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演述与仪式象征

本文探讨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演述中的祭祀仪式和祭司活袍,认为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和活袍是演述得以完成的关键要素,仪式中的一系列事项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的中原神话元素

通过对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内容与结构的分析,认为史诗中的人物遮帕麻、遮米麻与中原神话中的大羿、嫦娥,伏羲、女娲有共同来源。遮米麻补天保持了女娲补天的原始形态,具有更为合理的盖天说理论的背景支持。     

壮族“麽咟宿”仪式中的史诗演述及其文化辨析

壮族创世史诗演述一般发生在各类麽教仪式活动之中。本文通过深描一次实地发生的民间"麽咟宿"仪式,探索麽经史诗演述的规律,揭示其深层的文化交流机制。正是创世史诗与仪式演述的密切关联,使史诗叙事往往具备仪式所赋予的"言语行为"特质。     

史诗演述的仪式效力与知识共享：对彝族诺苏支系“勒俄”口头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叙事和仪式话语的关联性分析视角以及雅柯布森的文化翻译理论,本文探究了史诗演述的公共仪式性特征。通过在四川省美姑县进行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发现彝族诺苏支系的“勒俄”史诗演述在祭祖送灵仪式中为人类的起源、语言分化和谱系文化建构的稳定转化提供了一个基于口头表演和社会互动的文化翻译过程,也因此史诗演述者能够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来引导、阐释和确立社会宇宙时空的秩序更新,并基于仪式参与公众所理解和共享的听觉文化渠道来唤醒和调度整个仪式的赋灵效力。本文通过对史诗演述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来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所凝聚的知识、智慧、记忆、情感等社会价值;指出以感官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拓展对仪式沟通、口头表演和日常语言之关联性认识。     

索多巴·洛追坚赞撰写《回遮蒙古之历史》意图

《回遮蒙古之历史》是西藏佛教宁玛派高僧索多巴·洛追坚赞撰写的兼具历史与自传双重性质的一部著作,也是研究16世纪末17世纪初蒙藏关系的一部重要文献。索多巴在文章“缘起”部分交代其写作意图为给宁玛派争光、激励后辈“回遮蒙古”人士、从而利益佛法等。通读《回遮蒙古之历史》,进行认真分析之后发现索多巴撰写《回遮蒙古之历史》的真正意图是,讴歌自己的“光辉事迹”即给自己写“圣传”、使自己的咒术合理化、为自己做辩护等。     

《玛纳斯》的当代传承与史诗演述传统的发展走向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对民众生活世界的逐步渗透,许多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及其代际传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迁。虽然新疆柯尔克孜族的口头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保有强韧的生命力,但以《玛纳斯》为代表的活形态史诗演述出现了复杂的发展走向。本文以近年来的田野调查材料为依据,关注从传承人群体数量的骤减到年轻一代习艺从师的动机选择,从"玛纳斯奇"的非职业化到老龄化,从口头叙事资源的萎缩到印刷文本的背诵,从演述技艺的退化到史诗韵体叙事的故事化等方面的内容,尝试对当下柯尔克孜族史诗的存续力量及其显见的式微趋势加以探讨。     

东巴史诗的音乐程式刍析

程式化特征是构成口头传统的重要参照标准,这不仅体现在口头演述活动中,也体现在具体的仪式音乐演唱、伴奏中。东巴在演述史诗时,往往借助东巴唱腔的演述,以及鼓、锣、铃等乐器的伴奏,而东巴史诗音乐的唱腔及伴奏音乐中就蕴含着突出的程式化特征,这一特征既是东巴史诗的本体内容所在,也是东巴史诗作为多元形态文本的属性所在。     

《格萨尔》史诗的集体记忆及其现代性阐释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牧业文明的代表作,叙述的是关于部落的历史。本文认为,在《格萨尔》史诗产生的早期阶段,尚没有专司史诗演述活动的职业化艺人。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其建构和传承由全体部落成员共同完成。职业或半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的出现,当是后来藏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产物。集体记忆时代的《格萨尔》史诗,不仅呈现出从历史化向传说化和神话化过渡的文类特征,也具有集体记忆所承载的时空要素及其与群体传承的关联性等结构形态。     

川南苗族丧葬仪式中的史诗唱述及音乐样态研究

近年来,苗族史诗及苗族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大多侧重对仪式中史诗唱诵的文本译介或价值分析,缺少对音乐的描写及调查研究.我们注意到,苗族史诗的唱述是与其民族的民俗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为此,本文结合田野调查资料,聚焦于川南苗族丧葬仪式上苗族史诗的唱述音乐之民俗环境、音乐形态、史诗语言韵律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显示,苗族史诗的唱述音乐作为较特殊类别的仪式音乐,由多种乐器声响和人的声音相交融,是其民族的音乐、语言和信仰观念的综合表达.把握其唱述与传承的相关关系,对拓展民族音乐学的视野具有学术的意义.     

