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菊池贵晴的《中国第三势力史论》

(一)《中国第三势力史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研究的权威人士菊池贵晴的遗作。作者在其晚年化了约10的功夫,致力于“第三势力”——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各小党派     

全面评价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近年来党史学界关于党的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天然的领导权”。理由是:四大未提出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未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彭述之有“天然领导权”思想,他影响了四大。我的粗浅看法是;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虽有缺陷,但不是“天然的领导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19世纪70年代产生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地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五四运动时,他们提出了“提倡国货外争国权内除国贼”①的政治口号,并参加了“三罢”;二七罢工前后,他们提出“理财制宪裁兵废督”及“好人政府与商人政府”②等政治主张;国民会议运动中,他们曾致电段祺瑞,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从冯玉祥北京政变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很明显的在政治上积极起来。”③四大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阶级状况及政治表现,缺乏应有的认识,错误地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渡中”,“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④,因而未能提出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的确是个严重缺陷。列宁1905年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     

两条根本对立的政策路线——影片《不夜城》是怎样歪曲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的

《不夜城》是一部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以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为题材的作品。既如此,我们便获得了这样的权利:一方面要求它真实地揭示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要求它正确地表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但是在这两方面,影片都不仅使我们大失所望,而且使我们感到愤慨。《不夜城》首先捏造了一个完全违反事实的前提——资产阶级的本性已经改变了;接着,便大做文章:似乎根本用不着什么阶级斗争,只要诉诸人性、爱、感化之类的手法,资产阶级便会整个地欢天喜地地被“带进社会主义”了。这是一个荒诞的神话,但正是资产阶级需要的的神话。我们必须拆穿它。     

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个问题的思考

上海市高教局组织编写,陈旭麓,姜义华主编的上海市统编教材《中国革命史教程》,已于1988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这本教材中,吸取了近几年来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并对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现就这本教材第五章“两个政权两条道路的十年较量”中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一、关于在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背叛了革命的问题前几年编写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教材大都认为,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     

再谈《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撰写时间——与吴天墀先生商榷

《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以下简称《碣铭》),是一篇重要的西夏文献。著录在明《嘉靖宁夏新志》(以下简称《嘉志》)中。由于著录有误,笔者在《<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伊文》(以下简称《佚文》)①中,对《碑铭》的撰写时间,进行过考证,认为《嘉志》原文“大夏天庆三年八月十日建中的“天庆” (桓宗年号1194——1205年),应是景宗李元昊“大庆”(1036——1038年)之误。1930年拙文发表以后,     

“越铎日报”署名“独立”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

我们在大连图书馆所藏部分《越铎日报》中,发现四篇“古文”,分别署名“独应”或“独”,它们是:在社论栏发表的《望越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和《望华国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禹域秋阳”专栏发表的《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一日)和在“黄钟”专栏发表的《民国之征何在》(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我们认为这四篇文章都是鲁迅佚文。现将全文试加标点抄录如下,并谨从几个方面做一考证。     

揭“四人帮”評古典詩詞的險恶用心

一九七五年前后,一向高喊对古代文化遗产要“砸烂一切”、“彻底决裂”的“四人帮”,突然对古典诗词发生了“兴趣”,江青多次吟咏唐宋诗词,张春桥在暗室里写下《有感》;“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几乎同时在七五年二月抛出了三篇评论古典诗词的文章,即《论刘禹锡的政治诗》(载《红旗》1975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论刘诗》),《论李商隐的无题诗》(载《历史研究》1975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论李诗》),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

人权派是指活跃于1929年至1931年间一部分在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为胡适、罗隆基。他们深受法国《人权宣言》等思想的影响,试图模仿。其政冶主张是:一、实行言论绝对自由;二、反对“党治”,鼓吹法制;三、实行“专家政冶”,由专家管理国家。人权派的主张反映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反映了蒋介石实行封建主义和     

对毛泽东民族资本主义观转折点问题的思考

毛泽东民族资本主义观的转折点问题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也存在较大分歧。毛泽东民族资本主义观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九月会议”是转变的起点,而建国前后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则是这种转变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完全改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转而认为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     

略论茅盾笔下的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

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师,他是以长篇小说作家,擅长于塑绘“时代女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形象著称于世的。我们对他的一生稍加考察便会发现,他简直有点执拗地写下了《蚀》、《虹》、《子夜》、《第一个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锻炼》等七部长篇小说。而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长篇小说中除《蚀》、     

“科炭”补证

吴善中同志《追叙“科炭”功释疑》一文(见《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对邢凤麟同志《追叙“科炭”功质疑》的若干论点提出异议,论证拜上帝会“科炭”救人和太平天国叙“科炭”功都是历史事实。我同意吴善中同志的观点。这里再就《释疑》文中没有提及的一些史料,对“科炭”     

