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型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迅猛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和加强,主权国家开展外交活动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经济手段为其国家战略服务,经济外交已成为国家交往的重要方式。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经济外交"概念写入政府正式外交文件中的国家,其经济外交的实践对日本经济大国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持续的经济低迷使日本经济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日本,将经受一场近代以来继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战略转型的严峻考验。     

二重外交与西原借款基本构想的挫折

西原借款是一战后期日本实现"东亚自给圈"构想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是制铁厂借款与币制改革借款,但二者最终未能成立。其中主要冲突表现在三个层面:机构层面,大藏省→驻华财务官与外务省→驻华公使馆的对华政策输出渠道之争;个人层面,"私设公使"西原龟三与驻华公使林权助的对华外交代表之争;理念层面,"朝鲜组"的自主外交与外务省的协调外交之争。综合而言,导致西原借款基本构想得以实施但又遭遇挫折的结构性因素正是近代日本的二重外交体制。     

刘天纯等著《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出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刘天纯等8位学者合著的《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一书,已于004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字。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共分5个部分20章:第一部分,日本对华政策概观;第二部分,近代时期对华政策;第三部分,现代时期对华政策;第四部分,中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与中曾根内阁的大国外交构想

战后日本在从一个“四等国家”发展成为经济大国,进而走向政治大国之路上,经济外交功不可没。经济外交促成了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而经济大国的份量反过来又成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资本和基础。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中曾根内阁大国外交构想的提出上。纵观这一系列发展演变的过程,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与中曾根内阁大国外交构想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内在联系。     

论清末梁启超的外交思想

甲午战争后,梁启超提出"联日拒俄"的外交思想,认为只有联合日本,抵抗强俄,才能免遭列强瓜分的危难;日俄战争后,梁启超又为中国设计了"名誉孤立"的外交方针,以便使中国在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一转变反映了梁启超外交思想的日趋成熟,更反映了梁启超对中国内政的关注.     

小泉政府的能源外交

能源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保障。日本是世界第三大能源进口国,其维持经济发展的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小泉纯一郎入主日本内阁以来,其政府着力推进在中东、中亚里海、非洲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外交”,制定使日本能源进口多元化,保证日本充足、稳定的能源供应的国家战略目标。在此过程中,凸显出小泉政府独特的“能源外交”特点。     

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周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外交之父.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公报"签署两件典型事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和而不同、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外交风格,从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特别是中华文化中"和"的光辉.     

公共外交实践研究及其意义

"公共外交"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在实践的意义上从西方引入中国。对外交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外交理论,而是外交实践,因为外交实践是产生外交理论的主要源泉。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外交,需要强调"公共外交"中的"公众",公众是公共外交的真正行为主体。     

从《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流派及方法论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出现了两大方面的变化:后修正学派形成并提出了"共识说";"国际史"取向的方法论为大多数史学家认同。然而,《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出版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外交史学界,现实主义学派、修正学派、自由主义全球化论者以及后修正学派在基本史观和重大问题见解上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决然对立;方法论方面也尚需进一步完善。     

评宫岛乔著:《输入外国劳动者的逻辑》

作者在本书中强调指出,外国劳动者问题不仅应该在接受方面加以讨论,而且应该深入考虑日本的社会制度。外国劳动者问题,是有关日本社会、文化以及教育的问题,必须对日本如何开放(或者关闭)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本书的内容如次: 第1章:输入外国劳动者的逻辑;第2章:正在发展的事态;第3章:接受外国劳动者与地方的课题;第4章:城市社会与外国劳动者问题;第5章:国际化社会中外国人的人权;第6章:现代国家与“走向差别的权利”;第7章:     

富兰克林·罗斯福外交中的开放原则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外交可以看作是罗斯福一个人的外交。1941年是罗斯福外交思想中开放原则形成和系统化的重要标志。构成这一原则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使命观念:他坚信美国拥有世界性的使命,在世界上应当发出重要的甚至是支配性的声音;第二,世界一体、互相依存的思想;第三,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第四,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第五,结束老殖民主义和“势力范围”、构建开放型殖民新体系的设想;第六,建立世界性普遍安全体制的思想。     

近代日本外交危机的肇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利用日英同盟和日俄密约,将几乎等同于本土面积的殖民地攫取入怀,并向袁世凯提出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一些大国成为日本的同谋,一些大国只在旁观。但美国却开始以铁路中立化计划向"满洲"渗透势力,发起"金元攻势"。威尔逊总统提出新外交理念和准则,完全改变了东亚国际政治的环境。近代日本的外交危机由此而肇始。     

北洋政府“联美制日”外交及其困境(1920—1924)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形成美、英在太平洋地区共同对付日本的局面。这对中国抵制已成国家命运重大威胁的日本侵略,是有利的国际条件。以此为依托,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改此前皖段政府所为,宣布实施与美国及协约各国一致行动的外交政策,得到美方积极回应。"联美制日"外交取得重要成果:通过联络美国及与之结盟的英国,中国成功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国际安全机制,开始受到《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为核心的国际公约保障,外交上不再孤立,并因此赢得一段应对日本大规模侵略的准备时间。北京政变后,直系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联美制日"外交受挫,这为日本扩大侵华目标提供了方便。直到济南事变发生,中国才重新回到联络美国抵制日本侵略的外交轨道。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调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进行了重大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调整。对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变是对外战略调整的重要依据;国内工作重心的确立是对外战略调整的出发点;对国际战略力量划分的科学认识是对外政策调整的认识基础。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务实的外交风格则是此次对外战略调整的实质内容。     

加拿大新公共外交评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面对变化的国际环境,加拿大开始了新一轮的公共外交攻势。通过国际广播、文化交流项目、国际教育项目和新媒介等新旧公共外交工具的灵活运用,加拿大公共外交迈入"新公共外交"的新阶段,其在达成国家外交政策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联邦与地方两级政府分权模式的影响、资金投入的相对不足以及国内政党政治的掣肘,加拿大新公共外交的前景不容乐观。     

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战略

2012年12月26日再次组阁后的安倍晋三积极推行"战略性外交",并为其外交设定了三重战略目标,即"摆脱战后体制"、建设"强大的日本"、确立日本的领导地位。为此,安倍政府采取了绑架美国、稳住俄罗斯、对抗中国、拉拢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布局,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安倍的外交突进影响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并造成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和平地缘外交思想与实践

20世纪50年代,国际形势相对缓和,国内建设需要和平环境,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和平外交的地缘政治思想,其主要内容涉及外交统战、集体安全、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诸多方面。在这一时期的外交实践中,新中国妥善处理了外交与革命、周边外交、大国协调外交以及多边外交等问题。不仅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宝贵的和平,而且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均势外交

罗会钧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2期撰文指出,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中,均势外交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表现出全球性、霸权性、灵活多样性和长期性等特点。美国之所以热衷推行均势外交,这是因为：第一,现实主义理论长期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而现实主义历来推崇均势外交;第二,地缘上的优势和强大的国力为美国推行均势外交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均势外交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的需要。     

灾难外交：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模式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是一个灾难频仍的世界,如何处理受灾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灾难为公共外交的互动提供了平台,促生了以灾难为媒介的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模式——灾难外交的产生与发展。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型外交方式,具有灵活性、形式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成为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维护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工具。本文将结合"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各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展开分析。     

宗教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的美国外交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泛滥在宗教界的反弹就是宗教保守主义的崛起。由于具有更多的政治共性,宗教保守主义与共和党走向联合。宗教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强化了美国外交中的“使命”意识;强化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正义与邪恶的二元论观;强化了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强化了美国人权外交中的宗教自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