原型与《格萨尔》传唱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的一部至今仍在不断传唱的活形态的英雄史诗,其间蕴涵着大量的"神话原型"及其置换变形。文章试图通过对神授艺人的演唱仪式,以及不同艺人演唱的不同《格萨尔》文本的观照,来深入探究其间的"神话原型"及其置换变形,为我们研究史诗打开一扇别样的窗户。     

壮族古代社会文化的瑰宝——评《布洛陀经诗译注》

我国是史诗之国,各民族的史诗异常丰富。除早巳蜚声海外的藏族《布萨尔王传》、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外,彝族的《梅葛》和《阿细的先基》、纳西族的《创世纪》、布努表瑶的《蜜洛陀》、苗族的《苗族古歌》、拉祐族的《牡帕蜜帕》等,在国内外也都享有盛誉。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的《布洛陀经诗译注》,不仅为我国史诗宝库又添一新瑰宝,且为壮族古化历史和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材料。     

中唐榆林25窟密法"毗卢遮那"与佛顶尊胜系造像的形成

敦煌石窟为观察南北传密法互动的重要窗口,中唐榆林25窟正壁的主尊代表南传中印胎藏及佛顶尊胜系"毗卢遮那佛"的仪轨,而其榜题"清净法身卢舍那佛"及本窟四壁的造像则表现北传华严密法的主尊,两者在本窟的对应关系,开启了尔后南、北两系密法的互动。本窟正壁的"毗卢遮那八菩萨造像"源出盛唐善无畏所撰《尊胜佛顶修瑜珈法轨仪》,而由不空在《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中加以简化而成,成为敦煌石窟尔后"佛顶尊胜"一系造像的典型。     

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文本形态与演述传统

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既融入了天神创世、人类产生、万物起源、日月形成、洪水泛滥等神话内核,也吸纳了口传叙事与佛经文学的诸多要素。通过文本比较,可以探查该史诗的叙事结构和基干情节母题,从而印证这一史诗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是本土神话故事和外来佛经故事结合的产物,也是傣族地区本土宗教与小乘佛教和谐并处的结果。傣族村寨佛寺有大量的创世经本供僧人阅读,或者民间歌本由章哈自己保管和使用。史诗的主要传承人有歌手章哈和僧人康朗,他们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共同参与了史诗的创编、演述和传承。     

两种毗卢遮那佛造型:智拳印与最上菩提印毗卢佛造像探讨

文章对中国境内的两型毗卢遮那佛造像——结智拳印与结最上菩提印毗卢佛像的遗存与流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探讨,试图还原这两型造像在汉、藏佛教艺术发展中的历史面貌.     

史诗与治疗:菲律宾阿拉安人的英雄史诗《伦皮恩传奇》与巫术治疗

基于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原创性地深描了菲律宾山地原住民族阿拉安人的英雄史诗与巫术治疗之间的关系.首先介绍了阿拉安人以及《伦皮恩传奇》史诗的情节;然后分析该史诗是如何在阿拉安社会中与巫术治疗紧密结合在一起,借助于史诗吟唱等仪式操作,最终达到治疗病患、祓除灾祸的目的 .史诗被融入巫术仪式的种种操作中,通过吟唱史诗达到赞颂神灵的目的 ,为巫术仪式提供了神圣的权威和历史的溯源,从而发挥了广义上治疗的社会功能.     

《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藏族史诗《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中篇幅最长、影响极广、哲理最深、文化内涵最丰富、生态理念最突出……加之她又是唯一一部活形态史诗,认识价值最高,从而对她的研究已形成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格萨尔》学。     

史诗《玛纳斯》域内翻译传播研究

史诗《玛纳斯》属于口头文学,其传播方式有两种: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由于口头传播范围有限,文本传播成为史诗流播范围得以扩大的重要途径。论文探讨史诗《玛纳斯》口头传播局限以及文本传播成因,从史诗的搜集、记录、整理、出版、翻译等方面评述域内史诗文本传播的发生、发展过程,指出对于"活形态"史诗来说,口头传播是其根本特征,但如果缺少文本传播这种方式,史诗很难形成跨民族、跨地区、跨国界传播态势,这对于《玛纳斯》史诗的"世界化"无疑是一种损失和缺憾。     

格萨尔史诗图像在仪式中的使用及其文化认识

图像也是格萨尔史诗重要表现形式.格萨尔史诗图像根据内容可分为两类,画像(塑像)类图像即是其中一类,其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史诗艺人在举行说唱仪式时用于供奉.本文认为:1、图像是史诗艺人在举行降神仪式时为降临的神提供的多种形式的依止中的一种;2、降神仪式及其在仪式中以图像作为降临的神的依止的做法源于古老的巫文化,是古老的巫文化在史诗传承中的留存.     

西藏《格萨尔》抢救工作及其研究前瞻概述

千百年来 ,史诗《格萨尔》以其高度的人民性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在藏族民间广泛流传。直到今天 ,《格萨尔》说唱艺人仍以他们非凡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继续活跃在民间 ,为史诗增光添彩。据迄今搜集、抢救、整理的情况看 ,全国藏区《格萨尔》说唱艺人自报能够说唱的《格萨尔》篇目多达千余条 ,经过去同存异 ,具有独立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篇目达 2 2 6部。无论是篇幅 ,还是诗行、字数 ,比世界上最古老、最著名、最长的五大史诗的总和还要多 ,称之为“世界史诗之最”毫不为过。　　一、史诗《格萨尔》依然以活的形态在西藏流传史诗是一个民族宝贵的…     

《格萨尔》说唱艺人斯达多吉

在《格萨尔》学领域研究说唱艺人是重要的课题。世界绝大多数著名史诗已成固定文本,没有传唱艺人,而藏族史诗《格萨尔》仍以活的形态被艺人传唱,这一切应归功于神奇的说唱艺人。因此,挖掘、发现、调查和研究说唱艺人是抢救、整理《格萨尔》的重要环节。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探访艺人,首次研究《格萨尔》少年说唱艺人斯达多吉,并分析该艺人的说唱特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