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唐诗歌意境特征及其审美范式的形成

论盛唐诗歌意境特征及其审美范式的形成许总江苏省社科院经过一百多年社会经济繁荣、思想文化发展的培育，以及文学传统的长期积聚，到开元、天宝年间，唐诗艺术达到了其高峰状态．从纵向的文学传统及横向的社会文化方百分析其繁盛的原因自然是重要的，但若就盛唐诗本身而...     

曲江考辨三则

张九龄既为开元名相,亦为初、盛唐间之著名诗人。其继承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开拓盛唐诗坛,颇著劳绩。刘熙载以为“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社开先。”沈德潜亦云:“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足以阐明张九龄对于扭转唐     

论盛唐文化的发展与变异

论盛唐文化的发展与变异李岩所谓盛唐文化，是以玄宗朝为主，上溯高武、下及德宪朝，空间分布涵盖开元十五道，以西安、洛阳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文化。玄宗开元天宝间（７１３～７５５），为历代史家所称颂的“盛世”，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超过前期，政治上实行较开明的...     

盛唐送别诗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盛唐社会开放,迎来送往的活动十分频繁,表达送别之情成为盛唐最活跃也最感人的诗歌题材.盛唐送别诗中蕴涵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包括忧患意识、进取精神、“公忠”思想、“贵仁重义”和“崇德尚中”精神等,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间接读本.     

“复”与“变”的互动──论陈子昂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创新

唐代诗僧皎然认为陈子昂的诗歌“复多而变少”。如若其然，则子昂何以成为有唐一代诗风的开创者？若无新变，则不能代雄。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推陈出新，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样富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并将唐代诗歌的审美品位标定在一个崭新的高度。唯其如此，才有嗣后盛唐诗歌创作“文质半取，风骚两块。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的特征。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古体还是律体，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风格声律，都能在继承的基础上颇多创新。这可谓由“复”求“变”，“变”中有“复”。盛唐诗歌之所以能“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陈子昂功不可没。     

王维诗勃兴的文化政治因素

王维在盛唐诗坛的实际影响力超过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其诗歌在当时拥有从宫廷贵族到地方百姓的十分广泛的接受群,形成“天下右丞诗”的局面.这一声誉的取得,与王维全面性的成就与盛唐兼容并包的文化心理之间的契合、王维适应盛唐时代文化趋尚的诗歌艺术特征以及盛唐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王维驰誉盛唐和后世赢得的较高声誉为探讨流行和经典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样本.     

李白与惠特曼比较

李白与惠特曼是两个伟大国度的伟大诗人，他们是中关文学的双子星座，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地位。李白与惠特曼诗歌中都洋溢着一种盛大的国家气象，前者表现为盛唐气象，后者表现为美国气派。布衣感与草叶精神分别是李白、惠特曼的重要精神符号，也是他们诗歌的灵魂。李白、惠特曼都有着恢宏的宇宙情怀。宇宙情怀使李白、惠特曼的诗歌境界辽阔，气格高迈。     

论盛唐诗歌兴盛成因及特征

论盛唐诗歌兴盛成因及特征黎传绪论盛唐诗歌必自分析《河岳英灵集》开端。殷于“序言”中指出：“自萧氏（指南朝梁代）以还，尤矫饰。武德（唐高祖年号）初微波尚在。贞观（唐太宗年号）末标格渐高。景云（唐睿宗年号）中颇通远调，开元（唐玄宗年号）十五年后，声律风骨...     

王昌龄诗艺新探

王昌龄的诗歌与诗论在唐诗中具有早、全、新的特点。所谓“早”即王昌龄的诗歌创作在开元 2 2年前 ,已名满天下 ,成为唐音的先导。所谓“全” ,即王昌龄的诗歌题材多样 ,体裁全面 ,结构新颖 ,体现了丰富性、全面性和创造性的统一。所谓“新” ,即王昌龄的诗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要求和创造革新 ,并在《诗格》中提出了“情景理相兼”、“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抒发真情实感”的创作理论 ,从而对传承初唐与盛唐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奠定了王昌龄在唐诗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陈长义建安诗歌和盛唐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坛上两座辉煌的艺术高峰，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范式。建安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将它概括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汉魏风骨”等等。盛唐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则以“...     

“燕许大手笔”与唐代文风演变

唐文三变,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共识,但"三变"之一的"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文章写作中所使用的革新策略及其对唐代文风演变所产生的文学效应,尚未得到学界的深入关注。张说、苏颋之文,虽未跳出初盛唐之际以骈为宗的主流,但在文学内质上有所提升,在风格气势上也有所突破,革华靡,除富艳,质实朴素,景象浑厚。张、苏对文体文风变革的探索与尝试,对中唐以后的散文革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元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唐宋诗歌辉煌成就的掩映下,元代诗歌历来不被重视,关于元诗的研究寥寥无几,且难见全貌,但事实是,元代诗家众多,篇什浩瀚,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全面考察元代诗歌的发展进程可把它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元初由于诗人身份与心态的复杂性使诗歌创作融会了宋金诗歌的特色,呈现出“庞以蔚”的丰富性;大德、延祐间是元诗发展的高峰,“雅正”是其主旋律,内容多“治世之音”,风格尚雍容平正;延祐后,诗风丕变,以张扬个体性情为出发点,突破了“雅正”的拘囿,形成了多样化的诗歌风格,其中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功不可没。元诗对唐宋诗歌的继承与对明代诗歌的影响清晰可见,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中国法书对日本书法的影响

日本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法书的传入有相当直接的渊源关系。盛唐时,王羲之等的法帖传入日本,受此影响,日本书法开始确立,及至日本奈良时期,全面模仿唐朝,崇拜晋唐的书体在日本盛行。王羲之等的书体由那些来唐朝学习的遣唐使带回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有最澄、空海、橘逸势等。晚唐以后,追随和模仿中国的倾向衰弱下来,与此同时,日本自己的民族文化也萌出了新芽。南宋时候的日本书法界,宋朝的书体开始向以王羲之书体为基础的唐朝书体挑战了。明清以来,中国众多书法家的法帖流入日本,使得日本书法界异彩纷呈。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试析初唐史家令狐德棻的“调远”说

初唐史家令狐德棻针对齐梁以来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内容贫乏、情调低下、风格柔靡等不良倾向，提出了“调远”说，要求创造一种内容充实，情思高远，风格刚健的文学作品。“调远”成为贞观时期文学创作的风貌。     

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政治中心的选择与分省设想

唐后期，为了控驭广西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在广西境内首次设立高层政区岭南西道，道治位于邕州，但历时短暂。从北宋到明代，在以民族因素为主导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桂林。清代中前期，民族因素对广西地缘政治的影响削弱，桂林作为省会只是历史惯性的作用。清后期爆发的边疆危机，成为广西地缘政治变动的新因素，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成为历史发展的妊然趋势。     

《诗经》历程

《诗经》在先秦有彬彬之用 ,在汉代被“经”化而有经世之用 ,在魏晋南北朝其“经”的身份受到冷落而在隋唐又被重视 ,在宋代被重新阐释而有治心之用 ,在元、明两朝其“经”位再度中衰而重视对其诗歌性品评 ,在清代“经学”盛起而其“经”位也因此有所振起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

李贺诗风宋末即有仿效者,至元初,谢翱、刘辰翁等提倡揄扬,促成了李贺诗风的影响扩大。宋末元初诗人对李贺的接受和学习,一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宋末元初家国巨变的惨痛经历,让他们更能理解李贺,欣赏李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