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乐谱和声辞配合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兼答王小盾、陈应时先生

本文在《关于古乐谱解读的若干问题》和《从古乐谱看乐调和曲辞的关系》两篇论文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了唐乐谱中声辞配合的关系。首先通过姜白石歌谱和林谦三译谱的比较 ,认为在词的前后片旋律对应的同时 ,考虑划分节奏段落的大鼓拍号和词句顿逗的对应 ,是林谱与姜谱配词相符的两个基本点。姜谱可以作为研究唐乐谱配词的参照根据 ,主要是因为二者都是均等节拍。其次通过日本唐乐谱和敦煌谱的比较 ,发现敦煌谱的“、”号释为日本唐乐的返拨手法 ,和宋乐的“反”号有相通之处 ;指出把敦煌谱的“□”号看成“相当于现代乐谱的小节线” ,是对唐乐谱音乐结构的误解 ;并且论证了唐乐谱旋律段落与节奏段落不一致的特点     

让研究者沉下心来做学问--关于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在当下既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边缘化、逐渐失去话语权力等危机。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学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涵及意义是什么?如何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富于前瞻性眼光与忧患意识的学者们所经常讨论、思考的问题。本期邀约石昌渝、葛晓音、李炳海、毛庆、赵敏俐等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     

王维前期事迹新探

关于王维前期的事迹,据两《唐书》本传所载和赵殿成《右丞年谱》考证,仅知他生于长安元年(701)①,十九岁时,赴京兆府考试,举解头,开元九年(二十一岁)进士及第,调大乐丞,不久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此后直到张九龄执政,擢王维为右拾遗之前这十多年里,王维的行止不明,近读赵注《王右丞集》,在这方面有所发现。今略陈管见于下.王维,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十八岁前曾在洛阳东北一带隐居过.《哭祖六自虚》诗说:“南山俱隐     

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

在中国文学史上,凡是出现一种新的乐府民歌,就必定有文人起而模仿,随即出现拟乐府诗的兴盛局面。从汉乐府到建安文人诗,从南朝乐府民歌到齐梁诗,莫不如此。但是这一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初盛唐诗坛上却没有重演。隋唐之交燕乐兴起,至开、天年间大盛。而早在隋代便已产生的曲子词,却一直到中唐才有文人模仿,至晚唐五代始进入文人词的盛期。也就是说,从民间词的产生到文人词的出现,竟有一百四十年以上的间隔。造成这样长     

论杜甫的新题乐府

文学史家在论及杜甫时,都毫无例外地将他反映现实的“乐府叙事诗”视为最突出的成就.诚然,杜甫“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的作法,“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这已是文学史的基本常识.然而杜甫究竟有哪些诗可算是新题乐府?它们怎样继承和发展了汉乐府的创作方法?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加上近年来又出现了关于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否存在的争论,原来就不十分清楚的问题,就更有必要作一番刨根问底的研究了.本文拟在笔者重新界定“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的前提下,着重探讨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以期对文学史上的这一重要现象,求得更切近事实的认识.     

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

关于唐代文化和风俗的“胡化”，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做了许多具体例证的搜寻工作，但没有分析这些“胡化”的迹象在总体文化中所占的比例大小和层次的深浅，从而给人造成了唐代社会在开元前后普遍“胡化”的笼统印象。本文通过初盛唐诗歌对唐前期风俗“胡化”的反映，指出唐前期文明的主导倾向仍是华化。初盛唐诗中可资说明“胡化”影响的例证很少，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游乐、乐舞等外来影响仅限于宫廷，而宫室、服饰、饮食、绘画方面吸收西域文明也仅是个别现象，不能说明整体的“胡化”；其次是由于衣食住行、宗教、艺术等属于文化的表层，传统道德、思想方式、民族精神等属于文化的深层。唐前期政府具有以中华礼教改造入唐胡人的明确意识，并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从而形成唐前期文明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坚持以华化为主的基本倾向。因此士阶层作为掌握思想文化的中坚力量，在其诗歌中表现的也主要是对汉文化“涵育无垠”的自豪感，而不是对“胡化”的欣赏或忧虑。研究这一课题，对于当前处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仍有借鉴意义。     

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

古文不始于韩柳而成于韩柳,其原因可从古文运动的背景、“文以载道”说的演变等多方面去寻找。如就古文自身的发展而论,用刘师培所说韩柳“以笔为文”(《论文杂记》)一语来概括其成功的关键,是切中肯綮的。只是语焉未详:文笔之辨在南朝提出,主要用于分别文学作品和应用文章。韩柳很少有专为文学欣赏而作的散文,那末,他们使文章由应用转为文学性的主要标志和特征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只有联系唐代古文发展的状况加以考察,才能得出较为翔实的解释。     

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诗之变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地位

李、杜之后,韩愈以其豪壮奇崛、艰奥生新的雄风驰骋于中唐诗坛,前人对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历来毁誉参半。“宋人于唐诗推尊子美、退之至矣”,但对韩愈以文为诗“犹不免有所疵议”。明人喜尚清疏空灵,甚至有人直斥韩愈“于诗本无所解”。乾嘉以后,肌理说、桐城派、同光体一派文人在维护封建道统和文统的同时,提倡一种学者之诗,崇尚生涩险奥的风格,韩诗才被奉为“圣境”,这派诗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为什么封建阶级在其灭亡之时要通过标举韩诗以挽救传统诗歌的没落呢?要想弄清这种美学观念变化的基本原因,就必须对学者之诗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思想基础进行深入的考察。     

杜牧和他的诗歌

杜牧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古文家,他的诗歌风华流美、“雄姿英发”,(见《艺概》)在绮靡华丽、颓废感伤的晚唐诗坛上独树一帜,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如胡震亨说:“牧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以时风委靡,独持拗峭。”(《唐音癸签》)《陈氏书录》谓:“杜紫微才高,俊迈不羁,其诗有气概,非晚唐人所能及。”为什么在日暮途穷的晚唐会出现杜牧那样俊迈雄健的诗歌?这个问题可以从他的思想和艺术两方面进行探讨。远大的政治理想在没落时代无法实现的苦闷激发了杜牧的慷慨不平之气,而其高度的艺术成就则显示了他以传统的表现方法力矫时弊的努力。这就是杜牧成为晚唐翘楚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