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读与史诗英译——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国外英文译本为研究中心

正确解读作品中的文化意象对于文学翻译至关重要,这涉及到对文学作品的准确翻译与有效传播。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具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与深奥的宗教思想,英译过程中文化意象的解读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格萨尔》的英文翻译长期以来难有大的发展。在《格萨尔》史诗的英译实践中,要准确运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而正确解读史诗中的宗教文化意象是《格萨尔》史诗英译的关键。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格萨尔石刻艺术

格萨尔石刻作为藏族石刻艺术的一种,既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具备忠实史诗描述的特点。在格萨尔文化中,特别是对塑造和传播史诗英雄人物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独特的格萨尔石刻艺术进行解读,探究格萨尔石刻艺术的起源、石刻艺术在《格萨尔王传》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艺术特点和文化功能。     

非物质文化《格萨尔》的物质化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作为一种活形态的口头传统 ,一种人类口头的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 ,在经济大潮中被日益物质化 ,随着藏区“格萨尔热”的不断升温 ,英雄格萨尔王和史诗《格萨尔》作为一种民族文化资源 ,正在为其家乡的旅游经济效力     

《格萨尔》史诗中苯教巫术文化与东巴教巫术文化之比较

《格萨尔》史诗中的苯教和东巴教巫术文化在基本特征上具有共通性,其巫术的具体使用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东巴教的巫术原理包括相似律、接触律和咒语原理三类,而《格萨尔》史诗中的苯教巫术则只有后两类。从法力获得方式看,巫师的法力都不是神授的,皆通过后天学习获得。巫师(巫术)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歧视,在苯教原因是扬佛灭苯运动和佛教徒对《格萨尔》史诗的改造;在东巴教则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     

《格萨尔》在学科建设中的世界意义

世界著称的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摩诃婆罗多》与我国藏民族的史诗《格萨尔》从史诗的行数、内容的恢宏和题材的广泛方面相比,它们都比不过史诗《格萨尔》,这已被确凿的资料所证明。因此,我们说史诗《格萨尔》是世界史诗之最。经多年的整理研究发现,史诗《格萨尔》不仅歌颂、赞美了英雄格萨尔及其业绩,而且,蕴含着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学科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又可说史诗在史前人类文化方面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史诗《格萨尔》不仅是我国藏民族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是世界的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     

《卡勒瓦拉》与《格萨尔王传》之比较研究

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已被各国研究家公认为世界伟大的史诗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确认它是世界性的民族史诗,是芬兰民族文化的基石。它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个性的差异。从多角度入手,对藏族《格萨尔王传》和芬兰《卡勒瓦拉》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从而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和分析这些异同,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     

从唱词看《格萨尔》史诗的民族性

《格萨尔》史诗是藏民族奉献给人类文化艺术宝库的重要财富。随着藏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史诗自产生之初就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因此史诗的民族性特征也是多元文化共同作用下的文化糅合体。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史诗的核心———唱词部分。从史诗唱词部分的内容、语词、文体等三个方面探讨《格萨尔》史诗的民族性特征,对于进一步论证史诗的民族属性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试论《格萨尔》中的伦理思想与格萨尔的理想人格

本文分别就《格萨尔》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史诗中的社会理想范型、史诗中的道德评价标准及格萨尔是古代藏族人民的理想人格典范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指出《格萨尔》中伦理思想的意蕴是丰富的,格萨尔其人的人格是伟大的,在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藏族传统文化的遗产时,很值得人们对之进行深入地发掘和系统地研究。     

土族《格萨尔》说唱艺人调查及保护对策研究

土族《格萨尔》是土族人民在和藏族人民长期交往中,吸收、改编古代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并创新而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英雄史诗。1990年代后,一些颇有造诣的土族《格萨尔》说唱能手相继谢世,目前仅存王永福一人,抢救、保护土族史诗《格萨尔》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格萨尔》这部鸿篇巨制的史诗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文化的一块瑰宝。西北民族大学自1954年成立《格萨尔》翻译科到今天的《格萨尔》研究院,已经走过了50多个年头,研究《格萨尔》的人员、规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成果的积累已今非昔比,《格萨尔》已由单纯的翻译发展为专门的、一个初具规模的学科,即“格萨尔学”,这是几代学人的努力和心愿。西北民族大学的研究者们正在为“格萨尔”学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努力地耕耘着。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当代语境下格萨尔石刻传承及其文化表征

[提要]格萨尔史诗的传承方式日趋走向丰富与多样。在藏区民间社区,格萨尔石刻已呈现出开放的姿态和丰富的内涵,不但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参与民俗生活事项,并且成为社会教化、艺术创新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表征。格萨尔石刻蕴涵了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以及格萨尔文本、音乐、唐卡、歌舞、藏戏等其他形式所无法承载的民族文化心理信息。在现当代语境下,格萨尔石刻的传承正面临着如何梳理与反思传统与现代、创新与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石刻表征意义的探究,挖掘藏文化系统和史诗文化系统建构中所浸润的民族文化元叙事和元语言思维。     