略论吴荪甫形象的真实性

茅盾在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中,塑造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能称之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的人物吴荪甫。这是一个被茅盾自己称为“具有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由于茅盾突出地刻画了吴荪甫的这一性格特征,以至于使人觉得吴荪甫“太英雄气概了”,进而     

心理的嬗变与社会的动势——《山雨》和三十年代农村小说的反思

1 在三十年代繁花叠锦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一枝独秀,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特殊的存在。三十年代初,当《山雨》刚一出版,即有人撰文评价。茅盾称赞说:“还没有见过第二部这样坚实的农村小说”(《王统照的<山雨>》,《文学》第一卷六号)。吴伯箫把它与《子夜》并论:“一写农村破败,一写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双峰并峙,并把一九三     

如何看待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目前论述《红楼梦》的书里,大都有这样的论断:《红楼梦》“歌颂地主阶级中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 (《辞海·文学分册》)”,《红楼梦》“对于叛逆的贵族青年和勇于反抗的奴隶深情地予以赞美”(华东师大《大学语文》。八三年版),《红楼梦》“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上述“叛逆的贵族青年”指的就是贾宝玉,里面的“歌颂”,“赞美”主要指《红楼梦》作者对贾宝玉的歌颂、赞美,但其中多少包含着今人对贾宝玉所持的态度。这种观点是否符合《红楼梦》一书的实际?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探讨。     

不要拆毁那“通达彼岸的‘桥梁’”——和林志浩同志讨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再评价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4期发表的林志浩同志《通达彼岸的“桥梁”》一文(以下简称林文),重新评价了三十年代出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瞿秋白同志的杰作《〈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 林文对《序言》的所谓“不足之处”作了所谓的“具体的分析和说明”,以指出它的所谓的“缺陷”。然而,林文的这些批评,对整个《序言》的再评价,是不公正的。     

从《申报》香烟广告看“国货运动”对香烟业的影响

《申报》是中国报业历史上商业报纸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报坛红极一时。而20世纪30年代是《申报》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其广告业务也得到巨大发展。这其中,《申报》的香烟广告数量大、品牌多,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同时,30年代正是国货运动高涨的时期,各种以销售包括香烟等商品为目的的国货广告大量在报刊杂志出现。《申报》的香烟广告涉及面广,影响较大,成为反映当时“国货运动”对香烟消费者、中国烟草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外国烟草企业等造成的影响的一面“窗口”和“镜子”,从而折射出特定宣传运动对香烟产业的影响。     

颜元心理学思想初探

颜元,字易直,亦字浑然,号习斋,生于公元1635年(明崇祯八年),卒于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河北博野人。颜元的学说以抨击宋明理学、排斥佛老之说、强调践履实用为基本特征,是我国十七世纪思想界中的一支异军。颜元的主要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其中以《四存编》的“存性”、“存学”和《习斋记余》中的“人论”等篇心理思     

汉石经《尚书》异文与今本《尚书》校议

汉石经刊刻于熹平四年(175年),虽然残存的字数有限,但仍能大致反映出石经刊立时《尚书》写本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异文,更是对今本《尚书》的理解和校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益稷》“光天之下”句“光”字的含义为“充溢”、“充满”;《禹贡》之“岛夷皮服”当为“鸟夷皮服”;《大诰》之“有指疆土”或为“有诸疆土”.     

唐才常维新变法思想浅论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是“二十年刎颈交”,同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时人称为“浏阳双杰”。过去,人们对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研究较多,而对唐则研究不够。本文拟对唐才常维新变法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变法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作些初步探讨。 一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短短几年间,中国社会迅速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马关条约》的签订,开始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更加严重的新阶段。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掠夺中国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豆剖”的危险从“渐露机芽”发展到“迫在眉睫”。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特别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严重的民族危机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爱国救亡的决心。十九世纪60—80年代还处于思想伏流状态的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代表甲午战后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小批爱国知识分子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唐才常是他们中的姣姣者。《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唐才常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和约已成,所约条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窃恐天下瓜分之兆,已先见于台湾矣     

为《左传》注一字

读上海版《春秋左传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和北京版《春秋左传注》(以下简称《注》),发现昭公十三年传文末数第二节“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中的“期”字有疑,当为之作注,而《集解》和《注》皆未注,笔者于此愿有所说明。一、不应是“期”,而应是“旗”。通观昭公十三年和十四年传文,可知此处之“子期”当是“子旗”之误。上观昭公十三年传文,可知子旗即佐楚平王(公子弃疾、蔡公、熊居)乘乱夺取王位之成然(蔓成然、(?)成然),以其佐立之功,楚平王“使子旗为令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