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生产流通合作效率及其推进策略研究——以普兰店市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调研为个案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及其流通体系的构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支持并确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符合市场化取向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生产流通合作效率是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2006年和2008年进行的两次对普兰店市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调研资料和构建的生产流通合作效率评价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中农民之间的横向合作、农民与购买者之间的合作以及专业合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对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经济绩效的提升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政府支持和投入为主要特征的专业合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影响程度最大,而且在现阶段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过程中要同时发挥政府部门和经济合作组织自身建设的作用。     

失衡的引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之根

我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农业、农民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亟需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双重引擎.20世纪中期以来,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必然造成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走出困境的突破进路,这一转变要求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民间组织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中，农村民间组织日益受到关注。农村客观存在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农村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农民特殊的社会文化需求和农民的创造性实践推动了政治、经济公益类和社会文化服务类等民间组织的生长和发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并且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给以正确的引导和充分的支持。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功能和构建评价与思考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近几年在我国农村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合作组织。它在组织农业生产、农产品贸易、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认识和分析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功能和运作模式等,以促进研究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发展。     

国家主导型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建构对乡村振兴的启示：日韩农协组建的再考察

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发挥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日韩农协组建历史的考察,研究发现：人多地少、以自耕农为主的东亚小农社会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特殊经验,即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地建构农民自治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借助横向合作属性与纵向规模效应的有效互促,实现农村“公益”的发展。这种农业发展的“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建构过程,值得中国乡村振兴学习借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基于国家法团主义对农民进行再组织,构建有效的联结政府、市场与农民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村党支部引领组建的合作社作为单位农协,再改革现有的供销社纵向组织体系是较为现实的路径。     

中国社会改革与“整体性”国家的破解

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高度合一的“整体性”国家。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市场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企业与政府一道主宰了国家政策的话语权。社会力量的弱小导致社会领域在万能市场失灵、全能政府失效之后问题迭出。中共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全方位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只有党和政府转变社会改革思路，通过发展民间组织培养一支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才能有效地化解经济和政治强势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地破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     

政府制度性制约与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依赖

实现“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农”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三农”问题的根源主要在“政府失灵”。政府与市场是驱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两大轮子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 ,对市场经济我们眼下还不能有过多的要求与责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矛盾的主要方面自然在政府一方。 1 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国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寻求提高政府有效性的途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 ,“三农”问题 ,乃至中国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     

茂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与创新研究

从当前我国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国际经验来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已成为组织和服务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形式和必然趋势。近年来,茂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解决本地"三农"问题上发挥出了显著作用,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从其发展现状和问题来分析,茂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创新之道主要在于政府引导合作组织强化治理机制,加强内部管理,拓展合作领域,以及弥补政府自身缺位问题。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发展的思考

在城乡关系的不断演进中,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在逻辑与融合路径。“以农民发展为核心,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制度优化创新为抓手,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其与农民中心逻辑、市场逻辑等具体逻辑,以及农民发展与市民发展协同、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与农民收益协同、制度优化创新与战略规划协同、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等协同逻辑,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应深刻认识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全力推进以农民发展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科学利用制度优化创新规律,全面推进战略规划引领的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促使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当代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成因研究

近年来 ,农村民间组织发展较快 ,而目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够。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自身广泛社会资本的运用 ,基层政府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及农村精英的参与。农村的民间组织能协助政府治理乡村 ,是农民自身的利益表达机制。但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引导     

大力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适应农业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农民群众发展经济、增收致富的一种有效形式，对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参与竞争，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构建农村和谐社会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我们应当抓住各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利时机，因势利导，适时地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     

构建服务型政府中民间组织的功能探析——以汶川抗震为例

公民社会已经到来,而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也需要民间组织.这次抗震救灾证明,民间组织承载了更细化的公共产品提供、资源整合、促进信息公开等功能,是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将会在灾后有更大的发展.     

由"碎片化"走向"组织化"——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构想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势下,农的组织化是一个战略选择。源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与中央集权的政治构架,我国农村与农民一直处于高度"碎片化"的状态,并成为农民权利流失"千年之痛"的"症结"。当"组织化"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时,我国农民却"活"在各种组织"夹缝"之中。因此,开辟一条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管道是保障农民权益的当务之急。对我国"农村民间组织"应定以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地位,还组织权于农民,政府的责任在于战略规划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从“他治”走向“自治”——新中国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发展

公共生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考察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路径也是认识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生活经历了从“他治”到“自治”的模式变迁过程.“自治”的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村民的个体理性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了农村的发展活力.当然,“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促进农村“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健全网络化的治理机制,整合多元力量,实现多元合力;通过实现优化调控,保障“自治”的公共生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广东农村文化建设：成效、问题与对策

近几年来,广东农村文化建设呈现较好的发展局面,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改善。但我省农村文化建设还存在投入不足、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文化市场发育不完善、农村文化服务质量不高、农村文化干部队伍素质参差等问题。为此,需要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拓展群众文化活动,拓宽农村文化服务领域;发展农村文化市场,促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发展农村民办文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资源、权威与社会认同困境——以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例的分析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内外交加”困境是在由单位制时期向后单位时期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对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在成立和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分析发现,这些“内外交加”的困境表现在: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着组织资源匮乏、组织权威失效、社会认同度低下等方面.而社区民间组织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忽视、社区民间组织自组织化的“弱视”以及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漠视.要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就必须在政府层面上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规划及相关制度建设,以提升与社区民间组织“合作共强”的能力;在社区民间组织层面上,要规范其活动行为以增强组织权威;同时还要动员各种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民间组织中以改良其发育的土壤.     

基于包容性的农民收入增长路径研究

文章构建了农民包容性增收循环模型,细化了农民增收的七条路径,并结合中国牡丹画第一村平乐村农民的增收实践,研究了公司与农户在产业化经营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权益和利益的变迁。研究指出农民增收的路径:第一,提高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二,鼓励和支持以农产品为基础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第四,明晰土地和房屋的产权,加快农村土地和农村房屋产权交易市场建设;第五,加大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性支付力度;第六,借鉴印度的包容性金融的经验,重点推进农村微金融的快速发展;第七,加快承接发达区域的产业转移,促进城市产业向乡村转移。     

农民主体意识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转型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强调农民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协调合作。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农民的主体性缺失以及农民主体性实现缺乏应有制度保障、建构主体社会责任的缺失等问题。但以往研究并未对此给予足够关注。因此，可以考虑从建构主体社会责任意识强化、农民主体性实现及制度保障等角度做进一步研究。     

公民社会培育视野下的四川农村民间经济组织

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程度,不仅表现为经济的增长状况,而且表现为社会的发育程度。公民社会的发育状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使农民感到需要组织起来,而且使政府希望农民组织起来。四川农村民间组织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并顽强地发展着,这些组织主要的和大量的是经济组织,它们对于发展生产、化解矛盾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们尚具有明显的官办色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广西生态农业发展探微

发展生态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发展生态农业是促进广西农业增效的根本,实现广西农民增收的关键,改善广西农村环境的前提。应从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民众生态环境意识等方面来发展广西生态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