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分权、基本公共品供给偏向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当前中国基本公共品供给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性是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有着政治和财政的双重激励,导致基本公共品供给存在严重的经济性和城市性偏向,进而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并通过初次和再次分配两个环节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革当前分权体制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并创新城乡基本公共品供给制度,方可促进城乡基本公共品均等化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财政分权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

构建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数理模型,从理论视角阐述由于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在对本地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效率损失,实行地方财政分权比中央统筹统分的财政集权更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验证模型结论,指出实行财政分权可以有效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且财政分权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施效果存在显著地区差异。通过进一步考察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人均经济增长率、金融市场环境、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而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视角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维度与受益维度测算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结合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逐年提高，且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更高。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减少地区劳动力流动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占比达到38.89%,劳动力流动中介效应占比达到20.94%。鉴于此，应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城市偏向，增加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以提升农村人口质量、发展质量，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逆向财政机制与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差别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难题。目前,中国财政制度政策的安排,导致相对较穷的农村部门的广义税收负担大于其财政收益,这种"劫贫济富"的"逆向财政机制"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通过构造逆向财政指数,测算结果表明1998—2015年中国财政始终存在逆向财政机制问题。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逆向财政机制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反过来加深逆向财政机制的程度,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的相互影响关系。为消除逆向财政机制,应当建立"四进一扶"的涉农财政新机制,将农村居民缴纳的税款"整体"还给农村居民;加快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不仅实现地理意义上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着力实现身份意义上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消除对农村居民财产权法律制度上的歧视性安排,使城乡居民享有同样的财产权利。通过这些措施,形成顺向财政机制,从根源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基于城乡二元收入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基于城乡二元收入模型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不打折扣,则无论是在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还是在劳动力“有限剩余”阶段,新型城镇化始终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我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同时新型城镇化也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良性反馈作用。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我国财政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理论分析了财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随后采取协整和误差纠正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与理论分析不一致。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我国的财政收入会缩小而财政支出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均衡财政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不显著,这就要求政府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财政收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的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存在不均等的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采取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井口完善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等措施。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周期性波动的来源分解

测算了1978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以收入来源分解基尼系数法对其增量进行了分解。研究表明,受改革进程和宏观政策的影响我国城乡差距表现出很强的周期性波动;体制变革促使城乡居民分项收入比重变化引起的结构性效应推动城乡差距长期上升,为缓解改革中的偏差采取的调整性政策使各分项收入在城乡间分布发生变化的分配性效应曾两次促使城乡差距短期缩小;综合两种效应分析,二元体制下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差距贡献最大,对此做了实证分析并给出了政策性建议。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会自发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基于生产要素理论,从农民收入构成的角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会自动缩小.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进行制度创新,创立有效激励的制度,加速生产要素流动,平抑收入差距.     

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四川省138个县(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基础上,采用四川省县级数据对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尽管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但由于地方政府官员自身利益需求,地方政府更愿意将财政资源用于经济领域而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导致了中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在县级层面变现更为突出。因此,政府应该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既考虑财政的均等性同时也要注重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通过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及建立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并改变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以保证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广西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是制约广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目前,广西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各异,供给水平不同,审批程序不一致,以及公民享有权的非均等化等问题相对突出。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的城乡体制决定论,＂乏力＂的财政供给体制,＂隐性＂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等。为此,缩小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应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转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完善财政支农惠农政策,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式财政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政府的“经济人”及有限理性假设,构建了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约束效用函数,并利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供给时的演化博弈策略、演化趋势等核心问题.在中国式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努力实现公共服务供求方的信息对称,对于提高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降低地方官员的道德风险、缩小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遵循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对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可以通过助力农业增收和提高非农收入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南方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优于北方地区。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基于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均等化,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财政分权、双重激励与地方政府供给偏好的异质性

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供给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的供给偏好整体上偏离于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偏好,并且这种扭曲型偏好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从而内生出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为此,在保持适度财政分权的同时,应该变革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重塑公共服务型政府。     

重庆市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根据重庆市1985—2012年的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重庆市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改善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此提出政策建议：重庆地方政府应降低普通大众获得金融资源的门栏,扩大金融发展规模,加大支农投入力度,大力扶持第三产业发展,在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鼓励发展服务业,以改善重庆城乡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考虑数据可获得性,文章采用1999——2017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教育、社会保障与卫生医疗3类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教育供给与社会保障供给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存在积极作用,卫生医疗供给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4个地区,各地区社会保障供给、卫生医疗供给实证结果与全国一致,但教育供给实证结果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教育供给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积极作用,但中部和西部地区教育供给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存在积极作用。     

多种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实现机理与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是经济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人们日益追求美好生活需要内在要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该文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实现机理模型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指数。中国2005—2016年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程度显著提高,但城镇化进程并没有显著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程度;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更多追求高端的非基本公共服务消费需求;人口结构与城乡差距仍然是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主要阻碍性因素,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效率能显著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程度。因此,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增强我国城镇化的公共服务匹配能力,缩小城乡公共服务消费差距,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政府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解析

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使用2011—2017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实证结果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政府建设主要通过遏制腐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同行政等级、地理区位、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城市,其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所不同,普通城市、中西部城市及高水平信息通信技术(ICT)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政府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显著缩小本地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能抑制相邻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西北五省区1985～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政府的财政支持有助于缩小西北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而经济开放程度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则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提出了缩小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收入差距调节效应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理应在更好解决“老有所养”的同时,发挥出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格局、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城乡差距的功能与效果。基于相关年份分省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现阶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差距调节效应,结合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逐步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现阶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并且呈现出先扩大而后缩小的“倒U形”轨迹;同时,微观检验也部分地验证了这一结果。为此提出：（1）应高度重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与差异化发展趋势;（2）应逐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和待遇调整机制;（3）应通过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农民和弱势群体收入增长来更好地发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消除老年贫困和收入分配调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