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七次见到毛主席

我是个工人出身的劳动模范，后来当了干部。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我曾七次见到毛主席，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淡意浓情

我从小一直以为父亲和母亲之间感情很淡。直到长大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错了。 父亲当了30多年的警察,在我的印象里,他很少着家。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父亲在乡下派出所工作,交通不方便,半个月难回一次家,后来调回县公安局机关,又经常要下乡、出差、值班,一个星期也难得在家住两三个晚上。     

螺丝桥记忆

螺丝桥位于南京河西，紧邻江堤，得名于朱元璋与陈友谅互相攻伐时的一个传说。我曾于上世纪九90年代初在此作过停留，短暂却令我感受颇多，至今无法忘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唯一家电——收音机

我家的第一个家用电器 赵本山在小品《实话实说》里有一句经典台词：“结婚时我还有一件家用电器呢——手电筒呗!”引来观众阵阵笑声,笑声中带着酸楚,那是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的笑声。这可是当年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啊!其实,在那个年代,家庭中最称得上正经家用电器的,应该是收音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结婚讲究“三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收音机）”。     

景德镇的那张老“名片”

我面前的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记录了日本游客在景德镇市古窑瓷厂参观和在瓷坯上画青花的情景,这使笔者想起了一些往事。     

特殊年代的记忆

上世纪70年代．我在“赣州六二六卫校”（原赣南医专）学习、工作过几年。在那特殊的年代里．那几年的经历．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难忘的《劳动手册》

我退休前的41年工作中,有37年是在农村基层度过的。想起过去有不少事值得怀念,但我最难忘的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劳动手册》。     

讲故事讨老婆

上世纪70年代,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我们兄妹六人全成了＂狗崽子＂。这使我活得卑怯,连女孩子都用可怜、可惜进而可疑的目光瞥我。一个不允许你吃好、穿好、住好的社会,你还可以容忍,但不允许你有爱情,就很难活下去了。其实,我已经不奢望有什么爱情,只要能讨个老婆就万事大吉。     

我见到的孙犁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天津去领一个文学奖，出版社的人领我去见了孙犁。天津至今就去过那一次，孙犁也是我唯一登门拜访的作家。孙犁的家是个大房子，并没有隔间，几个书架子也不高，后边有张床，前面有张桌子，他就坐在藤椅上。我那时把孙犁奉若神明，进去就紧张了，脸上老出汗，没敢去坐。孙犁说：坐呀坐呀。拿了凳子让坐到他跟前，又倒了一杯茶。     

不懈追求

我热爱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在争取加入党组织。上世纪50年代上高中时，我多次写入团申请书，但由于家庭成份是“中农”，虽不属“黑五类”，也不可能被列入培养对象。     

民国国语教材受捧引热议

近日，一本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开明国语课本》受到了广泛关注。出版社重印卖断货，家长学者持续热捧，媒体引发热议 这本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画的语文课本在时隔70多年后重新走进公众的视野，它勾起的不仅是人们对那个久远年代的回忆，还有对语文学习最本真的一种期待。     

为老舍落实政策中的一件事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乍暖还寒的一天，我和我们单位的贾德丰同志驱车来到灯市口西大街丰富胡同，一个闹中取静的小院，     

候车

在上世纪60年代。乘坐公交车已经是城市中人们出行时的一种主要方式。有资料显示，北京城当年共有1200多辆公共汽车。虽然比起现在来数量少得多，但已经在提高出行质量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老人与海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现代美国杰出的小说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斗士。     

挑粮轶事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我高中毕业后到一所乡村小学担任教师。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我响应党和政府动员干部下放劳动,与群众一起克服困难的号召,于1962年年初回到生我养我的武宁县黄段公社夏柳大队,当了一名公社社员。农民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对我这个＂从不事农桑＂的文弱书生,摆在面前的困难更可想而知。在那一段虽不算怎么漫长的日子里,我无不领略到了个中滋味。     

那个赢得幸运的女孩

上世纪60年代,荷兰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足球明星,不仅球技高超,而且性格和善、风度翩翩,他就是五次被评为“荷兰足球先生”,三次被评为“欧洲足球先生”的克鲁伊夫。人们给他起了个浪漫的绰号——“绿茵场上的白马王子”。英俊潇洒的他俘获了无数球迷少女的芳心。     

“跨箭相期星际游”——钱学森与技术美学、文艺学

钱学森是著名的爱国科学家，他的大名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就熟记。从我与他的并不太多的接触和交往中，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博学多才、思路广阔，亲切友好、和颜悦色的长者。     

返乡的路

我是农家子弟,异乡读书,异乡工作,就常有返乡的时候。一次次返乡的路,给我留下了一层层深深的记忆。上世纪50年代,我在县城读初中。县城离家一百二十多里,那时县里没有通往乡下的公路,开学、放假     

周总理雨中让伞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那时学校规定．我们每个月都要下工厂去劳动几天。我们班劳动的地点是上海大中华橡胶厂。     

党的光辉照我心

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一首由姚筱舟作词、朱践耳谱曲的红歌写得真好：＂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曲调激越豪放、优美动听,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生动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