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诗化语言观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观是诗化语言观,它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本体论上,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以境域式的显示关系代替了线式的揭示关系;从对语言诗化本性的思考和表述上,采用文学化的思维和表达策略。海德格尔的诗化语言观是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在语言问题上的延伸,即扬弃主流语言哲学传统的主体性的理性主义语言观,建构一个非主体性的诗化语言观——这在西方20世纪诗化语言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西语言观异同的哲学观照

中国与西方语言观的异同,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和西方在宇宙观、认识论问题上的直接反应,受各自的哲学和宗教所支配。而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根植于不同的“土壤”之中,它们之间的差别,决定了二者的语言观相去甚远。     

道家道言观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

只要是哲学的，无论古今中外根本上都是相同相通的。在语言哲学方面，西方哲人对老、庄之“道”的认同与肯定表明，道贯东西，中外一理。“道言观”实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有着深刻的契应之处，具体地可以从语言批判、模糊语言、诗化语言、自然语言等方面得到证明。一方面证成存在着语言哲学的中国形态这一结论，另一方面则要达取道家语言哲学的深意     

海德格尔诗意语言观的革新及其启示

诗意语言观是海德格尔诗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诗意语言被提升到存在的高度来强调语言对人的生存意义,颠覆了人是语言主体、语言是社会化交流工具的西方传统语言观。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把语言对象化,使语言失去鲜活的生命力,而本质上语言是存在的家,诗意语言才是本真的语言,能够表达此在的存在意义。诗意语言的本质是人的诗意存在与生命决断,以通向诗意语言之途敞开人的诗意栖居之境。     

言语交际应遵守交际原则

语言是交际工具。人们要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都需要通过言语交际来实现。言语交际是一种双边活动。为了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并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交际双方必须遵守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合作原则要求交际双方必须采取互相合作的态度，要尽可能简明清楚地为对方提供真实的适量的有关的信息。具体说，交际时要提供对方所需的信息，不能缺少，也不能超出；所提供的信息要真实，不说假话，也不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说话要与话题相关，对对方提出的问题不能避而不答，也不能答非所问；说话还要清楚明白…     

海德格尔诗意语言观与伽达默尔诠释学语言观的当代阐释

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普遍呈现出拒斥形而上学的语言之思及语言观变革。超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思想可以回溯到维科的诗性思维和诗性语言、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理想、狄尔泰的生命体验哲学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20世纪海德格尔的诗意生存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进一步探寻超越形而上学的语言道路。深入阐释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语境下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语言观,对于深入把握语言学转向的思想逻辑与当代语言观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存在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当双方对对方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都了解和接受时，交际才较容易进行；反之，交际则很难进行，甚至造成交际的失败。     

中西语言观之辨异

中西语言观走过相近理念的历史,但西方“语言学转向”使得二者的发展与影响可谓同途殊归。追根溯源,则可见二者源于完全不同的语言认知体系与集体无意识。这是我们今天在引进西方语言学成果并介入其研究热点中,所必要警觉的心理偏差与理解偏差之所在,也是中国语言研究走向成熟心态与清晰理念的必要澄清。     

大学英语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辩

目前学界存在大学英语教学到底应加强人文性还是工具性的辩论。我们对2000年以后CSSCI期刊上直接参与这场辩论的33篇文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结果发现:(1)双方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对对方观点的误解与以偏概全;(2)与其说两者针对对方,不如说他们针对的都是大学英语教学脱离思想和内容、仅重视语言技能训练的现状。我们提出,通过增设以英语讲授的内容性课程,可以有效改善这一现状,实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协同发展。     

中西语言观的差异与审美境界的生成

本文从中西哲学对道的不同理解入手 ,试图为中西古代语言观的差异找到原因。在西方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逻各斯 (Logos)与神的隐性统一 ,还是中世纪的“Word”的“三位一体” ,都体现出强烈的神本体论倾向 ,而语言作为神性的集中表现 ,它就是神的现实化。因此 ,西方近代以前的神本体论实际上和语言本体论并行不悖 ,语言在西方具有本体意义 ,语言和道契合无间。但是在中国 ,以“道法自然”为基础的自然本体论对语言的重要性只是作了有限的强调 ,认为语言与道之间有差距 ,这种差距甚至要通过“象”来沟通 ,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中国古代对审美境界的探讨。审美境界 ,是以言、象为基础 ,以超越为手段 ,以道为旨归 ,以“游”、“忘”为心理特征的生成性心理空间。     