神性·魔性·人性——长篇小说《格萨尔王》

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是阿来以一个小说家的方式重述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故事新编。现代视角的切入与作家个性化的叙事、阐释方式赋予了民间传说理性的高度和异常繁复的精神意蕴。从活态到固态,从民间传说到作家创作,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既保持着密切的互文性,又经历着逐步疏离自身文类独有形态的差异性,体现了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精神与现代理性的审美错综。《格萨尔王》通过插入文本和有意味的文字重述神话,阐释历史,透视人性,同时融入对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对人类自身发展困境的哲学思考。故事的外壳是人、神、魔大战的魔幻世界,深层意蕴则是关于神性与魔性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寓言。     

格萨尔王是人而不是神

《格萨尔》史诗的主人公岭·格萨尔王是人还是神 ?至今学术界未作过专门研究。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立场与观点对此作了探讨。认为尽管格萨尔呈现出半人半神、人神合一、三种合体的双重性格 ,但他是人 ,而不是神 ;神性是现象 ,人性是本质。     

宏大叙事与地方性阐释———以南方诸民族«格萨尔»为讨论中心

普米族、白族、纳西族、怒族和独龙族等南方诸民族中流传着丰富多彩的《格萨尔》异文,它们与青藏高原的格萨尔史诗遥相呼应、一脉相承。然而与藏族格萨尔史诗相比,它们在文本形态上呈现出对史诗宏大叙事的简单勾勒,处于史诗的萌芽状态。这些文本在角色组成、形象塑造、主题情节等方面都具有类型化、简单化、程式化的特征,保留了史诗的故事范型和核心主题。《格萨尔》在南方诸民族中的流布,是藏族文化传播和文化交融互鉴的结果,也突显出南方诸民族共同的呼唤英雄、崇拜英雄、寻找英雄、塑造英雄的文化情结,彰显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和精神旨归。     

历史实在性、神话传奇性、社会全景性——《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情节比较观

“《格萨尔王传》是东方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个课题还值得继续花大力气去做。试可分别从史诗的三个要素---情节、人物、艺术切入展开对比研究,确证《格萨尔王传》的艺术成就整体上达到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同等的高度。仅就情节而言,《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均主要描写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撄夺财富的战争,同时交织着部落内部多妻制所暴露的男权统治社会矛盾、部落首领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和人神两界互动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相对而言,荷马史诗更瞩目人类在战争中的力量,《格萨尔王传》更在乎战争的正义性。中西两大史诗情节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源于共同植根于英雄时代,而中国的《格萨尔王传》产生、形成、发展的时间跨度更大。从历史类型学窥探其荧荧大端,《格萨尔王传》和《伊里亚特》与《奥德赛》的情节均具有实在历史性、神话传奇性和社会全景性,具有永恒魅力和认识价值,占据古典史诗情节概括提炼和组织安排艺术的最高峰线。     

《吉尔伽美什》与《格萨尔王传》之比较研究

《吉尔伽美什》是目前世界文学中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英雄史诗,是古代巴比伦文学的杰出代表。它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个性差异。如果我们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系统地梳理这些异同,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     

格萨尔学研究的新进展--《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上、中册出版题记

最新出版的《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上、中册的文献价值在于 ,填补了《格萨尔王传》传播学的一大空白 ,标志着这部英雄史诗的发掘整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藏族《格萨尔》在土族和裕固族中的流传与变迁

藏族史诗《格萨尔》今日在土族和裕固族中广为流传,但在早期这些民族中却是禁唱《格萨尔》的.历史上曾有格萨尔和霍尔王交战、霍尔王战败被格萨尔所杀的故事,所以在土族和裕固族中说唱《格萨尔》会使霍尔三兄弟(即指黄帐王、白帐王和黑帐王,分别是裕固族、土族和汉族的祖先)不高兴.时过境迁,现在土族和裕固族中不仅说唱、流传着《格萨尔》,而且人们还产生了特有的社会历史心性和追寻英雄祖先的意识.     

《圣经》神话原型与蒙古族史诗神话原型之比较研究

运用原型理论,在跨文化的比较中研究具有人类共性的原型,对发现文学自身规律有着重要意义。并有可能使比较文学走向文学人类学;蒙古族史诗的神话原型模式是由英雄和莽古斯争夺女人(大地)的情节母题所构成的有机系统;格萨尔的原型不是来自西藏,而是来源于蒙古族原始巫文化;藏族格萨尔是从蒙古族传播到西藏的:《圣经》伊甸园神话中的上帝耶和华(基督),蛇(撒且),夏娃(女人)和伊甸园(大地)分别象征着父亲、儿子、母亲原型;《阿拜·格萨尔》中西方五十五个天和他们在人间的化身格萨尔,东方四十四个天和他们在人间的化身莽古斯,中天乐园(大地)和娜仁高娃夫人,其其格诺干小姐以及她们的化身格萨尔的母亲,格萨尔三位夫人分别象征父亲、儿子、母亲原型。两组原型之间完全对应,整个系统是一致的;东西方神话原型的文化意义也完全一致。父亲代表文化,儿子代表人,母亲代表大地;大地生出人,人创造文化。人类在人和文化的冲突中发展了社会文化。     

格萨尔王传》所见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形态和习俗

《格萨尔王传》蕴藏着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习俗及其历史文化,族外婚、婚姻不自由、抢婚、妻从夫居、一夫多妻、弃妇等现象,反映出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中妇女地位的低下。《格萨尔王传》中所体现的具有藏民族特性的婚姻习俗及其历史文化,是藏族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奴隶社会的婚姻习俗的真实写照,也是藏族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生活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