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照“代”乐府体探析 ——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 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 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林语堂"闲适格调"的二重性

林语堂30年代所提倡并阐明的"闲适格调",包含思感情致与文体风格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所谓"闲适格调"即表现闲情逸致;就后者而言,所谓"闲适格调"是指小品文笔调.林语堂对后者的论述以及所写的与之相适应的许多小品文,促进了现代散文的发展.当年与尔后的激进的作家们只看到并抨击前者,而忽视或抹煞了后者.郁达夫则作了全面的考察,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可惜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     

抒情场景的重构与抒情角色的重塑——论陆机《拟古诗》对"古诗"的改造

陆机《拟古诗》对"古诗"的拟作并非亦步亦趋地学习属文或只是修辞上的踵事增华,而是有其改造"古诗"之"抒情表现"的深刻用心.陆机拟诗通过对景物和人物动作姿态的刻意强调和有步骤的铺写,对"古诗"固有抒情场景重新构设,拉开抒情距离,将抒情从以"人物感知"为中心转向以"情境营造"为中心;通过对抒情角色的重塑,将"古诗"类型化的人物转化为文人自我呈现的媒介,开启对"古诗"的托喻式解读.陆机拟诗正是在与"古诗"的文本对话中凸显了魏晋时代五言诗抒情范式的转化.     

汉魏六朝咏物赋体物日常化与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经验的转捩

从审美角度重新认知汉魏六朝咏物赋,是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抒情方式及自然审美经验新变的重要途径.在创作方式上,汉魏六朝咏物赋通过把原始自然审美观念作用于对物体及精神层面的摹刻,使"体物"对象得以延展,从而为中国传统审美视域的扩展创造了条件;其次,汉魏六朝咏物赋的表现对象从目力所及之物向外部自然推展,体现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和俗...     

"兴象"释义

"兴象"这一诗学用语,唐人偶一用之,明清两代则使用较为普遍.学界一般认为"兴象"是指诗人之"兴"与客观外物紧密结合、情景交融所形成的艺术形象.但细察古人原意,"兴象"之"象",应理解为泛指诗人所写下来的东西,亦即诗篇、诗句所包含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它包括今之所谓"形象",但是大于"形象",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兴象"中的"兴",则是指诗歌所传达的兴致、感触、情怀、情趣等.古人用"兴象"称说作品时,其注意点大多不在于"象",而在于"兴",在于诗中是否蕴含"兴"以及"兴"的传达是否自然、悠永.明清时期的论者,认为兴象乃诗之特质所在,是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美学要求,而汉魏、盛唐诗乃是兴象高卓的典范.他们所要求的"兴象",其实就是严羽所谓"兴趣".正确理解"兴象"的含意,对于研究古代诗学颇有意义.     

从"物"的形式到"人"的形式——康德形式美论的理论意义

西方美学史上,形式主义美学一味强调美与"物"之间的关联,将形式美的根源归结于物的自然属性。康德形式美论将形式之美与人紧密相连,具有区别于传统形式主义美学的"人"的特质,主要表现为形式之美在于人的本质力的创造以及理想美的归属。就审美思维和审美主体的层面而言,康德形式美论对西方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楚辞》中“游”之抒情特质——兼及与后世游仙文学的关系

《楚辞》之"游",来自作者因主体情感抑郁而产生的行动,通过"游"可以纾解作者愤懑,"游"和抒情具有相互影响及互补关系。《楚辞》之"游",在汉代成为诗教传统下的言志抒情。楚文化本的浓烈抒情气氛,奠定了《楚辞》之"游"的原生抒情特质,显现出抒情诗人的主体性。后世游仙文学不仅与其有契合之处,亦继承和改换其抒情特质。     

想象"春天"的不同方式 ——古典汉诗与现代汉诗"词"之差异论

词语"春天"作为研究个案和切入点,通过对古代诗人杜甫和现代诗人赵野创作的同题诗《春望》的细读,以及对书写"春天"的古今汉语诗歌的整体观照,试图辨析"词"在古典汉诗和现代汉诗中的差异与不同,并揭示产生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词"的特质和功能的变化.     

论柳宗元的"儒佛同道"思想

为了揭示柳宗元"统合儒释"命题的内涵,采用文献解读的路径,认为儒佛之所以可以融会、统合,其基本依据就在于佛教与"孔子同道",即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在思维方式上儒佛中道思想对把握世间万象具有相似方法论意义,在哲学内涵上儒佛心性论及反对天命的理性精神相通,在政治、经济与伦理生活中展示了对规范性的共同要求.     

浅议唐传奇之"诗笔"手法

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的辉煌时期,也是传奇小说发展的黄金时期。"诗赋取士"使得当时文人几乎人人能诗。文人在创作传奇时,潜意识中的诗歌创作方法和技巧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传奇的创作中去,这就使传奇中或隐或显地体现出诗的特质,特别是在"虚白"、意境的营造、抒情等手法的使用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和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