论维柯的诗性语言观

原始语言与原始人的思维是同一的,原始的语言即诗,它具有情感性、意象性和描绘性等特征,并以诗性形式影响和构筑着原始人的各种活动,从而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生活向导。维柯的诗性语言观是西方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先声,是对人文主义修辞学传统的捍卫。     

语言哲学问题探讨

语言哲学研究目前正成为国内外语语言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趋势.从宏观层面来看,这其中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哲学的语言转向、语言哲学的具体研究内容的问题;二、西方语言哲学终结观与当前国内外语界的西方语言哲学研究的问题;三、哲学的语言学化和语言的哲学化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是从整体上了解当前外语界语言哲学研究的关键.     

杜威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及其当代意义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从工具主义观念出发,把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提出了语言的作用和语言的意义学说,反对构造抽象的形而上学,具有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的特征。杜威对语言哲学的研究,丰富了世界哲学的研究内容,体现了实用主义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反思,主张用意义理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对逻辑实证主义、现代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

20世纪 80年代新名词与 90年代新话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与国门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一现象在中国得以通行还与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品性有关。现代汉语是深受西方语言影响的新的语言系统 ,它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 ,这种亲和性使它对西方语言具有敞开性。本文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新名词作为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新话语方式从根本上是一种新的思想 ;也就是说 ,它本质上既不是汉语所已有 ,也不是汉语所潜在的即汉语在机制上所能产生的 ,…     

21世纪的自动翻译电话

到2000年,当您拿起电话打国际长途直拨电话时,不管您说什么国家的语言,也不管对方在哪个国家,双方都可能自由地畅谈,不用担心语言的障碍,因为那时使用的将是自动翻译电话。     

《雪国》与《死者》死亡观对比研究

川端康成《雪国》与詹姆斯·乔伊斯《死者》分别折射着东西方死亡观。从死亡本质、意义、态度三个维度分析,东西方均认为死亡有助于个体审视生命,探寻生命价值。东方死亡观认为生死平等,死亡是一种新的存在状态,而西方死亡观认为死亡是原有生命的延续,强调逝者对生者的影响;东方死亡观认为死亡是唯美的,对死亡的态度混杂着伤感与释然,而西方死亡观认为死亡是阴郁的、可惧的。理解其异同有助于我们直面死亡,积极规划人生。     

哈里斯的整合语言学观述评

整合语言学以英国语言学家哈里斯为代表,在符号、语言、交际和语境观等方面质疑西方传统的语言和交际观点。整合主义认为,符号是交际情景的产物,交际是开放的连续体,语用、功能及社会文化对交际具有重要作用。哈里斯整合语言学观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化质差视域下中西方英雄观差异之根源

中西方在对英雄的道德和形象要求、个体与集体关系、亲民与生命观等方面存在显著的观念差异。其根源在于双方的生命存在观、传统哲学、文化、社会主体构成及民族人格等文化异质所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意义的对话何以可能

我以为 ,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对话问题 ,需要对话双方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理解 ,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语境、共同视域或问题域。按照陈启伟先生的说法 ,有意义的对话可以有三种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作为知识补充的对话 ,即把对方作为一种知识对象加以了解 ;第二个层次是寻求共同点的对话 ,以便立足于共同的基础 ,达到互相支持的目的 ;第三个层次是作为互相辩驳的对话 ,目的并非是求同 ,而是互相辩驳 ,在辩驳中互相发明。显然 ,只有这三种有意义的对话 ,才能够获得有意义的结果 ,达到一定的目的。所谓有意义的结果 ,在基本的层面上便…     

近代中国忧患意识的几个特征

忧患是天灾人祸的产物。忧患意识则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给予积极的精神诊断，并以危机感为基础，以加快历史进程为主题，对现实进行辩证的否定、批判、怀疑与建构的自觉意识。近代中国的忧患意识伴随着１８４０年的炮声呼啸而来，使中华民族的先觉者内心痛苦的撕裂与理性的呐喊，沿着救亡和启蒙的轨迹呈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向人们展示了如下特征。（一）近代中西文明冲突下无奈的抉择当西方列强一手拿着大炮，一手拿着商品敲开中国封建深宫古老的城门时，中西双方开始重新认识对方。中国的积贫积弱与暮气沉沉并不是西方人心目中的“…