此可证,班固所见木已非西汉秘府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系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根据上述结论,有关《史记》文献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褚先生补史、《史记》在两汉时的流传、亡缺等等）都有重新考察审核之必要。     

敦煌伯氏2555号写卷是唐代边塞诗(文)选集的残卷

解放前,王重民先生从巴黎图书馆录出编号为伯氏二五五五的敦煌唐写卷子中七十二首诗(包括佚名诗五十九首和马云奇诗十三首),作了些整理工作,惜未定稿。1977年,舒学同志在王先生录文的基础上,参校了北京图书馆所藏缩微胶卷,以“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的名称,首次刊布这七十二首诗于《文物资料丛刊》上。高嵩同志曾赴河西走廊,青海湖一带,进行实地踏勘和考察,对七十二首诗中一些地名位置作了探索,于1980年写成《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一书。1982年出版的《全唐诗外编》又将这七十二首诗,收编入第二编里。他们校辑、流布,研究这些唐代佚诗,作出很大的努力,但也容易造成错觉,使人误以为这七     

敦煌赋校补(四)

敦煌赋校补（四）伏俊连贰师泉赋该赋（以下各赋同）今人校录本有潘重规《敦煌赋校录》（《华冈文科学报》１１期民国６７年１１月）、张锡厚《敦煌赋校理》（《敦煌研究》１９８７年４期）。二位先生有漏校或校而末是者，试为补校若干条。录之于次。１、擒名王之禄蠡，卤...     

朱溶及其《忠义录》试析

清人朱溶及其所著《忠义录》一书,八卷。本文拟以较有特色之卷七《表忠录》为重点,兼及其他各卷,对其书、其人试作初步探讨。一、《忠义录》一书的版本、目录谢国桢说《忠义录》“记明季死节之士”,记“江南各地忠义之士,尤为详允”。朱溶其书“凡例”曰“是书悉记明末殉难诸公,一、二卷寇乱殉难者”,“三卷至八卷清兵殉难”;或其人“虽非殉难,而鞠躬尽瘁死于军中者,不可谓非忠义也,并采而著之。”这部书,见到三种清抄本: 1.南京图书馆藏“八千卷楼本”三册,以下简称“南本”;还有“天尺楼本”,仅抄“南本”两卷,并毛奇令序,以下简称毛序。2.浙江图书馆藏抄本,六册,简称“浙本”。     

《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字词考辨

由于对汉字文化的隔膜,加之校录的粗疏,以收录敦煌禅籍为主《大正藏》之第八十五卷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左景权先生曾评述该卷有七个方面的“可议之处”,指出其“误字满纸,句读不成文理”。在录文的诸多讹误之中,字词的讹误占有很大的部分。笔者尝试对其中一些误录的字词进行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